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确定性、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税收规避

作者:未知

  【摘要】微观企业会主动调整经营决策以应对宏观环境变化产生的.不确定性挑战。由于现金是企业应对外部风险、保证财务流动性与安全性的最重要保障,因而在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的环境中持有较高的现金比例。而税收作为企业最大的单笔现金流支出之一,企业有动机考虑通过税收规避活动来提高现金的流动性。因此,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策不确定性 产品市场竞争 税收规避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调档,地方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增长放缓和财政支出的双重压力,致使企业税负持续走高。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发布的报告——《缴税2017》中指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位居全球12,并以68%的税率负担远超40.6%的世界平均水平,高额的税负致使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实施税收规避行为。
  一、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税收规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基于企业管理层的视角,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提高意味着外部环境不确定的加大,通过影响企业未来的销售收入进而影响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加大企业管理者对未来经济走向以及政策调控的判断准确度,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源配置(Baum et a1.,2006)。其次,基于股东的视角,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降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的增长前景,进而降低投资者对企业进行投资的意愿,这将进一步提高企业未来的融资约束程度(饶品贵等,2017)。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企业内外的信息不透明度,这将更有利于企业实施税收规避行为。但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外部风险的上升,企业股价波动性也随之加大,更加影响企业未来的进一步发展(Pastor et a1.,2011:Durnev,2012)。故而基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也避免税收稽查的“常驻”,股东有动机和责任监督管理层的避税行为,在保证企业安全现金流的情况下降低的超额现金持有,降低企业的税收规避水平。最后,基于债权人的视角,Caliendo et a1.(2018)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提高,银行作为大多数企业的主要债权人会更加谨慎地对企业实施信贷决策,这将显著降低企业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量。为降低企业未来的融资约束和财务困境风险,企业有动机降低税收支出,实施税收规避行为。但由于中国大多数银行仍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对企业保有较大的监督权力,一旦企业因避税被银行等债权人发现,将面临较大的还款压力和政治风险,这将在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违规操作的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对立研究假设:
  H1a: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会下降。
  H1b: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会上升。
  二、政策不确定性、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税收规避
  基于以上对政策不确定性和产品市场竞争的分析,企业更有动机通过积极避税的方式,促使更多的现金留存在企业,以应对外部政策不確定性带来的生存经营风险。胡晓等(2017)则基于信息效应和代理成本的角度,研究发现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会主动降低税收规避水平。此外,陈德球等(2018)研究发现,随着地区市委书记变更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大,企业更倾向于通过避税来留存现金。此时,虽然外部政策不确定较大,各方监管更为严格,税收规避成本有所上升,但企业基于经营压力也会“铤而走险”,此时节余的现金流价值将大于避税成本,企业仍会实施必须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水平。
  三、政策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企业税收规避
  政府有权利和义务向企业进行征税以促进经济发展,但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均具有足够的动机和合能力实施合理的税收规避操作以降低实际税收负担。刘慧龙等(2014)研究发现,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民营企业的实际税率越高。故而民营企业较国有企业更有动机实施税收规避活动以降低实际税负(罗党论等,2012)。国有企业资产规模较大、经营时间长、政府隐形担保进而促使其拥有较好的社会声誉,在相同的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中,企业税收规避行为是否会因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呢?
  四、政策不确定性、地区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
  Graham(2003)研究发现地区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随着地区征管强度的加大,企业的避税成本将加大,进而可有效降低企业的税收规避水平(陈德球等,2016)。故而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是否会因不同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呢?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企业外部经营风险,进一步威胁公司经营稳定性和持续性。作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政府,为地方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以及官员的升迁与完成绩效考核,有动机认真进行税务稽查,提高地方税收征管强度;但随着税务稽查力度的加大,企业面临更严峻的外部经营环境,进而陷入财务困境、破产或迁离该地区,此种“竭泽而渔”的行为不符合地方政府官员的长远利益,进而会放松税务查询的力度,甚至采取政府补贴等方式直接“输血”,以维系企业经营。
  就本文逻辑而言,地区政府征税强度能够对政策不确定性与税收规避的行为会产生进一步的抑制作用。在中国资本市场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那么在地方政府税收征管能力较强的地区,由于政府对企业的税收控制力大,政府官员更有能力也更有意愿通过征税达到财政收入增加的目的,企业各种税收规避行为所承担风险更高,所以企业在面临政策不确定性时的税收规避动机会降低,进而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在地区政府征税强度较低的地区,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对税收规避降低的影响则会相对更小。故而我们预期,在税收征管越强的地区,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4:
  H4:对于政府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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