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储蓄率影响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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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的有效需求尤其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有待提高，主要表现为我国储蓄率水平居于世界高位。为深入探究我国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可以利用我国1995-2016年22年的储蓄率及相关因素数值，建立回归模型，对储蓄率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利率水平、少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等因素对储蓄率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该结果对于评价我国高储蓄率与相关建议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居民储蓄率 收入水平 人口结构 利率水平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储蓄率之谜问题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通常来说，经济活动表现为：投资—要素分配—形成部门收入—消费—储蓄的循环路径，即储蓄应为一个经济循环中最终剩余的表现形式，这就意味着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则储蓄率应相应较低。我国高储蓄率之谜问题表现为：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虽呈现出小幅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世界水平25%高位水平。居民储蓄率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将其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时才有助于经济的长期良性发展。在我国当今储蓄率较高情形下，如何提高社会消费，降低居民储蓄率成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本文主要从中国居民储蓄率影响因素出发，通过实证分析，提出化解过高储蓄率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针对我国储蓄率问题的研究众多，不同角度、不同研究方法以及基于不同出发点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对于本文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作用。
张龙等（2019）运用SV-TVP-FAVAR模型比较分析法得出我国现阶段实际储蓄率高于最优储蓄率，且存在帕累托改进。汪伟等（2019）通过比较四种不同的共线性识别方法，分析得出城镇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曲线呈正U形分布，同时教育负担上升是导致储蓄率曲线转变的影响因素，这从一定角度说明少儿抚养比将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孟令国等（2019）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并且“全面二孩”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储蓄率增加，同时建议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以降低储蓄率。甘犁等（2018）从收入分布视角分析发现高收入家庭储蓄率远高于低收入家庭，且收入差距越大，总储蓄率越高。
综上所述，以往关于储蓄率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某一特定影响因素来探究其对储蓄率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将综合选取几个重要变量对影响中国储蓄率进行分析，并针对不同情况给予特定的政策建议来缓解中国高储蓄率问题。
三、居民储蓄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居民储蓄额作为居民储蓄率的代替变量，通过分析不同变量对储蓄额的影响路径，进而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合相关文献，本文选取了以下几个因素进行重点研究。
（一）收入水平
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储蓄率成正相关关系，这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解释：一种解释为，根据储蓄函数s（y）=-α+（1-β）y这一公式可以得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储蓄率也会随之增加;另一种解释为，收入水平越高，则消费者剩余越多，居民才会有更高的可能性去储蓄，因此收入中用于满足储蓄的这一部分也会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增加。
（二）利率水平
利率水平是影响储蓄率高低的另一大因素，利率水平越高，则储蓄率越高。利率水平与储蓄率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可以通过以下解释来理解：根据货币市场均衡条件M/P=ky-hr可知，当利率下降时，货币需求增加，进而储蓄减少。简言之，正因为利率可以视为储蓄的收益，因此利率越高，人们储蓄得越多。
（三）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不同对居民储蓄率同样会产生影响。当一个家庭所面临的抚养情况较重时，其储蓄额会面临一定的减少。根据生命周期理论的假说，居民会将自己所拥有的收入在消费、养育子女和照顾老人这三者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随着年龄的推移，个人储蓄通常表现为倒U型，人在中年时期往往会拥有较多的储蓄，而在幼儿和老年时期往往储蓄较少。因此我们猜想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往往会与储蓄率的变动呈现负相关。
（四）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同样是影响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城乡差距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导致这一差距的原因之一在于城镇与农村居民在收入上存在的差距，且出于对未来可能面临开支的需求，农村居民可能更倾向于储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其消费层次也高于农村居民，因此相较于农村居民而言可能储蓄会偏少。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是影响储蓄率的经济因素，其中还包含着政治因素，因此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降低储蓄率的一项重要可行之策。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居民储蓄率和储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则选取名义利率来代表利率水平、GDP来代表收入水平、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代表人口结构、基尼系数来代表收入差距，以期分别考量利率水平、收入水平、人口结构和收入差距对储蓄率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5-2016年这2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
（三）模型构建
通过C2值可以看出，利率水平与居民的储蓄率T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利率水平每上升1个单位意味着居民的储蓄率会上升2.85个单位。该二者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较好理解，主要因为利率直接作用于投资，当利率下降时，投资增加，储蓄相应减少。
同时结果显示，少年抚养比CDR与居民的储蓄率之间呈现出反方向变动关系，这与生命周期理论所提出的假设是契合的。且每当少儿抚养比上升一个单位时，储蓄率会降低约一个单位。這主要是因为当少儿抚养比增加时，人们养育儿童费用绝对量增加，因此用于储蓄的资金减少;其次，少儿抚养可以视为一种“代际投资”，即父母会减少当前储蓄来用于少儿教育、医疗、住房等投资。 但是老年抚养比却对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有着正向影响。这与生命周期的理论是相左的，但此前学者通过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王树等（2018）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其对储蓄率的正效应不断增加;徐延明（2016）通过实证分析得到老年抚养比所产生的正向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导致的：其一是尽管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但是老龄化的程度并没有造成中年人过重的负担，所以对社会储蓄的影响不是很显著，即目前老龄化所造成的储蓄率的减少要低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储蓄的增加，所以造成二者之间的一个正向变化关系。再有一个原因是即使我国当前老龄化现象明显，但可能部分老年人退休后的福利待遇较好，并不会造成中年人社会负担的加重，且老年人本身的消费降低，更偏向于储蓄，从而促进储蓄率提高。
但是实证结果中令人惊讶的是，基尼系数与储蓄率之间的变动关系并不显著，本文猜想可能即使存在着收入差距，但是人们之间的理财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中等收入者也会较多用于投资。
（六）稳健性检验
经过检验发现GDP一阶滞后系数较大，具有较强的序列相关性，因此选用SGMM模型进行分析。此外，在引入储蓄率的一阶滞后项时，样本残差的序列相关性检验拒绝了“扰动项的差分结果二阶相关系数为零的假设”，因此本文引入二阶滞后项来处理此问题。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种，进行缩尾处理，将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3%的缩尾处理。第二种，替换指标法，将少儿抚养比替代为少儿占总人口比以及老年抚养比替代为老年占总人口比。通过上述两种检验，本文核心变量的符号没有发生变化，显著性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本文的模型以及数据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数据的相关分析可知，收入水平、利率水平、少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是影响利率水平的重要变量，且对储蓄率水平的影响机制不同，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利率水平、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成正相关关系，少年抚养比与储蓄率成负相关关系。其中，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成正相关关系与我们根据生命周期理论猜想的预期结论相反，但通过分析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如今我国储蓄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表现仍然不是很明显，因此仍需要对目前的高储蓄率进行控制，基于此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制定相关人口政策促进人口结构的优化
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少儿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呈现反方向变动关系，因此需要对人口政策进行放宽。尽管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目前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由于当前社会民众养育儿童成本过高，因此二孩政策效果仍然有待观效。我国当前应该一方面扩大二孩生育的相关优惠政策，减轻居民生育负担;另一方面要提升人口发展质量，使人口的发展功能得到优化，创造人口均衡发展的条件，从多角度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从而降低储蓄率。
（二）完善金融投资合理规范利率水平鼓励居民消费
由上分析可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提高从而促进了消费。在这可以通过对金融投资市场进行完善，发展多种形式的投资渠道，鼓励居民将自身的闲余资金用来投资，从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消费型行业也应积极创造新的消费热点，在原有基本生活消费的基础上鼓励享受型消费。同时，中央银行应在顺应市场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利率水平，其他金融机构也应积极响应央行降息政策来化解居民储蓄率高的问题。
综上所述，居民储蓄是研究我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指标之一，高储蓄率虽然给我国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但从长久发展考虑，高储蓄率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将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政府在居民储蓄的方面仍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这是一项长期、复杂、动态的经济和社会任务。近两年我国储蓄率已呈现逐步降低趨势，要使储蓄率维持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政策应温和有效，切不可操之过急，这需要政府协同各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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