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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陈潘 陈丽珍 孙昱

  摘 要:选取2014—2017年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规模、沿线国家经济规模、沿线国家能源禀赋、制度环境呈显著正相关,与沿线国家地理距离、劳动力成本呈负相关,与沿线国家自然资源禀赋、高科技水平无显著关系。在可测算的13个样本国家中:12个为潜力开拓型,其贸易潜力还可进一步开拓;1个为潜力再造型,其贸易潜力已充分挖掘。最后为中国能源对外投资区域选择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能源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引力模型;混合回归
  引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重心,这里也正快速发展为世界能源消费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全球能源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能源十三五计划”等相关政策的深化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领域日趋广泛,规模逐渐扩大。《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金额高达178.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2.5%,主要流向国家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越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柬埔寨、俄罗斯联邦、泰国、孟加拉国等国。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能源贸易具有比重大、资金总额高的特点。基于此背景,本文先分析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接着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为中国能源对外投资区域选择提出几点建议。
  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引力模型认为两个国家间的双边贸易规模与其经济总量(一般用GDP表示)成正比,与两国间的距离成反比。随着实证研究中的广泛使用,现在的引力模型可以增设不同的解释变量来分析这些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测算贸易潜力。原始引力模型公式为:
  其中,T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的双边贸易额,A是常数,Yi、Yj分别表示国家i与国家j的经济规模,D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的地理距离。对该公式修正并取自然对数后得到的模型为:
  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较多,国内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禀赋、社会等角度做了许多分析。本文基于先前的研究,选取了中国GDP、东道国GDP、中国与东道国首都间距离、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自然资源禀赋、高科技水平、政治制度环境共8个解释变量构建新的引力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从回归结果来看:第一,中国GDP、沿线国家GDP都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正相关,且分别通过了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GDP每提高1%,则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就会相应增加4.62%;沿线国家GDP每提高1%,则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就会相应增加1.09%,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对于提升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效果更加显著;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每提高1%,中国对该国家的投资就会增加1.61%,呈正相关。第二,两国间地理距离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负向关系且影响显著,两国间地理距离每提高1%,则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就会减少2.82%。同时,沿线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呈负相关,劳动力成本每提高1%,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额就会减少0.68%。第三,沿线国家的一次能源消费量是核心解释变量,它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呈正相关且影响显著,沿线国家一次能源消费量每提高1%,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也相应增加1.91%。第四,由于自然资源禀赋这一变量选取的是金属矿石出口占出口商品的百分比,与能源没有太大的关系,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呈负相关,但影响不显著;沿线国家的高科技水平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也呈负相关,但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是目前的能源产业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根据上述所得出的贸易引力模型回归方程测算出2017年的理论投资值,并使其与投资真实值相对比,计算出贸易潜力值。刘青峰、姜书竹将贸易伙伴分为3种类型:潜力巨大型,即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比值小于0.8的;潜力开拓型,即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比值介于0.8—1.2之间的;潜力再造型,即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比值大于1.2的。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测得13个国家的贸易潜力值,在这13个样本国家中,潜力开拓型国家有12个,潜力再造型国家有1个。具体来看,潜力开拓型国家有捷克、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土耳其、乌克兰,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能源投资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要继续保持现有的并积极开拓新的贸易要素;潜力再造型国家只有白俄罗斯,其贸易潜力已充分发挥,对于这种国家,我们要根据政策挖掘新的贸易要素。
  二、结论及建议
  1.结论。“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其贸易潜力还未得到充分发掘,在中国对沿线国家能源投资的过程中仍需进一步消除投资障碍,少数国家则需要发掘新的促进投资要素。从各投资影响因素看,沿线国家的能源消费量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择能源投资区位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费量越高,那么该国对中国能源的需求也越大,这也说明了中国能源对沿线国家的出口为需求型,而不是供给型。沿线国家的能源禀赋、制度环境也影响着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因为能源产品与一般商品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往往更加具有资源性与政治战略性,所以中国能源企业一般选择投资到能源资源丰富、制度环境良好的国家。由于電子商务和物流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大部分商品在全球的流通,但对于能源这一特殊商品,地理距离仍然是抑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投资的因素。
  2.建议。中国的能源消费与进口在全球都居于前列,因此在全球的能源贸易中,我国要加强定价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把握住“一带一路”的重要发展机遇,进一步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主动探索出新的更符合广大国家利益的贸易规则。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仍需继续加深能源领域的合作,例如俄罗斯。俄罗斯经济较发达,制度环境良好,能源基础设施较完善且与中国接壤,中俄能源禀赋与需求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与互利性。在中俄能源合作中,已经建设了原油、天然气及核电等项目,如原油管道工程及复线、东线天然气管道、田湾核电站等。随着两国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的不断加深,两国能源合作与发展呈现出新趋势、新需求。例如,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区域政治环境较为混乱,而且能源投资往往是风险高、投入高、回收期长。因此,中国企业充分考察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制度环境,针对公司要增强自身资金融通与风险抵御的能力,加强与亚投行、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国际组织和金融组织的合作;针对员工,要提升员工的多元文化包容力与适应性,组织开展文化学习与培训,防范文化风险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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