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劳动时间来分析经典劳动理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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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时间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变量，本文探讨了关于劳动时间的生理临界、生存的需求与异质劳动者三个假设，以此推出劳动供给模型，实现了对于经典劳动理论的创新扩展。在此过程中表明，客观约束在影响微观经济决策时比主观偏好的影响更加直接，效用最大化假设也并非时总体劳动供给模型的基石。
【关键词】劳动时间 劳动理论 客观约束 效用最大化
1效用最大化与加总问题
传统经济学将视线的焦点集中于宏观现象背后的微观基础，在效用最大化这一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微观经济理论在数十年的时间不断发展，这一理论大厦为个体选择提供了的理性基础，同时也为诸如失业、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构建了一座桥梁。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论所导出的个体供给和需求模型内在具有的基数特性可以较好地解决效用函数本身不能加总地难题。若能在控制商品所具有地特殊禀赋的基础上保证不同的个体却指向同一类产品，就能够确保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同质性，进而可以由微观层面的决策结果推导出宏观总体的趋势，这便是微观经济学基本模型所遵循的主要思路。
这一思路在学术上总体没有争议，唯一的反思点就在于“加总难题”，也就是当微观个体的差异非常显著之时，横向加总的结果会与单个个体的决策结果恰好相反，这便形成了矛盾。因此，如何寻求代表个体效用的表达式就落在了特定的函数模型设定上，这一设定即是使微观决策与宏观趋势保持一致性，这一思路在奈尔逊看来就是为了赋予宏观经济学而以微观基础来进行赋予，可以说是一种强迫，把“加总难题”间接转化成了“还原问题”。
由于凯恩斯学派的巨大影响力，“加总难题”一般很少涉及劳动力市场的讨论而是聚焦于厂商的生产领域。劳动经济学理论的停滞不前使得研究者还尚未意识到劳动供给决策的经验研究已经数据方面给“加总难题”带来了困难。接下来本文探讨的主题将会集中于有关劳动时间的研究，从而指明所谓的相互矛盾不过就是“加总难题”在劳动市场上的表现而已。
2围绕加总难题和劳动供给理论的研究
2.1围绕加总难题的研究
加总难题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学者提出，罗宾逊在研究的时候发现，主流经济学刻画总体生产函数有问题。总体生产函数F=F（K，L）中K指的是资本存量的加总，而当经济中如果存在异质资本商品之时，资本的计量便不能再基于实物的数量之和，故此对于异质资本商品的加总需要使用其他的指标。可行的指标包括按资本品的生产率、按资本品的购买力、按资本品的生产成本，这些指标均涉及到了资本的价值量，度量这些指标必须要考虑到折旧问题，资本存量又影响着价格，因此资本存量的度量不能独立决定，其内生于经济运行当中。实质上说，罗宾逊指出的“资本加总悖论”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名义价格变量的确定没有实物基础。
迪顿曾为了构建起代表消费领域的需求体系，尝试从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出发分析需求，他提出了AIDS成本函数，可以推导出任何一组需求函数的一阶近似，并且基于效用最大化。在波动较小的情况下，n个家庭商品支出汇总的总支出Y恰好代表了一个家庭总支出等于Y/n时的消费决策。换句话说，无论总支出如何在n个家庭之间进行分布，都不会影响到这一组家庭整合之后的消费支出状况。这个结论比较重要，它可以避免因消费偏好与家庭收入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恩格尔效应。米尔鲍尔也曾专门提出一个理论，探讨群体偏好的成立条件。
因此可以看到循环逻辑的危险，微观经济理论的丰富与完善本是为了给宏观经济学坚实的地基。比如，卡尔多指出的典型事实让学者们意识到经济中的很多趋势并非无迹可寻，不仅如此还能够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性。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稳定性，学者们开始不断地对个体多样的行为进行建模，然后依据模型能够拟合现实的程度来判定不同微观设定的优劣。比如，泰勒曾经清楚地在宏观经济学手册注明，粘性工资和粘性价格的讨论是为了解释经济学家们所观察到的货币、通胀和实际产出的若干现象。泰勒在充分比较不同的价格和工资设定理论之后认为，滞后合同模型所推导出的结果与宏观事实更为接近，并随之探讨了滞后合同模型所涉及的微观决策机制。为了不使代表性消费者受到宏观机制影响，个体所具备的偏好差异可以被假定为无，从而完全忽视现实世界所具备的个体异质性的丰富多彩，这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部分理论研究的初衷。
综合起来，宏观经济学以之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个体效应的加总结果在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突变，进而得到完全不同的总体结果，故此应该更加关注分解而非加总的过程，这与“加总难题”的预设便有所不同。
2.2圍绕劳动供给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价格理论直接应用的体现时对劳动供给决策的分析，这是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观点。价格变化会从两方面影响需求：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对于正常的商品，无论替代效应还是收入效应都是同向，也即负方向。相反的，劣等品替代效应是负方向而收入效应是正方向，也即意味着价格提高而需求反而增加。如果假设空闲时劣等品，工资变动便会在两种情况下影响劳动时间，继而产生倒C型劳动供给曲线，而麦克唐纳则认为需要额外设计比较复杂的主观效用模型方可做到。德赛因在家庭成员联合效用函数模型的基础上导出了倒S型曲线，这进一步拓展了倒C型曲线。韦尔默朗在对单一和联合劳动决策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单一决策模型会更符合于单身人群，却不适合结婚人群，相应的联合决策模型更加拟合于后者的决策现实。
劳动供给模型的经验探究也聚焦于家庭问题，比如在压力状况下，女性劳动者如何进行劳动供给决策，并尝试将其他微观机制诸如税收机制、通勤时间等与劳动时间的供给决策相互联系起来。跨期劳动供给弹性则是针对劳动供给曲线经验估计的重点。埃夫斯对经验研究的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之前的研究估计值相差较远。他认为，经济学家无法就使用哪一种弹性水平才适合政策评估达成一致的认识。很多学者尝试如何才能将弹性波动的来源解释清楚，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税收制度的再分配导致，有些学者则认为税收对于劳动供给的影响微不足道，关键点还是在家庭维度上，诸如家务活对于有偿劳动的替代、家庭的生存需求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替代。不管是哪一种研究，都不过是加总之后的结果，而由于微观数据获得性难度较大，只有少数研究对于微观方面的劳动供给弹性进行了估测。 又一经济学家对于纽约出租司机的劳动决策进行了详细追踪，这些出租司机能够自己控制劳动时间并进行劳動决策，这为从司机每天营业状况和工作时间推测个体劳动供给状况提供了方便。研究者发现，出租车司机并不是营收越多工作时间越长，关系恰恰相反，即收入越高，这些司机就会选择提早收工。还有其他的经济学家也进行了相似的跟踪，发现的结果是不同的，即出租司机决定收工的迟早是由之前累积工作时长决定的，这比较能够说得通，因为累积工作时间越长，司机们就会选择给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即使在当天收入比较低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两批经济学家之所以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是因为之前的研究都是通过工作时长来计算收入而不是司机的载客量。第三类经济学家则运用新加坡的最新出租车司机的数据，结果发现目标收入值较大地影响了出租司机地劳动供给决策。综合来看，现有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家庭维度对于劳动供给理论分析的影响。
3关于劳动者异质性的研究
上述针对劳动需求的分析，并没有严格观察不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是采取了简化处理，即认为所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时间都是同质的、没有差别的。这很明显不符合经济学尝试。因此有必要针对劳动者的异质性进行下一步研究。
不同劳动者再生产自己劳动力的成本不尽相同，并且他们创造价值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基于劳动者工作时长的加总而得到的劳动供给曲线假设，并不是说明不同劳动者具有相同的劳动能力，而只是作为一种解释，说明雇主可能不能甄别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差异。那么企业怎样才能进行区分呢？尽管劳动力市场存在形形色色的信号传递、甄别以及筛选机制，但是让企业一个一个进行劳动者劳动能力的评估实在会耗费较大成本。
现在建立一种假设，企业只能够区分三类不同的劳动者，分别是低水平、中等程度、高水平，那么三者在劳动供给曲线的主要差别就在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再假设这三类劳动者的劳动力再成产成本所在区间皆不相同，那么这三类劳动者必然对应三条总劳动力供给曲线，每一条都是内部横向加总的体现。在进行模拟之后，三条曲线全部呈现出倒C型，如果进一步对比，低水平劳动者供给曲线更加近似于水平线，也就是学术上通常说的“无限劳动供给”。这给企业提供了一个启示，只有提升工资率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中水平劳动者。研究过程尽管没有遵循主观效用函数最大化的设置，但是研究的结果却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果比较类似，这进一步证明了总体结果相对于微观组成的突变特性。
4结论
综上所述，学术研究针对于劳动供给决策通常都是参照着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主观效用最大化”，没有在意从微观到宏观、个人到总体的过程会存在“突变”的可能性。传统经济学对于劳动供给曲线的估值与实际现实相差比较大，而针对差异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本文基于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建立了劳动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巧妙地模拟了劳动力供给曲线以及倒S型曲线，拓展了经典劳动理论。并且研究结果说明，分析个体性差异以及总体加总的突变性会更加有效相对于观察代表性个体而言，而主观效用也没有客观约束更加直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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