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何以如此稳定

作者:未知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关于中国经济运行何以如此稳定,学界仍存在分歧,认识不一。本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认为我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独特的三角架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与社会公众的有为介入等的有效融合,是我国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主因。
  关键词:中国经济;稳定;社会公众;有效融合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20)08-0031-03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又以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的速度继续在合理的区间内平稳运行,引发了理论界、政府间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人们不禁要问,在国际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下,中国经济运行何以如此稳定?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亦或是马克思主义者,均未能就此给出比较清晰而又令人可信的阐释。实际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必须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方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政府与市场之间独特的三角架构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石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自古典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都是经济学家长期争论的理论焦点。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一国财富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累积,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又离不开市场的作用。因此,一国财富的持续增加正是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实现的,进而指出实行经济自由政策,由市场来进行资源的配置,经济才是最富有效率的;才能推动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而政府只是在国防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发挥有限的作用。总之,一句话,自古典之后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大都将“大市场、小政府”的信念奉为圭臬。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的、全面而深刻的经济危机之后,随着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这种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才发生了重大转变。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失灵现象,主张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有效干预,实行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方能克服或矫正市场的缺陷,刺激经济的增长,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的双重爆发,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又陷入了长期的“滞胀”状态,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这又为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契机;可好景不长,1999年底的拉美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为新自由主义敲响了警钟。至此,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再次陷入僵局。
   而我国自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在全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进行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针对当时国际上占主流思潮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太多,造成各种价格的扭曲,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即是政府失灵造成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逐步提出并为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制度安排,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从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的“計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中“两个不等于,一个手段论”的精辟阐述,再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又经过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等几次重要会议的积累,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实现突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直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三个“显著优势”的高度凝练与概括,都是我党关于该问题的探索实践。
   认真总结这一认识历程,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而不断递进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独特的三角架构,才是中国特色的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别于欧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石。
   图形的外围是个等边三角形,中央政府处于三角的顶端,地方政府和市场(企业)分置三角的两个底端。中央政府通过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威约束,保证了与地方政府双边的稳固;同时地方政府输出关联利益,维持了与市场(企业)双边的稳定;再加上中央政府多采取资金、资产或资本控制(典型存在的形式为央企),从而确保了中央政府与市场双边关系的稳定,这种独特的三角架构替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所主张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双边关系及其非稳定状态。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石;也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未发生经济危机国家的原因所在;更是对我国实行渐进式双轨制(政府和市场同时作用于资源配置)改革质疑的否定。
   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根本
   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的自发调节与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有为作用的协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而二者若要协同得好,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新自由主义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吹市场万能,认为它具有解决经济发展、资源配置中一切问题的自组织功能,其结果是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凯恩斯主义崇尚政府职能,主张利用财政、金融改革,增加有效需求,熨平经济波动。但因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在实践中阻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其结果是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并发症。这充分表明,要使市场经济处于良性运转状态,必须学好用好“两只手”。    把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要认识它的特殊规律。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坚持党的领导。总体上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个核心问题。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如何才能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党能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面力量。这些论述进一步发挥和深化了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的重要观点。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需要,而且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优越性——先进性和统一性,他集政治、思想、组织等一系列优势于一身,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处在核心地位。正如图1所标识的,处于稳定三角的中心点,代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经济稳中向好这一良好态势,充分体现了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又能矫正、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既对市场依法实施监管,化解经济风险,又对政府界定作用范围,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步完善的进程。在中国,整个改革进程,尤其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深化改革这一历史性系统工程便会停滞,甚至会走上歪路、邪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和其他市场经济形态一样都是法治经济,需要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来维护其正常运行。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治思维的制约或束缚,从而影响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活力和效率的释放与提升。因此,亟需重新廓清和厘定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的边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权力予以规制,对权利予以保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提供法治框架和秩序环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法治经济乃至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深化市场主体改革,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加强党的领导。这不仅是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与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而且更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
   三、社会公众的有为介入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源泉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技术、资本、劳动和产业不断创新和累积的结果,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亦或是转型国家,并无二致。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中国公众正从事着越来越有趣味且有挑战性及高回报率的工作,正是这种机制促进了公众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参与解决或挖掘新问题的人越多,或其参与程度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经济就会焕发更强的动力和活力。
   正如斯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力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正是基于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认识,正确把握经济运行趋势,激发和唤醒社会公众参与经济建设的创举。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实施“双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政府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减免小微企业税费,建立创投引导基金等,这一系列重大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热情。不仅有年轻人、大学生、农民工、留学归国人员,也有很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技术和管理骨干。可以说,草根和精英并肩,双创的平台多种多样,不仅有小微企业,很多大企业也纷纷加入创业创新的行列,引入众创、众包、众服、众筹等平台,触发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等的一系列变革,大大提高了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速度与效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和持续发展。
   实践证明,“双创”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激发新活力、催生新动力、释放新需求,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更是扩大就业的有力支撑,还促动了收入分配模式的创新。千千万万人靠创业创新增收,更好地发挥了初次分配的正向带动作用,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众人创富,劳动致富”之路,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促进社会公正,体现增长价值。此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全面、可及性强的公共产品,政府不唱“独角戏”,鼓励社会资本、外商投资一起干,通过推广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府与私营资本合作,特许经营等市场化办法,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和运营,同时放宽外商投资市场的准入,形成多元化的供给新模式,使创业、创新过程更顺畅,经济发展之路更平稳。可见,中国政府正是通过“双创”之举,实现了社会公众对经济的广泛参与和有为介入。正如图1标识的三角内的圆圈,即代表着社会公众,使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实现了无缝对接。既为市场提供了张力,又为政府提供了弹性,从而保证了政府(中央和地方)与市场三边关系的柔性,为中国经济的活力再造提供了不懈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议上曾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基于时代与实践的双重需要,我们可以毫不避讳地说,正是我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独特的三角架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与社会公众的有为介入等的有效融合,才是我国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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