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送过、收过的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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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萌
微信群第一议题
开学第一天晚上，雪雅还没来得及从开学的慌乱中回过神，手机里就传来了提示音。打开一看，是班级家长群发的进群邀请。进群后的首个议题，便是教师节的心意怎么表。因为是家长自建的，群里没有班主任，所以讨论甚是热烈，提示音不绝于耳。群里意见一致：礼必须送。“送物”“送金”分成了两派。很快“送物”派便败下阵来，因为刚刚开学，对于班主任的兴趣爱好、脾气秉性、家庭情况一概不清，礼物确实不好拿捏。“送金派”占据一边倒的优势后，送多大的红包自然成为更加深入的话题。
相信，每年的新学年开学，都让很多家长集体患上开学焦虑症，而焦虑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孩子学业生涯的远忧，更是因为一个横亘眼前的近虑。10天后的教师节如同一次大考，让很多家长抓狂。
“500？太少了吧！”
“是啊，我觉得怎么也得1000。”
“我早想好了，不管别人多少，我都送2000。”
……
雪雅没有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关注着微信群里的动向，但语音留言一条接一条地往出蹦，雪雅心里有些发毛。其实，送与不送这个问题，雪雅倒是不纠结，毕竟在人情社会中，礼尚往来实属正常，何况关系到孩子的切身感受。自家的心肝宝贝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小小年纪第一次走进校门，可不能受了委屈。再者哪个家长都期望能多得到点儿老师的关照，谁也不希望自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自己有工作要忙，比不得那些全职太太，有大把的时间围着老师忙前忙后，送礼是跟老师搭关系的唯一路径。
和大多数人一样，雪雅也希望能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看着微信群里一浪高过一浪的数字，雪雅越来越无法淡定。现在看来，500元是肯定拿不出手了，但是要是跟风送2000元，雪雅确实肉痛。毕竟，作为工薪阶层，这是她半个月的收入。之前为了让孩子上重点小学，硬着头皮买了学区房，掏空了父母和自己两代人的积蓄，每月还有房贷，日子压力山大。
挣扎了两天，雪雅最终还是向现实妥协。“重点小学的家长非富即贵，自己比不了人家出手阔绰，尖是掐不到了，但求别落后吧。”雪雅如此安慰自己。
同样焦虑的还有康婷。只不过她是替别人焦虑。康婷是位初中生的母亲，也是一个办公室的小领导，手底下带了一众女同事。平时康婷经常以老大姐的姿态，叫她们姑娘们。今年开学季，同屋好几个姑娘转身成了小学生家长，给老师“表心意”这事没经验，都慌了手脚。如何让“心意”隐蔽又盛情难却地传达给老师，作为“过来人”，康婷自然成了姑娘们的求助对象。
在康婷煞费苦心地指导下，有人将“心意”夹在了精美的笔记本里。有人装在药盒里，打电话给老师，声称孩子感冒了，麻烦老师提醒孩子按时吃药。婉宁特意买了一支精制的笔，把“心意”挤进了笔盒里，然后仔细地包装好后，致电老师，自己精心准备了一支笔，今天让孩子带去。为此，婉宁还惦记了一天。“我一进教室，老师就问我了，‘你妈妈是不是给我带了支笔？’”从放学回来的孩子口中听到这话，婉宁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但放心之余也不禁唏嘘，“原来这事就这么简单，之前都是自己多虑了。”
被红包
欣月过教师节已有4个年头了。回想起第一次被红包的情形，她记忆犹新。那是新学年的第二天，晚上翻开学生上交的作业本，映入眼帘的不是作业题，而是两张红艳艳的“毛爷爷”，继续翻下去，其他作业本里十有八九都是这样的情形。面对这烫手的作业本，欣月顿时慌了神，打电话向同在一个城市工作的小叔求助。小叔还真不虚长几岁，接到电话，比欣月镇定多了。听完欣月的话，他总结陈词，“反正不是你主动要的，自己送上门来的，那就收下呗。”
幾年后，欣月才渐渐明白，自己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很多年轻老师的职业生涯，都是从被红包开始的。有趣的是，3年后，小叔家的孩子上了小学，这次人物关系逆转，变成小叔向她讨教经验。
与欣月不同，雷雪收红包颇有些被逼上梁山的无奈。她是一所重点小学的教师，外表看着光鲜，内心的苦楚只有自己清楚。因为她不是正式在编的老师，是合同制的，每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只是一般在编老师工资的一半多一点点儿。而且像他们这些合同制的老师也是分等级的，一种叫作校聘，就是跟学校签合同，一种叫作局聘，就是跟教育局签合同。别看只差一个字，区别可大呢！局聘的，除了工资比在编老师少一些，与在编老师享受的福利也都相差不多;校聘的就差很多，除了工资之外，其他福利几乎全无，而且合同到期，校方可以随时终止。
以沈阳市为例，有数据显示，2019年沈阳全市小学279所，有教职工26672人，其中专任教师23740人，虽然比上年增加796人，达到小学生师比19∶1，但还是低于国家教育部规定的17∶1。在编老师的数量远远低于实际需求，大量缺口需要合同制老师补位。
雷雪便属于校聘，拿着最少的工资和在编老师干着一样的活儿，甚至干得更多。重点小学学生多，一个班50个孩子，每天除了上三四节课外，还要应付上级要求的各种报表。班里孩子小，诸如“他打我了”“他抢我橡皮了”之类的鸡毛蒜皮，都要找班主任处理。“每天耳朵里听着几十个孩子叽叽喳喳，感觉自己是拿命在工作。”即便这样，一度雷雪的这点儿工资也没能按时拿到手，听说是财务上，校聘职工的工资怎么走账没理顺。雷雪坦言，虽然知道工资迟早会发，但要是没有红包收入做支撑，七八个月没有进项下来也真难。
雷雪还算知足，毕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听说有的学校为了回避跟合同制老师签固定期合同的风险，校聘老师只签3年，到期合同自动终止。在一个一眼就能看见终点的职场里，跟这些校聘老师谈人生理想、职业发展，谈师德，效果必定不理想。
好在，中央已提出，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在严控机构编制总量的前提下，通过盘活存量、统筹调剂、周转使用等手段，将其他行业和领域核减下来的编制，优先用在保障中小学教育发展上。
今年8月，沈阳市政府办公室发布《沈阳市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实施方案》，也提到要在规范教师编制管理方面，优先保障教育发展需要，对符合条件的非在编教师要加快入编，并实行同工同酬。 制度锁不住
关于“教育红包”的问题，教育部早在2010年起就开始出台相关规定。2014年1月，教育部更以〔2014〕1号印发《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明确了索要或者违规收受家长、学生的财物和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等违规行为的处理办法。同年教师节，教育部又印发《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将严禁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行为是教育系统深入解决“四风”问题重要举措之一。《规定》明确对违规违纪的教师，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给予开除处分，并撤销其教师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18年，教育部又修订了《处理办法》，在教师年度考核、职称评聘、推优评先、表彰奖励等工作中必须进行师德考核，实行师德失范“一票否决”。
规定不可以说不严，处罚也不可以说不重。但时至今日，“教育红包”却依然成风。为什么制度管不住现实？
我们经常能听到家长说：“一个班里几十个孩子，如果我不给老师好处，人家凭什么关心我的孩子？”其实，这是家长的私心作祟，内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比别人得到更多。如果别人送了，自己不跟随，就会产生恐慌，担心孩子不会得到老师的重视。为将老师的偏心争取到自己这边来，红包也在暗流的竞争中不断加码，水涨船高，家长早已成为推波助澜的一员。
多数老师对红包不是非收不可，多半是对主动送来的红包顺水推舟或是半推半就。毕竟在利益面前，人都有弱点，我们不能拿“圣人标准”衡量每个活在人间烟火里的老师。一位老师就曾经说，收下红包也是为了给家长一个安慰，因为有些时候，如果老师拒绝了红包，家长还会诚惶诚恐。毕竟在一对几十的现实比拼中，家长是十足的弱势群体。很多人担心是红包送不去，或是被拒绝，很少有人会好不容易送出去红包后，再去举报。
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教育红包”这事向来是民不举官不究，每天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做，谁也不想主动去干这得罪人的活儿。学校的管理者还有深一層的顾虑。有位小学校领导曾经提起，学校的一名班主任升职为教务主任，当天就有三个老师前来毛遂自荐，希望能接替这个空缺。其实，学校里老师的工资主要拼的是职称，班主任只比科任老师多拿一点点儿操心费，只占整体工资的九牛一毛，而操的心却远高于科任老师不知多少倍。“大家都是从基层干上来的，深知当班主任的辛苦。”这位校领导坦言，如果不是有“教育红包”这块灰色收入为动力，她也不知道还有多少老师愿意干这个班主任。
林红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好，一直稳定在班级前5名。她从来没有给老师送过红包，她也并没觉得老师对自家孩子有什么不好。朱旭则正好相反，孩子小学到初中，每年都会给老师送500元的红包。“我送的不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说，“也没感觉出老师对孩子有啥优待。”想想也是，班里几十个孩子，老师哪有那么多偏心可给？
对于红包，也不是所有老师都来者不拒，也有老师对此困惑。因为无功不受禄，送了红包，家长往往就有需求，需求一旦出笼了，老师也有招架不住的时候。
所以，“教育红包”令行不止，并不单单是教育部门和老师的事情，而是全社会集体犯了病。要想拔除病根，不仅需要制度建设严谨，更需要教育部门、学校、老师、家长以及全社会共同努力，多管齐下，改良大环境，建设好小环境，才能师德尽早摆回正位。 （文中人物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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