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正义视野下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路径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改革开放后单向度的粗放型经济发展,让人们面临着生态资源趋紧的严峻挑战,需要对此种“发展”非正义的意识形态和思维定式进行深刻反思,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重构经济及生态伦理的互动关系、构建城乡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完善绿色政绩考核评估体系是极为重要的生态正义路径。
  關键词:生态正义;城乡绿色发展;地方政府竞争;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2-0008-02
  一、问题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战略促动下的工业化进程中,因部分群体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延与外涵的理解过于片面,未立足于整体角度深层考虑资源的综合发展潜力,将综合性、渐进性和内生性的“发展”简化为其中某一方面的人为性膨胀,偏执性地等同于单向度的经济主义[1],在自然资本化的经济逻辑下,预收了眼前待培育的可持续性发展价值。此种非中立的超价值发展审视观,不仅严重影响我国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氛围,更漠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传统文明成果的传承。
  二、生态非正义的解构及其批判
  第一,个体对生态伦理感知的钝化。在生存社会中,农民在通过务农或畜牧的方式将自然资源经辛劳加工、获得个人或经济单位需要的同时,又维护着生态的环境伦理;而现代大多数人在经历科学革命的冲击后,生态伦理层面的价值判断逐渐趋弱或为沦丧,肆意开发高风险工商业项目,严重危害着生态系统的安全。部分群体的目标与生产手段比例再也不像原始农民般那样的协调,而是将环境因素引入经济维度之中:趋利资本的肆虐横行让他们采取经济扩张的手段来对公共自然资源大范围动手。此种抛弃道德文明、唯经济至上的生产观念,让人们对自然资源非正义资本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对大自然馈赠的守护程度。
  第二,社会组织对乡村资源的资本化。公共自然资源的排他性与竞争性,让投标者对基层乡村稀缺资源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他们通过抢占乡村自然资源而获取其独特性、有限性、优越性的方式,进行资本的后期加工培育,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来维持自身名列前茅的优势地位。此种资本逻辑让大量社会组织逐渐“公司化”,盲目设项目搞权钱交易,发挥着利用自然资源节省成本、就地取材的地域邻近优势,进行无边界的经济扩张,与牟利性经济组织大有趋同之势。在其创造资本成功灵活运作的经济活动空间之时,更扩大了城乡间不平衡发展的差距,违背了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宜居发展模式,在这场无序且过度的竞争中,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成为生态灾难的被转嫁者。
  第三,地方政府对政绩考核的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特点为:党的领导与地方政府体系的行为特征。GDP的竞争,让地方政府纷纷积极地投身于地方经济活动中,某些地区将“发展优先”的经济维度作为政策取向、制度偏好,欲采用不恰当手段对GDP进行疯狂的纵向直线“拉动”,漠视自身区域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先天特殊性或局限性,逾越发展边界,长期处于经济所谓高速增长的发展幻象中。殊不知,由此引发的诸多漏洞已成为燃眉之急——生态系统严重破坏成为中国生态经济的“癌细胞”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中不易被量化的隐性代价。
  部分干部针对生态资本化的现象未有充分认识、对中央政策落实不到位,未及时制定或修改地方性路线方针,不但未减少对公共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侵占,甚至更愿于自己任期之内创造出良好政绩,用直观的年终数据讲话,忽略了基层群众赖以生存的维持隐性的美好生态自然环境,对一些僵尸组织的破产进行阻挠,对咄咄逼人企业过度纵容,其中牺牲最大的仍是不可逆的生态毁灭性结果。
  三、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形塑路径探索
  (一)促进个体重构经济及生态伦理的互动关系
  1.健全生态正义的生态文化体系。非正义的生态掠夺趋势,严重导致了社会不同层次群体的实际生活质量、经济收益等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均匀与不平衡。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在经济主义的发展驱动下将自然资源资本化后,远走高飞继续“恶性”开发,却将其视为“良性”经济循环;失去制度屏障的弱势长期栖居者虽未参加开发破坏性活动,却成为了“经济扩张”的牺牲者,需承担他人带来的不可逆自然毁灭性后果与社会治理责任。对于灾难分配的不均衡现状,资源开发者应立即认识到自己有关生态非正义的种种不妥行为,去除经济恶性发展的邪念,树立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正义理念,做到精神文明、道德伦理上的真正“脱贫”。
  2.树立“经济之善”与“生态之善”相统一的社会理念。“发展主义”的根本性问题是“经济之善”(经济合理性)的评估失去了“社会之善”(社会理性)、“生态之善”(生态理性)的前提性规约,并在相当程度上简化为狭隘性经济生产活动的“效率”或“竞争力”,因而难以避免地产生“生态之恶”“社会之恶”的后果[2]。反之,若以发展生态作为主要向心力,而将经济作为附加发展产物的“过善”,也会导致如“经济与环境置换”模式般的发展失衡现象,唯有将“经济之善”与“生态之善”相统一结合,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大制度背景下,为无边界发展确立经济、生态、文化边界,方能真正达到现代化意义下的“社会之善”。
  (二)加快组织构建城乡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
  1.构建城乡绿色环境治理系统。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城乡间于各方面的发展藩篱渐成痼疾,统筹城乡共同绿色发展、改变和摒弃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观念,也是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在推进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筹工作时,各组织需把握好乡村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而因地制宜,不断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特色产业的升级;在其努力带动新型“农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村也应以“绿色政绩”的环保指标反向地制约考核各级政府,倡导二者形成相互依存促进的良性协同治理关系,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生态工程项目,创建越来越多的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打造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形成生态正义的良性循环。   2.加大乡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少数组织忽视社会规范,漠视中央社会环境法规政策,甚至通过诡辩而顽强抵抗,违背伦理道德而又挣脱制度约束,无序地在无边界发展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让乡村经历着物理意义上的剧变及社会意义上的衰败。乡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的加大迫在眉睫,应尽快健全乡村环保专项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使处罚标准高于治污的成本;建立乡村环境监测体系,开展污染企业专项治理工作,通过落实治污方案来帮助相关企业减排降污。其中,针对乡村中部分处于实施阶段的新建项目,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此类项目的管理,不仅要提高此类项目的环保准入标准,也要对该组织的可持续战略发展规划进行综合严格审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资源的浪费;针对已处于严重反排污标准、处于治污无望阶段的组织一律坚决取缔,杜绝为了贡献经济指标而滥竽充数的僵尸企业,从根源上避免环境污染问题再度泛滥。
  (三)完善绿色政绩考核评估体系
  1.完善政绩考核评价的相关内容。传统追求GDP政绩的考核方法着实需要改革,需将过去一味强调经济速度与规模转变的着眼点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来,基于地域的实际情况,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提倡“绿色GDP”绩效评价机制中的生产法或核算法的两种计算方式,适当增加生态功能建设和生态保护成效方面的考核,因地制宜,让政绩越来越“绿”。相关部门在领导干部进行政绩考核工作期间,可适当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以及生态效益等方面的考核比重,将考核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起来,作为干部奖惩和职位提升的重要依据。定期安排干部的文明素质培训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的政治站位,增强环保法律法规的绿色发展意识,完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等责任链条,进而在不同方面协助区域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真正落实环保法提出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的要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生态环境保护正义铁军”,也可避免生态保护工作在向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传导中,形成越基层的部门对中央环保督察组提出的整改任务越是不断敷衍应付、做表面文章的差序状态,让高素质的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干部对顶层绿色设计愈加深入贯彻落实、层层推进,名副其实地成为所在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2.强化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坚决取缔损害人民群众与守法组织的合法环境权益、扰乱社会组织公平竞争秩序的“黑色组织”,严惩其将处于工业链尾部的废弃物清运未果而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等行为。某些组织因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资金,便在环境监管的“最后一公里”处撑起了“保护伞”,即使面对连续曝光、环保督察亦岿然不动,甚至肆无忌惮地继续进行污染恶循环。各级党委、干部应及时认清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杜绝对此类组织进行明里暗里的纵容与庇护行为,应勇于担当、真抓实干,主动将綠色政绩作为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最佳回应。当然,保护生态环境不能仅仅是事后追究责任,相关的前期预防工作也是相当必要的,相关部门以及人员应当加强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巡视、舆论监督等方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发现问题,将经济非正义的苗头及时扼杀在摇篮之中,纠偏除恶,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生态损失。
  四、结语
  面对已然显现的生态毁灭性后果,我国人民应该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民族的政治共识与执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元素,共同承担起这项建设美丽中国的政治责任。需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维护经济及生态伦理良性互动关系、加快构建城乡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全面完善绿色政绩考核评估体系等路径逐步向生态正义的目标大步迈进,和谐共生、绿色共赢必是全国乃至全球追求的生态友好型美丽局面。
  参考文献:
  [1]  郇庆治.“发展主义”的伦理维度及其批判[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52-57.
  [2]  郇庆治.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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