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儒墨关系是关于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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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列宁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自然，中国也不例外。先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也产生过影响深远的两种文化，并被称为“世之显学”——儒学和墨学。但由于学派所代表的阶级以及学派所宣扬学说的不同，导致这两家在历史上截然不同的发展状况。在弘扬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要想使自己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从历史中去寻找，反思文化，通过文化间的互补与调和发扬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儒家 墨家 传统文化 文化建设
　　一、儒家墨家的由来及初期关系
　　孔子作为“无冕皇帝”（李约瑟语），创立儒学，从周到现在以及将来，无论是国人谈及古代哲学，还是外国学者谈论到中国文明时，无论是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等都无法回避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和儒学，他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爱默生语）。儒家文化以其对“仁”“和”“义”等涵义的解读，对“成圣”的追求，这些带给中华民族的远不仅仅是精神的滋养，华夏儿女更是早已将儒文化精神深入骨髓，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自己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中。
　　无论是汉武大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儒家与儒学在历史上得以延续有赖于后人的不断充实与发扬。宏观方面而言，儒家的“百纳”精神，得以使得中国文化体现儒释道精神，也是其历经万世依然不衰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历朝历代的不断扩充与增益，才使儒学更“接地气”，更“鲜活”。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主要经历了两大时期的传承。其一是墨子时期，以墨子“十论”为主的墨学，是一个组织纪律严明的学派：由“巨子”担任学派的主要领导者，其他人都要服从“巨子”;其二是后期墨家的“别墨”，据《庄子·天下》记载“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这一时期的墨家没有可以得到普遍认可的“巨子”，取而代之的是学派间相互间斗争，也影响了墨学的传承。影响墨家学派的传承还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由于墨子的平民立场、为平民发声，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而导致秦以后的中绝，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所提倡的科学理性思维囿于先秦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有限，所以导致在当时社会没有可以得到广泛接受、认同的社会思想基础，种种原因导致被历史埋没。
　　据记载，墨子本师从儒学，但烦于儒家的礼节而“弃儒从墨”。这种说法使得儒墨从发源端头就具有学习与排斥的复杂关系。综观历史上的儒墨之争，战国时期的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这种情况妨碍了儒学的传播与发展，致使孟子为了捍卫儒学而对杨墨进行抨击。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墨学在当时的蓬勃发展。但《孟子》里毕竟没有明确的儒墨比较研究。《庄子》里则有对儒墨两家这样的评语：“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姑且不论庄子这么说是否为了宣扬他的“齐物论”，不可否认的是，客观上却反映了儒墨相争的现实。
　　二、近代儒家墨家的发展
　　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革，尤其是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开启世界科学技发展的新潮流，儒文化中保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与现代社会无法相容的部分逐渐显露出来。尤其在近代的文化复兴时期，中国社会正面临着重大社会危机，处于思想的大动荡时期，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受到质疑与批判，儒学难以容纳以自然界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科学技术知识，也无法调和天人感应与逻辑分析之间的矛盾。人们发现“内圣外王”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为了救亡图存，人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在学习借鉴中，中国学者看到了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意识到思维方式对社会变革所起到的先导作用，而理性思维正是被传统文化所忽视的重要部分。
　　有人认为从近代以来对墨家思想、墨家逻辑的研究是为了证明中国古代有近似于西方的逻辑、哲学等，因此提出要重新研究墨学、重扬墨家精神不过是为了应对时代的要求，无关乎学术本身，无关乎文化。必须指出的是，墨学在近代的复兴是在国人通过译介西方文化时，发现我们自己也有类似的富有科学理性的逻辑思想，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思想，它不在对天与君主抱有一种天然的崇拜与敬畏，而是将自然看做是平等的身外之物，运用科学理性的方式认识自然，并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发明对人们生活有实际帮助的工具，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墨家逻辑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并没有将人力神化，并没有告诉人们人力可以改变一切事物。墨家逻辑运用“不是而然”的推论举例道：将要夭折不等于夭折，但是阻止将要夭折卻等于阻止夭折，同样地，“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说明儒家主张“有命”并不是真的有命，而墨家主张“非命”，也并不是真的没有命定一说。墨家逻辑的说法明确了使用人力与承认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承认人要去努力从事并不代表肯定人可以控制自然界的一切，但是却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将部分可改造的自然之物变成“为我之物”，这之间的度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说法既肯定了人对自然的意义，又没有将人力过分夸大;既创造出秸槔、辘轳、车梯等便于生产生活的简单机械，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又没有将自然视为凭借人力可以使役的事物。
　　三、现代新文化格局中儒家墨家的作用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墨学之所以在封建社会没有得以发展壮大，除了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需求之外，还要从更深层次来看，墨学为什么没有满足封建国君的需求，是因为墨子是“平民之王”，是为被统治阶层提供理论学说的，与统治阶层、上层建筑有一种天然的、难以调和的矛盾，还是因为墨家没有出现像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继承儒家、道家、法家的巨子？无论什么原因，我们都不应该弃墨家与不顾。文化正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取长补短，促进彼此的发展。
　　当然，要求在被儒家文化滋养的传统文化中弘扬墨家文化，既不是要全面扬弃儒家精神，也不是将墨学奉为金科玉律。比如墨子“十论”中“非乐”表明墨子对音乐的否定甚至厌恶，认为王公大臣喜欢音乐就会导致百姓去学习演奏的方法，这样会耽误农时，给农业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非乐”思想虽然体现出墨子对于农业和民力的重视，但全面否定音乐的作用以致全面禁止音乐活动就体现出墨子的片面之处。因为音乐、娱乐带给人的轻松愉悦之感是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而心情的愉悦对提高生产效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一味地工作学习不利于人们身心的全面发展;但是孔子却对礼乐持正面支持的态度。所以通过弘扬墨家在现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来发现儒家的不足之处，与其说以墨学甚至其他学派来弥补儒学，不如说是学派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而且，儒家和墨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主要脉络。无论是就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而言，还是墨家与儒家的渊源而言，学习墨学，研究墨家精神都不该也不能绕开儒家和儒学——尽管比较研究是一项系统庞杂的课题。
　　要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就必须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正确评价前秦时期的哲人：孔子和墨子，儒、墨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有其独特的卓越贡献。在重建、发展现代文化时期，在研究儒家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墨家，注重墨家逻辑所蕴含的现代精神，应大力发扬其所体现的科学精神、逻辑力量与人道主义精神。在民族文化解构重建的过程中，在传统的儒释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中，融入墨家逻辑与墨学精神，形成儒释道墨互补的新格局。由此而形成的新文化格局中，既充满人文主义关怀，又不乏科学理性精神，将个人、社会、自然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助于形成一种全新的、健全的文化新格局。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90.134.
　　[2]孟子·滕文公下.
　　[3]童恒萍.墨学精神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9.
　　[4]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5.41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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