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亲环境行为与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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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在全国13所城市收集到的010份城市居民关于亲环境行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在私人领域表现出更多的环境行为（如重复使用），而男性在公共领域表现出更多的环境行为（如环保捐赠）;同时年轻人表现出更高的公共领域亲环境行为参与度;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各类别亲环境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性别差异 社会人口学变量 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一、引言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步入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和后工业化时代。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物排放也空前增加，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威胁着居民的身心健康。环境治理是一项全国性的工程，仅仅依靠技术手段或自上而下的方法是不够的，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经，尤其是在环境问题领域，公共决策、教育项目等的成功依赖于具体个人行动。我们通常将公众根据自身实际做出的那些对环境保护有贡献的行为称为“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1]。
　　因为个体的亲环境行为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自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学者试图进一步了解亲环境行为（例如，循环利用、节约水电、减少个人车辆使用）的决定因素。了解人们为什么要以一种对环境负责任的方式行动，对许多人，包括决策者、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来说，具有重大价值。关于亲环境态度和行为的决定因素方面的文献很多。在过去的50多年里，诸如性别、年龄、教育、政治倾向、宗教、富裕程度和经济地位等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一直是研究亲环境行为决定因素的主要焦点。部分文献证实了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个人的环境关注和亲环境行为[-5]。
　　但是关于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大多数文献都将亲环境行为视为一个统一的、没有区别的概念。最近，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决定不同类型的行为[6]。研究也发现了社会人口学变量对于不同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
　　国外较多研究关注亲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但关于性别和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显示了复杂的结果：早期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性别在亲环境行为中并不表现出差异[7， 8]，但是后期更多研究表明女性倾向于报告比男性更强烈的环境行为[9-1]。unter等人认为，对于亲环境行为进行更仔细地研究可能有助于澄清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13];unter和他的同事们区分了以家庭为导向的（私人的）环境行为，如回收;和以社区/社会为导向的（公共的）行为，如抗议。利用1993年国际社会调查，探讨了个国家在“私人和“公共环境导向行为方面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在许多国家，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从事环境行为，尤其是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此外，与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相比，女性和男性都倾向于从事相对更私人的环境行为。龚文娟利用003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居民亲环境行为性别差异，发现中国男性城市居民的亲环境行为少于女性，同时表现出女性城市居民的亲环境行为主要与日常生活相关，而在对于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而言，男女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的特点。类似的还有肖辰阳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性别差异仅表现在家庭亲环境类别上，如回收行为，而在家庭外的亲环境行为，如捐贈行为并没有表现出差异[14]。但是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相对于“私人环境导向行为，“公共行为其实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更积极地从事以家庭为导向（私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例如，回收），而男性更积极地从事以社区/社会为导向的行为（公众）环保行为（如抗议）[9， 15-17]。所以关于亲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还存一定的争议。
　　除了亲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还发现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对于亲环境行为有影响[， 3]，如大量研究发现年长的人更倾向于做出亲环境行为[7， 18]。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关心环境[1， 19， 0]。对于收入水平和亲环境行为关系的研究发现，收入水平与环保态度和行为呈正相关[]，Schultz和同事们发现，收入水平与回收行为呈正相关。然而，这种关系的强度和性质尚不清楚[1]。总的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年轻女性更容易做出相应的亲环境行为[]。
　　二、研究假设
　　结合以往关于社会人口学变量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和讨论，研究者认为细分行为类别能够更好的澄清亲环境行为与社会人口学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研究者提出该研究的基本假设为：社会人口学变量对于不同类别的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此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如下具体操作化假设：
　　首先根据indall和他的同事们提出激进模型理论认为个人参与环境活动可能受到可支配时间的限制，并受到其社会角色和职责的影响[3]。indall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务会减少她们参加激进活动即公共领域的亲环境的机会。而女性的社会分工更多的是照顾家庭，这让女性更有机会参与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如重复使用塑料袋，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中国存在亲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从事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从事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另外考虑到现如今社会信息化程度，年轻人有更大的可能获取相关环境问题行为并选择做出相应的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中国的亲环境行为也表现出年龄差异，年轻人更容易做出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除此之外，研究者还试图通过数据分析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对于各类别的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基于以往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3：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的发生，且在各类的亲环境行为中不表现出差异。研究假设4：个体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收入水平高的人更关心环境，更容易做出亲环境行为。 　　三、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数据来源于研究者019年8月-11月在中国13所城市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问卷收集工作一共在全国13所城市的1所中小学开展。一共发送问卷363份，回收问卷731份剔除其中明显乱答以及非家长作答和不愿意作答人口学变量信息的问卷和居住时长不足一年的居民填写的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一共010份（男=713，女=197，样本有效率为 73 5%）
　　（二）变量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亲环境行为，用五点量表衡量城市居民近一年来发生相应亲环境行为的频次，受访者需要回答“在过去一年里，我的行为可以描述为“1从不;“很少;“3有时;“4经常;“5非常频繁。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公众的亲环境行为的发生频率主要分为两类，大部分公众经常做出类似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等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较少做出环保捐赠等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故研究者按照实验设计将11项亲环境行为做了降维处理，降维后，11项亲环境行为恰好分为两个类别，分别被命名为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因子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34 09%，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因子解释方差占总的方差的16 65%，共解释50 74%的方差。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包括：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节约用电;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包括：为环保组织捐款，和身边人讨论环境问题，参与志愿者活动，举报或投诉环境污染事件。（如表1所示）
　　（三）结果
　　为探究社会人口学变量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利用 R 软件里的 lm4 程序包用 lmer（）命令建立混合线性模型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该模型以行为改变为因变量，实验城市作为随机变量控制，同时加入了社会人口学变量进行分析，且利用 MuMIn 程序包里的 r squaredGLMM（）命令分析模型中固定变量和总模型的解释度（R）。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发现对于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B=-0 03，P < 0 01），年龄（B=-0 03，P < 0 01）和受教育程度（B=0 03，P < 0 001）对于该类亲环境行为有显著影响。在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类别，回归模型表明。性别（B=0 14，P < 0 001）和受教育程度（B=0 06，P < 0 001）显著正向影响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的发生。对于总的亲环境行为，对于人口学变量，仅有受教育程度（B=0 05，P < 0 001）显著正向预测行为发生，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做出亲环境行为。分析发现，性别与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负相关，说明男性更容易做出相应的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而对于私人领域的亲环境来说，女性更容易做出相应的亲环境行为，表明在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上女性确实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而男性更多地参与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1。一方面传统的性别社会化限制了女性在家庭以外从事活动的可获得性，使得她们更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亲环境行为;另一方面，传统的男性社会化鼓励男性强调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4-6]，这可能导致他们更期望在公共领域占据更多话语权，所以更多参与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年龄这一变量仅在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中表现出差异，年龄与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负相关，年轻人更容易做出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而在年龄对于私人领域和总的亲环境来说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假设得到验证。私人领域这一类亲环境行为的发生相对来说更为容易，无需要特定的能力去完成。因此年龄未能在这一类行为中表现出差异，而对于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来说，此类行为的发生更需要一些特定的能力和代价，如时间，信息搜寻能力等，因此年轻人更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出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
　　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与各类别的亲环境行为始终正相关，公众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做出相应的亲环境行为，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说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亲环境行为发生的稳定预测变量。家庭月收入在各类别的亲环境行为没有表现出差异，个体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收入水平高的人更关心环境，更容易做出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
　　四、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亲环境行为比例不高，并且受到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影響，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
　　1 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多地参与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相较于女性，男性更倾向于参与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性别在不同类别的亲环境行为的表现可能归因于关于性别社会化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大多数社会存在一种性别社会化形式，男孩和女孩受到不同的对待，并鼓励他们从事不同的活动[7-9]。传统的性别社会化做法通常鼓励妇女成为照料者和养育者，而男子则被社会化，更多地参与公共领域。正是因为这种性别社会化，相较于男性，女性承担了更大比例的家务活动，使她们更容易在私人领域做出相应的亲环境行为，比如减少塑料袋的使用等。而男性更多地活跃在社会角色中，传统社会化理论和社会分工理论认为男性应主外。所以相比于女性，他们更有可能参与公共领域亲环境行为。
　　年龄仅与公共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呈负相关， 说明年轻人比年长者表现出更多地参与公共亲环境行动，这与国外相关相类似[3]， 但私人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没有呈现出年龄差异，因为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取信息和知识，会根据自己知识选择更有利于环境的环保行动，同时年轻人也有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从事环保活动。
　　3 受教育程度稳定影响各个类别的亲环境行为，公众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参与亲环境行动。总的来说，受教育程度是模型中最强的预测因子。因为环境知识一直被认为是亲环境行为发生的基础，而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知识就越丰富，对环境行为的参与程度越高。 　　4 相对于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公众更容易做出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这一发现也为低成本假设提供了支持，我们发现，无论性别如何，个人更有可能参与日常生活中的环保活动（例如，回收利用、少开车等），这些活动可能比积极参与者的“成本更低，因而后者可能不那么频繁和（或）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参与[30]
　　从分析中还可以看出， 家庭月收入与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不相关 ， 表明个体收入水平不影响他 （她）从事环境友好行为，这与以往研究不一致，后物质理论认为环境友好行为跟个体、人群、地区，甚至国家的经济收入水平相联系， 经济收入越趋向稳定， 人们越倾向于从事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我们的研究与龚文娟研究类似[14]，未能得出个体收入水平和亲环境行为正相关的关系。可能是因为相较于个人的收入水平，国家的富裕程度更能影响公众的环境态度和行为。因为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和参与环保行为与富裕程度呈正相关。199年，乔治·h·盖洛普国际研究所（George   Gallup international Institute）进行了一项国际调查，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该研究所收集了4个不同国家（如地理和经济地位）对环境的看法和观点的数据。Dunlap和Mertig（1995）利用这些数据得出结论，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与国家整体富裕程度呈负相关[31]。所以亲环境行为会受到国家层面的富裕水平的影响，而不是个人层面的收入水平。
　　结合私人和公共环境行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私人和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无论是在总体参与水平方面（私人参与明显高于公共行为），还是在社会人口因素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联模式方面。我们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这两种类型的环境行为分开会更有意义，正如Mohai， Greenbaum等学者所建议的那样[5， 3]。
　　总而言之，中国城市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基本上与西方相同。具体来说，女性在家庭环境中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这与其他环境中的研究结果一致;男性在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中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而其他社会人口学变量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年轻人更多地活跃在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中。公众参与亲环境行为不受其收入水平影响，却稳定被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影响。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不同个体在于不同领域的亲环境行为表现具有重要意义，更提醒研究者，在討论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应该细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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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家文，中國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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