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民族主义思想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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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辛亥革命前期，革命党内充斥着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建立汉本位的单一民族国家，而视少数民族地区为可有可无之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军队斗志和革命情绪，推动了革命的进程，可是在更大程度上使中国面临民族冲突、领土分裂甚至外来侵略的危机。随着革命形势的进展，革命党内气氛逐渐温和，五色旗取代了十八星旗，标志着民族共和思想取代汉本位思想，从而避免了民族冲突;再加之南北议和的成功，清帝逊位，实现国家政权和领土的和平交接，从而避免了进一步的民族冲突和领土分裂，使得近代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现代国家。
　　关键词：辛亥革命;民族主义;五族共和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1.061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宪政革命，从革命所收获的结果来看，这个定义毋庸置疑，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还颁布了临时约法。可是，如果从这场革命的酝酿到发起以及革命的前期进程来看，辛亥革命则具有很多传统民族革命的影子。
　　1 单一民族建国思想
　　1.1 十八省内成立新国家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同盟会的誓词，人们往往将其简单理解为推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清政府并重新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府，可是这种理解似乎与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有一定偏离。革命党实际上要做的，是把作为“鞑虏”的满族统治者驱逐至山海关外的满洲，即今日的中国东北，亦如明太祖朱元璋曾将蒙古族逐至北元一样;而“恢复中华”自然是要让“中华”回到过去的情形，即让汉民族在长城之内重新统治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党想要建立的以汉民族为本位的中国似乎并不包括边疆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
　　1903年革命党人在《政体进化论》中提出了在长城以内传统汉族聚居的十八省建国的主张，认为汉地十八省拥有天然的人文与地理优势，四亿同族同胞可以做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从而实现民族的独立于国家的富强。1908年章太炎在《排满平议》中也表达了对满族政府的斥责与对实现满汉分治、建立汉族独立政府的期望。可见革命派中长久存在着恢复建立单一汉族国家的思想，而边疆少数民族则可以独立分治，实现“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
　　1.2 思想来源
　　一方面，汉本位思想来源于我国传统。内地十八省是长城以内汉族的聚居地，革命党人的汉本位思想正是来自这一历史传统。孙中山一向以继承明太祖的事业自勉，而且事实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推翻少数民族在中原的政权、恢复汉族统治的思想也正是来源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就在南京率领官员拜谒明孝陵，并在祭祀朱元璋的祭文中表达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以及继承明太祖事业实现汉族光复的愿景。
　　另一方面，汉本位思想也来源于从19世纪开始在欧洲盛行的“民族建国主义”理论，该理论着重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而多民族国家则很容易产生民族对立与国家分裂的情况。这种激进的汉本位思想在当时的革命党中广为流行，1903年《民报》发表的《民族主义论》一文就对单一民族国家进行了宣扬并对多民族国家进行了批判，认为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差异过大，思想语言文化习惯都不相同，必然会导致政府统治力的下降，而单一民族国家可以实现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同心同德。
　　2 汉本位思想弊大于利
　　革命党人通过激起民族仇恨，使得无数群众站在了革命的一边，很大程度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灭亡。在革命时期，如此群情激昂的民族运动是有益革命成功的，然而，从长久来看，激化民族矛盾会促使狭隘民族主义抬头以至于政局动荡。
　　2.1 国内民族冲突与边疆危机
　　鞑虏长期以来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特征让当时各少数民族都心怀疑惧，革命党人除了将矛头指向满族，还特别针对蒙古族。满族统治者认为革命党人是逆贼，蒙古王公则是认为，汉族人起义造反了，自己是不是应该派兵入京勤王？当时蒙古王公就曾质问南北和谈的革命派谈判代表武廷芳关于新成立的共和国是否包括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在内。因争议而起的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外蒙古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在1911年和1912年相继宣布独立，在此期间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备受虐杀和驱逐。西藏也爆发了冲突，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汉民或被屠杀或流亡至印度、锡金等地。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主义思想的严重负面作用，过分强调民族之间的对立与仇恨势必会导致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战争，这给广大人民群眾带来的灾难将是不堪设想的。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不能缓和民族矛盾稳定国内政局，灾难无疑还会蔓延更深更广。
　　2.2 为侵华势力提供可乘之机
　　日本作为我国近邻，从遣唐使到大化改新，都体现着长久以来都对中国的崇敬之心。在日本人看来，“大和民族”与“大汉民族”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同胞，而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则皆为外族，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史学家会提出著名的“崖山以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的论断。近代以来，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逐渐从崇敬转变为觊觎，以至于进一步的挑衅侵略。甲午战争前，日本发布《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文中指出和汉两族同衣衫、同文字、同伦理，有共同的情谊，也有共同的敌人，将日本描绘成从满族统治下拯救汉族人民的解放者，号召汉族推翻专制统治，报当年剃发易服、扬州十日之仇。
　　日本对中国的民族情感与革命党人的民族情感不谋而合，这也是革命党人在前期与日本走得非常近的原因之一。更有传闻记录孙中山为了得到日本对革命的支持以及成功后日本对新政府的承认，不惜以牺牲少数民族地区为代价。《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就曾披露，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为了得到日本方面对革命派的经费援助以及对革命成功后新生政权的认可，孙中山与黄兴先后承诺中国只会在长城以内成立新政府，而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满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利益则会被出卖给日本。 　　3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3.1 激进的革命形式和民族情绪
　　很长一段时间革命党内都由孙中山、黄兴等激进派人士掌权，汉本位的民族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武昌起义后“铁血十八星旗”成为革命军的旗帜，这是一幅极具汉族文化特色的旗帜，旗帜上的九个分枝代表“九州”，每个分枝两端各镶嵌一颗星，共十八颗星代表“内地十八省”。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革命党即发出《布告全国电》，其中号召汉族团结一致并痛斥少数民族。所以，在辛亥革命初期，革命党内的民族主义思想尤为盛行，目的就是在长城以内恢复成立新的汉族国家，而这显然缺乏对于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考虑。
　　3.2 党内气氛的温和以及南北和谈
　　随着革命进程的北上，革命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南京，这时在江浙的维新派人士，如梁启超和杨度，以及部分清政府官僚转投了革命的队伍，再加上革命党中原有的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对民族分治保持警惕态度的人士，此时的革命派中多了很多温和的思想，这使得原本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缓和，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也为南北谈判的成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11年12月各省代表会议上，温和派已经占有明显优势，大会建议定“五色共和旗”为国旗，其中红、黄、蓝、白、黑代表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旗帜代表各民族团结融合的寓意。1912年1月民国参议院正式议决以五色旗为新的国旗，而原本的十八星旗则被定为陆军军旗。五色旗的出现标志着接受民族融合、倡导民族团结的温和派思想已经在革命党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温和派认为包括满族和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早已实现共通和融合，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分裂甚至灭亡，这在清末维新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中表达的十分清楚，转投革命队伍以后的原维新派人士对民族团结的主张并未改变。
　　革命发展到这个阶段，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黄兴等激进人士也逐渐认识到革命的主要任务已经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转移成了维护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所以接受了多民族共和的主张。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誓词中强调，民族的统一在于合五大族为一人，领土的统一在于合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为一国。至此，革命党内激进人士才最终妥协，单一民族成立新国家的思想退出历史舞台，这场民族纠纷的历史大剧画上了句号，辛亥革命才彻底蜕变成为一场资本主义民主革命。
　　4 结语
　　极端的民族政策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革命派产生这样思想的原因可能有三点：第一，国内主要领土、人口、财政及自然资源都集中在十八省的范围内，再加之汉族人占国内人群比重的绝大多数，所以革命派得以利用这个客观形势，激起民族冲突从而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第二，革命派中大多是南方人且长期漂泊海外，对北方人口分布的变化认识不清，实际上随着长久以来的民族迁移与融合，以长城为基础的民族界限早已模糊，因此革命派对国家和民族分裂可能造成的災难性后果估计不足。第三，革命派可能还存在以部分换整体的想法，通过牺牲局部从而换取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过，好在南北和谈的成功避免了进一步的内战以及民族冲突，灾难性的后果没有发生，历史的悲剧也终究没有上演。随着五色共和旗正式成为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旗，五族共和的思想在全国占据领导地位，中华民族的历史自此有了新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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