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和生育率为何如此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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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前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讨论主要关注对“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而较少关注为什么生育水平越来越低。本文根据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博弈的原理，以图对我国生育水平不断走低给予人口学的回答。本文考察了2000年、2010年、2015年三次普查/小普查的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表明年轻人口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和年长人口生育率的微弱上升导致了生育率的不断走低。对2000—2017年的年度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也表明，推延效应强劲和补偿效应微弱并不是普查时点的一时现象而带有一贯的趋势性。只要这种趋势没有根本扭转，中国的生育水平将不可避免地继续走低。此外，高龄生育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生育现象。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时期生育率;生育水平;分年龄生育率;推延效应;补偿效应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0）01-0049-14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0.026
　　收稿日期：2019-02-18;修订日期：2019-06-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不一致现象的原因及其影响机制研究”（15CRK0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新社会问题研究”（14ZDB150）。
　　作者简介：顾宝昌，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佳伟（通讯作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吴楠，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Why Is China’s TFR so Low？：
　　Interplay between Postponement and Recuperation
　　GU Baochang1，HOU Jiawei2，WU Nan3
　　（1.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2.School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China;3.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Current discussion on China’s fertility is mostly concerned about the estimate of the “true fertility”， but little about the downward trend of fertility. The study aims to give a demographic answer why China’s fertility is so low from a perspective of interplay between postponement and recuperation.By examining the changes in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s with data from census/mini census in 2000， 2010， 2015，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dramatic decline in younger age fertility and trivial increase in older age fertility result in the downward trend of fertility. The analysis of the annual data of 2000-2017 further proves that the strong postponement effect and weak recuperation effect are not the one-time phenomenon as indicated with census data but reflect a consistent trend over the period. As long as the trend is not to reverse， China’s fertility would inevitably continue to go downward. In addition， the high-age childbearing becomes a fertility phenomenon that is no longer insignificant.
　　Keywords：total fertility rate; period fertility rate; fertility level;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 postponement effect; recuperation effect
　　一、引言
　　進入21世纪以来的几次全国人口普查/小普查连续报出了不断走低的总和生育率。2000年普查为1.22，2010年普查为1.18，最近的2015年的小普查（1%全国抽样调查）为1.05。全国人口调查所接连报出的越来越走低的生育水平引起了对数据质量的严重质疑和对“真实生育水平”的无穷争论。一种观点从统计核实的角度认为，所报告的普查结果并不反映中国实际的生育水平而是由于大量的出生漏报和统计误差造成的[1-6];另一种观点从发展水平的角度认为，相对于其他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中国不可能达到这样低的生育水平[7-8];也有的观点从进度效应的角度认为，时期生育率不仅没有反映而且扭曲了实际（终身）的生育水平[9-10]。 　　为此，人们借助了各种可能获得的数据来源，运用了各种可能应用的统计方法对普查数据进行调整，力图求得能够尽量反映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1，4-5，7-8，10-35]。这些调整工作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来说认为，2000年的生育水平在1.8左右，2010年的生育水平在1.7左右，2015年的生育水平在1.6左右。
　　2000年、2010年和2015年历次普查公布的總和生育率和经过调整的总和生育率的比较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①这些经过调整的生育水平的估计都明显地大大高于普查所报告的结果，使生育水平升高了40%—50%;②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便是经过调整而大大调高了的生育水平仍然是远远低于实现世代交替所需的2.1的更替水平;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过调整而大大调高了的生育水平仍然表现出与普查所报告的生育水平相类似的不断下滑的生育趋势。
　　很有意思的是，尽管对于普查所报告的总和生育率的讨论已经开展得那么多，大多关注于什么是中国“真实的”生育水平，却很少讨论为什么中国的生育水平即便经过各种调整仍然是很低，而且是越来越低[36-37]。换言之，这些研究力图回答中国的生育水平并没有（或不可能）像普查所报告的那么低，但却没有回答中国的生育水平为什么会那么低。计迎春和郑真真最近发表的文章认为，“有必要从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情景出发”，“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视角审视中国的低生育率现象”，力图对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作出一个社会学的解释[38]。而本文的目的则是试图从“推延和补偿”互相博弈的视角对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什么这么低作出一个人口学的分析。
　　我们认为，对于普查所报告的总和生育率所反映的生育水平还是要回到总和生育率的本来意义来加以审视。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根据某个时期如某一年的15—49岁的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s， ASFRs）的加总而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作为一个时期指标，是各个年龄组的妇女在这个时期的生育行为的集中展现，是各年龄组妇女在这个时期的生育行为的真实写照。而总和生育率的任何变化必然是分年龄生育率变化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来了解总和生育率变化的缘由。换言之，总和生育率所反映的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的变化必然是由于各年龄组的妇女的生育行为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各年龄组妇女的生育行为的变化来理解人口的生育水平的变化。既然总和生育率是分年龄生育率的总和，那么为了回答总和生育率为何不断走低，就必须从考察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入手。
　　有关欧洲低生育率的研究表明，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波动往往是生育行为中的推延效应（postponement）和补偿效应（recuperation）互相博弈的结果[39-41]。生育行为的推延效应可以对作为时期生育率所反映的总和生育率产生压低作用，生育行为的补偿效应则可以对作为时期生育率所反映的总和生育率产生抬高作用。在某个时期内，推延效应的强弱和补偿效应的强弱造成的它们之间博弈的结果最终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总和生育率走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各年龄组生育率的变化来考察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在生育行为中的体现及其对一个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的影响。
　　具体而言，生育行为的推延主要发生在年轻人群之中，即更多地体现在生育高峰期比如20—29岁妇女生育行为的推延中，因此会在年轻年龄组生育率（20—29岁的分年龄生育率）的下降中反映出来，并对反映时期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产生压低作用。生育行为的补偿主要发生在年长人群之中，即更多地体现在晚育人群比如30—39岁的生育行为的补偿上，因此会在年长年龄组生育率（30—39岁的分年龄生育率）的上升中反映出来，并对反映时期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产生抬高作用。如果在一个人口的某个时期，低年龄组的生育率下降幅度大，即反映推延效应强劲，而高年龄组的生育率抬高幅度小，也即补偿效应乏力，而不足以抵消推延效应，那么就会促使反映时期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下滑。反言之，如果在一个人口的某个时期，低年龄组的生育率下降幅度小，即反映推延效应微弱，而高年龄组的生育率抬高幅度大，也即推延效应不足以抵消补偿效应，那么就会促使反映时期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上抬。简言之，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之间的博弈导致生育水平或升或降，推延效应大于补偿效应时，总和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反之，推延效应小于补偿效应时，总和生育率呈现上升趋势。
　　2013年，中国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允许夫妇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推行，标志着执行了35年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生育政策正式宣告终止。因此，2015年的小普查也为我们从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考察2013年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二、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并辅以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上关于生育的资料计算15—49岁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并以分年龄生育率的加总计算总和生育率。
　　同时，我们计算了每个年龄组的生育率（ASFR）占总和生育率（TFR）的比例，得出每个年龄组生育率的构成比（Pi），以便考察不同年龄组的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总体结果的影响。
　　Pi=（ASFRi×5）/TFR×100（1）
　　比如，2000年20—24岁组的生育率为114.5%，其在当年的生育率中的构成比P20—24为（114.5 × 5）/1218.5=47.0， 也就是说，20—24岁组的生育占了2000年全年生育的47%。 　　我们也计算了分年龄生育率的时期变化（Ti），即每个年龄组的生育率在二次调查中的差异乘以5，以显示各个年龄组的变化是怎样在影响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Ti=（ASFR2- ASFR1）× 5（2）
　　比如，2000—2010年的20—24岁组的生育率的时期变化T20—24为（69.5-114.5）×5=-225.0，即表明在2000—2010年的10年中，20—24岁组的生育率减少了0.225。
　　分年齡生育率的变动包括了水平和结构两种变动，计算分年龄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可获得控制水平变动的分年龄生育率结构变动，由此推断生育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是否存在及其强度，试图从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考察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的博弈，以期对“中国生育水平为何如此之低”作出回答。
　　三、分析结果
　　1.2000年以来我国生育率变化
　　表1是根据普查资料计算的2000年、2010年、2015年中国15—49岁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各年龄组的构成比和时期变化。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生育高峰期的20—24岁生育率从2000年的114.5‰下降到2010年的69.5‰，减少了近一半，而30—34岁生育率从28.6‰上升到45.8‰，几乎翻了一倍。20—24岁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从47.0%下降到29.4%，而30—34岁的比例则从11.7%提高至19.4%。2010年的20—24岁生育率与十年前的2000年相比减少了225.0‰（（69.5‰-114.5‰）×5），25—29岁生育率也减少了10.5‰，20—29岁生育率的大幅下降表现出明显的推延效应。30—34岁生育率增加了86.0‰，35—39岁、40—44岁和45—49岁的生育率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加，30—49岁生育率的抬高则反映了补偿效应。但是，两相比较，推延效应远大于补偿效应，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相互抵消后，生育率减少37.5‰。可见，正是20—29岁年龄组的生育率下降了0.24（0.225+0.0105）和30—49岁年龄组生育上升了0.20（0.086+0.0625+0.030+0.020）从而使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22降至2010年的1.18。更确切地说，正是20—29岁年龄组生育率从2000年的200.7‰（114.5‰+86.2‰）下降到2010年的153.6‰（69.5‰+84.1‰），下降了47.1‰，抵消了30—39岁年龄组的生育率从2000年的34.8‰（28.6‰+6.2‰）上升到2010年的64.5‰（45.8‰+18.7‰），上升了29.7‰，这就形成了17.4‰的下降，这是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致因。
　　从2010年到2015年，20—24岁组生育率继续下降到不足2000年的一半（55‰），其构成比则从近乎一半下降到只占1/4（26.1%）。与此同时，30—34岁组生育率及其占比则在此期间没有什么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从30—34岁到45—49岁组的生育率在2000—2010年期间曾出现过上升趋势（即补偿效应），却在2010—2015年期间无一例外地均呈现出减少的态势，反映了补偿效应的乏力，即便是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也无助于事。在2010到2015年的5年间生育率减少了126.5‰，导致了总和生育率从1.18下降到1.05，其下降幅度是2000—2010年下降幅度的3倍之多。
　　图2展示了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分年龄生育率。如果以30岁为界，图2可分为左右（30岁上下）两部分。左侧（30岁以下）表现出明显的推延效应：①20—24岁生育率直线下落，从2000年的114.5‰降到2010年的69.5‰，再降至2015年的55.0‰，减少了一半还多。②生育高峰向右推延了一个5岁组，从2000年的20—24岁推延到2010年的25—29岁，2015年生育高峰尚保持在25—29岁。③生育峰值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114.5‰降至2010年的84.1‰，到2015年进一步降至74.3‰。25—29岁生育率在2010年和2015年为生育高峰期，但是其值已低于2000年同年龄组的生育率。
　　右侧（30岁及以上）显示：①生育率呈现单调递减态势，随着年龄增加，分年龄生育率下降。2000年下降相对迅速，而2010年和2015年下降相对迟缓。②从2000年到2010年存在明显的补偿效应，30岁及以上各年龄组生育率均有提升，特别是30—34岁生育率提升幅度最大，从28.6‰提高到45.8‰。③从2010年到2015年未出现补偿效应，30岁及以上各年龄组生育率均有小幅下降，40—44岁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从7.5‰下降到5.4‰。这反映了补偿效应的乏力，即便是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也无济于事。
　　图3为分年龄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如图3所示，首先20—24岁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47.0%下降到2010年的29.4%，2015年降至26.1%。20—24岁生育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从主导转变为次要。这个比例转换成关于现实情况的表述是，女性在20—24岁生孩子的情况越来越少见，2000年时，每2个生孩子的女性就有1人年龄在20—24岁，而到2015年时，每4个生孩子的女性里仅有1人是20—24岁。
　　其次，25—29岁生育率所占比例稳定在35%。此年龄组在2000年时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作用位居于20—24岁之后，与之相差11.6%。在2010年时，25—29岁生育率所占比例则超过20—24岁，比之多出6.2%，成为对总和生育率影响最大的年龄组。到2015年，25—29岁比例与20—24岁比例差距愈大，扩大到9.1%。25—29岁生育率所占比例数值不变，而对总和生育率影响位次发生改变，这反映出生育时间在推延。
　　最后，30岁及以上的比例不断升高。30—34岁比例从2000年的11.7%增加到2010年的19.4%，再增长到2015年的21.5%，几乎翻了一倍。2015年的35—39岁、40—44岁和45—49岁的比例是2000年的4倍以上。30—49岁在2000年时累计比例为15.1%，与20—29岁比例82.4%相比，其对总和生育率影响相对较小。然而，到2010年时，30—49岁比例增至32.5%，2015年再增至34.3%，仅次于25—29岁比例，其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已经不可小觑。现实中，30—39岁生孩子的女性越来越多见，2000年时，每10个生孩子女性里只有1人是30—39岁，到2015年时几乎每3个生孩子女性里就有1人年龄在30—39岁。 　　2.假设没有补偿效应
　　上面讨论表明，2000年到2010年和2015年的生育率的下降是由于低年龄组的生育率的下降和高年龄组的生育率的上升，即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互相博弈的结果，并且由于推延效应强而补偿效应弱造成总和生育率的下降。
　　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2000—2010年的生育率变化也是由于年长年龄组的生育率有所上升而带来的补偿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于年轻年龄组的生育率下降而带来的推延效应对时期生育率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妨设想如下的情景：如果这个时期的生育行为中只有推延效应而没有补偿效应，那么总和生育率作为时期生育率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假定2010—2015年期间未出现补偿效应，即2010年和2015年这两个年份的30—49岁分年龄生育率等同于2000年的30—49岁的分年龄生育率，15—29岁分年龄生育率为调查所得结果，那么时期生育水平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如表2，我们把2010年和2015年的30—49岁的年龄组生育率设在与2000年一致的水平上，即假定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全部由于20—29岁年龄组生育率的下降而不存在30—49岁年龄组生育率的上升，换言之，只有推延效应而没有补偿效应，那么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将会更低，不是下降0.04（1.22-1.18）而是下降0.24，使生育水平达到低于1（0.98）的水平，并且使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从小普查报告的1.05下降到0.88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补偿效应只有推延效应，那么生育水平将会下降得更低，甚至低于1的水平。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如表1所示，在2010—2015年间，不仅20—29岁的生育率继续下降，并且年长年龄组的生育率也都转而向下。正是由于年轻年龄组和年长年龄组的生育率同时都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使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1.18下降到2015年的1.05，即下降了0.13，是2000—2010年期间生育率下降幅度的三倍，铸成了所谓“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37]。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育率的大幅下滑趋势发生在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原本预期年长年龄组的生育行为会出现一些甚至强烈的补偿效应，从而促使生育率反弹，但该预测却并没有发生。
　　3.2000年以来分城乡生育率变化
　　为了进一步考察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在生育率变动中的作用，我们下面分城乡、分孩次地展开讨论。表3为根据普查资料计算的我国城市地区2000年、2010年和2015年15—49岁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在城市地区，从2000年到2015年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1以下。20—24岁生育率从2000年的76.6‰下降到2010年的44.7‰，到2015年进一步下降至39.2‰，其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依次是40.9%、23.6%和21.4%，从2000年到2015年占比几乎减少了一半，表现出明显的推延现象。30—39岁生育率及其占比在不断增加，表现出补偿效应。从2000年到2010年，补偿效应略强于推延效应，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从0.94上升到0.95。但2010年到2015年，几乎各年龄组生育率都呈现下降趋势，仅有30—39岁生育率上升了，从2010年的56.8‰（40.2‰+16.6‰）上升到2015年的63.1‰（44.4‰+18.7‰）;其占比也提高了，从2010年的30.1%（21.3%+8.8%）提高到2015年的34.4%（24.2%+10.2%），30—34岁组在2015年的占比（24.2%）甚至高于20—24岁组在当年的占比（21.4%）。这可以视为2013年的生育政策调整产生的效应，但是，30—39岁年龄组的生育率的上升幅度实在太小，补偿效应远不足以抵消推延效应的影响，总和生育率还是从2010年的0.95降到2015年的0.92。
　　表4为根据普查资料计算的我国乡村地区2000年、2010年和2015年15—49岁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尽管农村的生育水平还是比城市要高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推延效应不仅在城市出现，而且在乡村也出现了。20—24岁生育率从2000年的143.8‰降到2010年的92.6‰，再降到2015年的81.4‰，几乎下降了一半。其占比从2000年的50.4%下降到2010年33.5%，再降至2015年的31.9%，也就是说生育高峰期农村妇女的生育从2000年占当年全部生育的一半，在15年里下降到占比不足1/3，推延效应十分明显。如同城市一样，从2000年到2010年，乡村也有补偿效应，但是从2010年到2015年并未出现补偿效应，20—44岁生育率及其占比均出現减少。30—39岁年龄组的生育率甚至从2010年的71.5‰下降到2015年的65.4‰，说明2013年的生育政策调整在农村基本没有反应。2000—2015年期间，乡村的生育形势经历了从推延效应强于补偿效应到有推延效应无补偿效应的过程，总和生育率从1.43下降到1.38，再大幅下降到1.27。
　　比较图4和图5，不难看出，乡村和城市发生了相似的推延效应，但是乡村比城市变动更为剧烈。与2000年相比，2010年和2015年城市和乡村都呈现出推延效应，但是从2010年到2015年，城市存在补偿效应（30—39岁的生育率曲线，2015年略高于2010年），而乡村则无补偿效应（20岁及以上的生育率曲线，2015年始终低于2010年）。
　　4.2000年以来分孩次的生育率变化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孩次地来考察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对时期生育水平的影响。表5和图6为根据普查资料计算的2000年、2010年和2015年15—49岁妇女的一孩生育的分年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几乎全部一孩出生（91.9%）都发生在20—29岁的妇女中，但到2015年已下降到只有七成（72.7%）。20—24岁的推延效应更为明显，其一孩生育率占比从2000年的59.7%下降到2015年的35.7%，几乎下降一半。但与此同时，更多的一孩出生在30—39岁的妇女人群中，从2000年只占4.5%（3.8%+0.7%）上升到2015年的17.4%（13.3%+4.1%），增长了三倍。但是，30—34岁的一孩生育率的增加量（42.0‰）远小于20—24岁的减少量（312.0‰）。一孩生育表现出推延效应远强于补偿效应，一孩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0.86下降到2010年的0.67，再降到2015年的0.56。 　　2013年和2015年的生育政策调整主要是针对二孩生育开展。表6和图7为根据普查资料计算的2000年、2010年和2015年15—49岁妇女的二孩生育的分年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对于二孩生育，最大的变化发生在30—39岁的妇女群体中，其二孩生育率从2000年的21.1‰上升到2015年的36.4‰，但令人关注的受2013年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的2010—2015年的30—39岁的生育率，其从2010年的3.4‰（23.3‰+10.1‰）升高至2015年的36.4‰（25.4‰+11.0‰），却竟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从2010年到2015年，二孩生育行为既无推延效应也无补偿效应，20—39岁生育率均有所上升，但是，仅有20—24岁生育率占比从2010年的12.2%略微上升到2015年的16.1%，25—49岁生育率占比却都减少了。这意味着，2013年的生育政策调整可能缓解了20—24岁的生育推延。二孩总和生育率也略微上升，从2000年的0.29提高到2010年的0.37，再提高到2015年的0.42，但仍处于不到0.5的水平。
　　表7为根据普查资料计算的2000年、2010年和2015年15—49岁妇女的三孩及以上生育的分年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三孩总和生育率在0.07—0.08，占总和生育率比例实在太小，这表明生育三孩的人很少，因而对总和生育率影响也微乎其微。2010年和2000年相比，20—29岁推延效应略弱于30—49岁补偿效应，总和生育率从0.07上升到0.08。2015年和2010年相比，分年龄生育率及其占比几乎相近，总和生育率均为0.08。
　　5.2000年以来年度生育率变化
　　以上的讨论是基于2000年以来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2000年、2010年、2015年三个普查时点的生育率数据分析了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以考察生育行为的推延和补偿之间的博弈对时期生育率的影响。那么，这是不是仅反映普查时点的一时的、偶然的现象呢？普查资料反映的生育率变化是不是具有趋势性意义呢？为此，我们又运用2000年到2017年国家统计局每年开展的年度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考察了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图8显示的2000—2017年分年龄生育率变化可见，在这18年间，20—24岁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不断下降之中，从2000年的114.5‰一路下降到2017年的71.1‰。在这18年中这种下降几乎是直线的，在2003年左右有过一度上升，而在2013年生育政策开始调整后居然出现了新一波的下跌，尽管2016年和2017年有所上升，但是仍然低于政策调整前的水平，典型地反映了推延效应的强劲性。与此同时，30—34岁年龄组的生育率则有所上升，从2000年的28.6‰提升到2017年的79.4‰，反映了高龄妇女生育的增多。
　　图9显示了2000—2017年间的分年龄生育率在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中的占比分布。20—24岁的生育率从2000年占到当年生育率的几乎一半（47%）到2017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2.4%），并且在2013年生育政策调整后反而进一步下跌了。而30—34岁生育率的占比在这17年间则是一路攀升，从2000年11.7%到2017年的25.0%，翻了一番还多。特别是35—39岁生育率的占比在这17年间一直在上升，从2000年的2.6%上升到2017年的11.9%，可以说，高龄生育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生育现象。
　　从年度统计资料来看，2013年宣布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允许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就可生育两个孩子。与2013年相比，2014年20—24岁生育率从69.5‰提高到79.8‰，提高了51.2‰，其占全年生育的比例从28.1%提升至31.2%，提升了3.1%，但2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分年龄生育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增减相抵，总和生育率仅上升了0.04，达到1.28。与2014年相比，2015年30岁以前生育率及其占比均减少，20—24岁生育率减少最多，减少了124.1‰，30—34岁生育率减少18.6‰，占全年生育比例增加了2.3%，35岁及以后生育率及其占比均有所增加。总的来说，推延强劲，补偿乏力，因而总和生育率从2014年的1.28下降到2015年的1.05，下降了22%。
　　2015年宣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无论城乡，无论民族，无论地区，任何夫妇均可生育两个孩子。与2015年相比，2017年2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分年龄生育率均有所增加，增长幅度最大的是25—29岁，增加了176.8‰，其次是30—34岁，增长了170.6‰，再次是35—39岁，增长了96.2‰。总和生育率由2015年的1.05增长到2017年的1.59，增加了54%，但仍然远低于更替水平2.1，如表8所示。
　　对年度生育率数据分析显示，在2000—2017年长达18年的期间，我国生育水平的变化中，由年轻年龄组生育率下降反映的推延效应的强劲和由年长年龄组生育率的有所上升反映的补偿效应的微弱，与运用2000年以来三次普查数据的分析所反映的生育趋势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普查数据反映的生育率的变化并不是一时的、偶然的，而带有明显的趋势性。
　　四、 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生育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降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下，而在2000年以后继续下降，即便考虑了出生漏报因素和统计误差，还是远低于更替水平。目前关于我国生育水平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如何对普查报告的生育水平进行调整以求出“真实”的生育水平。但是，即便是经过种种调整后的生育水平仍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本文企图通过考察推延和补偿博弈的视角回答为什么中国的以总和生育率为标志的生育水平不斷走低的问题。
　　对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普查数据计算的分年龄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显示，在2000—2015年期间20—29岁生育率及其占比明显下降，表现出强劲的推延效应，30—39岁生育率及其占比有所上升，存在一定的补偿效应。从2000年到2010年，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相互抵消，总和生育率略有下降，从1.22降至1.18。从2010年到2015年，推延强劲，补偿乏力，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大，进一步降至1.05。如果30岁及以后年龄组的生育率未出现补偿，那么2010年和2015年总和生育率将可能不足1。2013年“单独两孩”和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均对生育率有所提升，但是总和生育率仍然未超过1.6。 　　为了进一步验证普查数据反映的是否仅是一时的、偶然的现象，我们又运用了2000—2017年的年度调查数据，反映了年轻生育率的下降和年长生育率的上升是2000年以来一以贯之的生育趋势，即便是2013年以来的生育政策的调整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这样一个大趋势。
　　总的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生育趋势的分析表明，我国妇女生育行为中，年轻人群的推延效应十分强劲而年长人群中的补偿效应却很微弱。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改变并有继续发展之势，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我国的生育水平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处于远低于更替水平，并继续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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