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国际秩序的演进：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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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年被提出以来，其现象和影响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不断关注、热议。“一带一路”的实质就是互联互通，不仅有实践层面的指导作用，更具有理论层面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起点，学界可以尝试重新构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新观念。而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说，互联互通带来的范式转变、互动方式不仅塑造着国际体系中单位的形态，也决定着其运作方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梳理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和互联互通对国际秩序演进影响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26-0074-03
　　一、互联互通的理论意涵
　　互联互通是人类交往的网，正如迈克尔·尼尔在其著作《人类之网》[1]中所指出的，有文字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推动历史变化的主要因素是陌生人之间的接触，接触引起双方的重新思考，在某种情况下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接触和反应共同作用就产生了文明，在诸多文明中，出现了极其活跃的创造性大都市中心。个人、共同体和接触网络的互动，共同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形态，并仍将深刻影响到未来世界的走向。
　　（一）互联互通与国际秩序的演进
　　人与人的接触与互动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形式，部落、城邦、帝国、现代国家等实际上都是互联互通网络上的节点。互联互通作为国际体系内部的互动网络，在维持现有秩序框架的同时也改变着体系自身，推动世界向更加复杂的全球体系演进。
　　将互联互通从物理状态上升到理论构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现实需要。苏长和曾有相关表述：霸权稳定论、一体化理论、国际分工论等已有的区域合作理论，都希望通过一个唯一的价值观来塑造和引导相关国家朝着这个价值方向靠拢[2]。赵可金、翟大宇同样认同现有理论未能对互联互通外交做出合理的解释，提出生态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引入生态系统的新变量，考察中国推动互联互通的动态动力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多样性制度特征[3]。
　　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互联互通”做出了解释。蓝建学指出互联互通主要是中国与周边各国在“物理”及“精神”方面的流通，目的在于促进资本、信息、文化等的双向流动[4]。隆国强认为，互联互通从广义上来讲主要指政府以及群众之间的溝通，而从狭义来看是直观的物质流通[5]。学者Aksornsri Phanishsarn认为，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发展过程中，互联互通主要是交通方面的联系[6]。
　　中国虽无意打破现有国际秩序，但伴随全球生产与贸易的结构变化，全球化不仅作用于当前秩序框架，同样也在推动新秩序的演进。中国作为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对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环境的追求无疑会产生推动力量。宫力介绍了中国与他国关系的变化，指出国际关系的转变需要各国做出共同努力[7]。
　　（二）互联互通与国际秩序的性质
　　互联互通的方式塑造行为体与国际秩序的形态，在文明的接触中，组织的互联互通能力和半径则决定了其合作的规模与治理的水平。苏长和在其文章中指出，互联互通已经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发展趋势，互联互通的世界必将释放出更大的生机活力[8]。苏斌认为，任何时期国际秩序的关键都在于国际关系的治理，而互联互通的方式能够对传统对抗式的国际关系加以调整，使之转变成合作协商的治理关系[9]。学界对互联互通的研究各有侧重，既有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政策方面的“硬联通”[10]，也有制度以及经济、人文方面的“软联通”[11]。部分学者则认为，国际政治生态存在于国际政治文化之中[12]，而世界在互联互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13]。
　　（三）互联互通的类型
　　互联互通可分为功能型和价值型两种。王诚志根据东盟和亚洲开发银行对“互联互通”概念的表述，认为互联互通包含硬件基础设施之间的连接、机制的对接和人文交流[14]，继而总结概括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三方面建设的最新进展。赵可金、翟大宇则提出了三项指标来评估互联互通水平，联通度对应基础设施联通，熟识度对应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互联互通，治理度对应构建制度、分配权责、活化集体行动、履行规则规范等治理上的联通[3]。
　　互联互通于经济学家而言是生产要素更优配置的条件以及生产活动增添活力的机会[15]，于政治学者而言则是各国在价值思考方式上的“回炉再造”，为价值关键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性[16]。大量的“一带一路”配套项目已经为互联互通理论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如何化繁为简并从中提炼出适宜的理论将是探讨的重点。
　　二、互联互通的实践困境
　　（一）结构性冲突
　　大国博弈、地缘政治阻力与功能领域规模的增长同时出现。基础设施的全球连通，大型轮船、铁路、航空等运输设施设备将全球的货物迅捷地运送到每个角落，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愈发密切，金融流动更加频繁。韩佶通过探讨俄罗斯、日本两国经济现状和前景，提出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将依然面对贸易的急剧扩张、金融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争端[17]。
　　与此同时，“文明的冲突”、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反全球化思潮也在逐渐扩大其影响力，成为蒙在未来推进互联互通深入之上的一层阴影。类似现象凸显了互联互通中价值型领域冲突的不可忽视，互联互通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同时也出现了认同上的结构性冲突。邹鹏侧重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认知挑战，并提出应当采取夯实话语基础、构筑话语架构、构建传播体系方式，为构建“一带一路”倡议话语体系提供具体路径[18]。
　　（二）现实阻碍和困境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背后的互联互通的竞争，不仅表现在西方扩张的霸权[19]，而且部分国家形成贸易壁垒的现象也极为普遍[20]。 　　面对互联互通与全球化所遭遇的阻碍，孙伊然认为中国当今面临的发展瓶颈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即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依赖。二者的关联解释了中国为何必须寻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唯有通过培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扩散型互惠”，中国才有可能寻得下一阶段可持续的发展空间。亓志峰则认为中国应明确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角色定位与作为，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动塑造者、创造性引领者和协调者，并提供新规范与新理念。与前两位学者选择从国际层面着眼不同，黄琪轩提出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
　　（三）新一轮全球化的前景
　　贸易增速虽然持续放缓，但该趋势并非表明全球化已经结束，反而是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结构转变。国家在全球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其未来发展，而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方式则推动了陆权向海权、空权的发展;互联互通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广度、密度，也在推动体系内的“深度”的交流，通过互动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的方式和形态。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9年1月发布的报告用实际的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观点，并针对目前全球贸易强度增速降低的现象，提出了三个原因：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得它们能够消费更多的产品;这些国家更加全面的国内供应链的增长，减少了对中间产品进口的依赖;以及新技术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成本。
　　三、基于互联互通的世界体系与“一带一路”
　　（一）功能领域的推进
　　基础设施的合作，尤其是节点城市和城市群的假设，不是以国家，而是以城市作为战略支点。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保障各国人民的基本权益，从而实现功能领域的推进。帕拉格·康纳预测伴随全球互联互通的深入将在全球地理的重要节点上形成超级城市，超级城市群凭借其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供应链网络，将持续吸引全球资源的各领域汇集。此外，康纳认为牢固、不可打破供应链将代替国家这一行为体在国际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成为稳定全球社会的锚。供应链连接全球迅速增长的超级城市，共同作用于地缘政治、经济、人口、环境和认知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康纳激进的预测可以在麦肯锡发布的报告中加以印证，2013年以来，区域内全球商品贸易份额增加了2.7%，部分反映了新兴市场消费的增长。对于亚洲和欧盟28国来说，这一发展最为明显。区域化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十分显著，因为它们需要将许多供应商紧密整合，以实现及时排序。这种趋势也可能在其他价值链中加速，因为自动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增加了公司对生產货物地点决策的重要程度，以快速进入市场。
　　（二）增量推进
　　世界历史上的贸易城市或者航运中心的兴衰，往往是增量推进引发的，而不是直接竞争。地中海到大西洋，以及传统的陆海权的转换，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和需求，全球纺织品和农业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全球供应链，需要强大的海军来维护远洋航运。工业革命推动了铁路、海运的发展，对驿站、运河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削弱了帝国对陆权的重视。晚清运河的衰落和海运的发展，一同此理。太平天国运动，阻断了运河，扬州、苏州、徐州等城市地位逐渐下降，上海、天津等沿海港口城市则逐渐兴起。马建春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与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相比，虽开辟时间晚，但其辐射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持续时间则更为恒久。古代东西方国家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促进了其肌体的新陈代谢和调和营卫;同时沿线国家通过海上交通干道所系连的分支网络，交流往来，取长补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
　　若是全球市场增量逐渐消失，存量竞争下的全球经济必然面临危机，新的矛盾也将显露出来，而“一带一路”倡议及互联互通的经济逻辑正是为增量推进“开源”。卢锋和李昕等学者也从中国视角论证了此观点。“一带一路”传递出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新思路，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现阶段生产能力在常规制造与建造方面具有优势，在开放宏观经济领域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
　　（三）技术演变下的互联互通
　　互联网空间打破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身处不同地理位置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越来越便捷和频繁。互联互通是全球社会的基础，个体与世界其他地区链接的途径不是政治，而是市场和媒体，技术演变改变了互联互通和地缘政治的内容。王义桅列举了阿塞拜疆和欧盟的互联网信息化举措，说明世界各国都同样重视信息文明的创新与传播，这为“一带一路”倡导的互联互通提供了国际合作基础。以信息基础设施为载体，文明传播为血脉的信息丝绸之路，将为开创人类新文明注入强大的信息驱动力。
　　在一个连接通畅的世界中，互联互通是比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更强大的力量。地缘政治的范畴也因技术演变而发生变化，不再是简单的陆权、海权或地理位置，也扩充到网络空间之中。杨文君提出能否妥善而有效地实施区域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网络空间治理，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能否成功推进，沿线国家域内网络空间治理需要中国作为倡导国整合资源提供必需的区域公共产品。
　　（四）中国的互联互通实现路径
　　功能型领域的互联互通与价值领域的互联互通需要相互推进。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将实施重点放置在功能型领域之中，各项目的投入成本很高，而收益过程却十分漫长并具有不确定性，同时面临着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从历史经验来看，价值型领域的互联互通更具有持久性。民心相通的本质是信任，是互动各方能否有认同的共同价值。李自国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有丝路情结，易于沟通，但“热点”也多，相互关系复杂。民心相通不会因经济合作深入而自动实现，它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须从点滴做起。而要提高沟通效果，还须注重沟通能力和渠道建设。
　　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说是弥合结构性冲突的创造性尝试，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将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保障。田大瑜提出中国应使亚投行成为中国依靠国家信用参与国际竞争的突破口，并将其作为展示并输出国际信用的重要渠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互联互通，最重要的一环同样是信用网络建设。 　　结语
　　通过将“一带一路”倡议放在当前及未来国际关系形态的整体演变过程之中，研究者可以更清晰地发掘其价值、边界与局限性，以互联互通的视角来分析和预测国际秩序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義。贯穿人类文明的互联互通塑造着国际秩序，体现出互动网络在世界历史中的不断更替，因此有必要应尝试构建互联互通理论，为进一步深化中国的互联互通实践提供指导。相比于功能型领域，价值型领域的互联互通能发挥更为根本和持续的作用，而关键在于如何连接价值观的认同，最终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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