我国收入分配思想渊源的考察

作者:未知

  【摘要】收入分配,是和百姓切身利益最相关的话题之一。作为人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范畴,历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思考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收入分配的思想。了解其思想渊源,对于我们今天把握其科学内涵,领会其实践要求无疑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收入分配;思想渊源;橄榄型社会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由此可见,在社会物质条件还没有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源动力。完善收人分配机制,则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尤其在时下的中国,改革走向纵深,利益格局急剧调整,收入分配更是举国关注的焦点。执政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他指出:“收人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他曾多次强调: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这个格局的构建,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直接方式,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收入分配思想的主体内容。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分配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收入分配的主流观点主要有两种,即“平均”与“求富”。
  传统文化中的“均”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土地及社会财富在各成员之间的分配相差不大,基本均等:二是要求土地及社会财富的分配要与各社会成员相应的社会地位或者等级大体相匹配。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曾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主张治理国家,最应该关注的是财富分配的平均。只有分配得平均才不会有贫穷的百姓,只有社会和谐才不会物质匮乏,只有百姓安定政权才会稳固。传统文化中的“富”主要也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积富于国”;其二是“藏富于民”。管仲在《管子·治国》中曾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的论断。可以看出,管仲认为治国之策中实现百姓富裕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统治者首先一定要使人民的生活富足、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
  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配思想
  在马克思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已经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模式进行了大胆的设想。
  从16世纪到18世纪,很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在他们各自的理想社会中可以按照需要分配消费品,这其中以莫尔、岗采尔、康帕内拉为代表。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莫尔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要废除私有制度,建立没有私产、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乌托邦”。在这里,大家各取所需,“每家的家长到这儿申请他自己以及全家所需的一切,不付钱,也不付任何代价。他可以领取到他所申请的样样东西。”当然,莫尔也指出这种分配方式需要两个前提:“没有一种物质是不充裕的,也无需顾虑任何人会不按照自己的需要多申请物质。”闵采尔则提出了被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是最接近共产主义的“千年天国”。他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千年天国”。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都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财产都要实行公有,每个人都将按需要从公社获得一切。康帕内拉的理想社会则是“太阳城”。在“太阳城”里,人民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公有一切;人民也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私有财产。他提出,一切产品和财产都由公职人员来分配,任何人都可以从公社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但那里也有严格的监督制度,“负责人员严密地监视着,不让任何人获取超过他所应得的东西,但也不会不给他所必需的东西。”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分配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分配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继承,完成分配理论由空想到科学的变革。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思想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当中。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中心是对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它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消亡,社会成员平等地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与此同时,劳动仍然是人们获取生存必需品的必要手段。这种条件下可以实现“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由社会中心统一把每一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都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衡量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即以付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多少为依据分配个人消费品。同时,马克思也提出,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分配关系并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他还对未来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以后的分配方式进行了大胆设想,认为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因为生产力相对落后,除了公有制经济以外可能还存在着许多非公有制经济,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存在的分配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按劳分配”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理念,但在他生前并没有明确使用过“按劳分配”的表述,这一概念是后来列宁根据自己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理解而提出的。
  四、历代中共领导人的分配思想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立足本国实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探索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在毛泽东所关注的问题中,作为民生重点的收人分配一直居于重要地位,他始终主张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应当是按劳分配。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当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应当采取“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按劳分配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多篇文章中也多次具体阐释了自己关于按劳分配的思想。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青睐按劳分配,是因为相对而言,这是最讲公平和效率的分配理论,尤其是更讲公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影响的毛泽东认为按劳分配可以实现两种公平:其一,每一个劳动者都平等地享有以劳动作为尺度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权利:其二,每一个劳动者都平等地享有以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的权利。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此时的世界已经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都在积极利用技术革命带来的契机寻求自身的兴盛之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主要支撑点的综合国力竞争。面对时代主题的转变,面对经济建设的新任务,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按劳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在一系列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指出社会主义不是贫穷也不是落后,而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峻考验面前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收入分配理念,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发展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时,强调以人为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胡锦涛指出,要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五、时代和人民的期盼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主要矛盾做出全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单纯的“物质文化需要”到升级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正是我们党对我国发展实际的深刻总结。
  “美好生活需要”内容更广泛,不仅包括既有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客观“硬需求”,更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软需求”——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原来的“硬需求”并没有消失,呈现出升级态势,新生的“软需求”则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目前消费结构正在从吃、穿、住、行、用向学、乐、康、安、美五大需求转变。过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规模与人们物质需求的不匹配,现在转向为生产质量与人们需求的不匹配。这是中国的发展轨迹从贫困时代到温饱时代、小康时代,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长期努力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的时代使然。
  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四大不平衡:生产力不平衡、领域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群体不平衡。从社会生产力来看,我国既有世界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领域不平衡是指经济领域的发展一马当先、奇迹频现,但社会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建设还有不少短板,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很多,与经济领域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从区域发展来看,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在东部和大城市同西方国家差不多,但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在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群体不平衡主要是指虽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处在中等偏上行列,绝大部分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截至到2017年末仍有3046万人尚未脱贫,城市还有许多困难群众。
  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指整个社会的发展总量尚不丰富、发展程度尚不够高、发展态势尚不够稳固。这种不充分既体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也体现在中国制造需要向中国创造升级等方面。
  对所处时代和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性变化,是对五年来中国发展成就、重大变革的深刻总结,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精准定位,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
  近几年,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的速度超过了GDP增长速度,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持续扩大。“扩中”是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关键,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这“两个同步”增长,其目的就是要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个体收入水平有机结合起来,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有效造福劳动者。这一系列收入分配思想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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