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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中泰教育服务贸易障碍及策略探讨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梁定宽

摘 要:目前,中国教育服务贸易集中在东南沿海一线城市与区域,院校开放力度普遍较高,中泰教育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新形势下中泰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着民间交流频率较低、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区分布失衡、市场教育服务贸易质量堪忧、两国教育服务贸易产业链急需完善等障碍。因此,推进两国教育服务贸易合作规模的再扩大,实现国内市场教育服务布局的均衡发展,探讨两国教育服务贸易良性发展是具有价值的思考。

关键词:外交发展;合作体系;校企合作;教育交流

泰国与中国毗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参与国家之一,与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渊源,两国之间友好互助的关系,为两国教育服务贸易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泰籍留学生比重越来越多,中泰双方历年定期举行留学生的交换活动,建立校际友好交流体系的中泰学校逐渐增多,两国教育服务贸易初具规模,因此研究新形势下中泰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解决两国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障碍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

一、新形势下中泰教育服务贸易现状

(一)两国教育服务贸易规模呈上升趋势

当前阶段,新形势之下中泰教育服务贸易规模整体呈现出波动式的上升趋势并持续扩大。数据显示:2016年泰国来华留学生达到2.41万人,同比增幅为15.03%;2018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已经增长到3.21万人,同比增幅提升至17.65%。截至2019年底,泰国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3.94万人,同比增幅提升至18.15%。2018年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占比,首次出现大幅度下降,下跌至18.69%。但是在泰国总体国外留学生人数当中,中国留学生人数提升至4.24万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对外留学与海外求学需求日益多元化,因此前往泰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占比幅度小范围下降。截至2019年底,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占比保持在15.03%。在全球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中,中国留学生在泰国的比例仍然比较高。

(二)合作集中在东南沿海一线城市

调查显示,中国与泰国展开教育服务贸易以及教育服务合作,国内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线城市,以及云南、广西、贵州等西南地区。2016年东南沿海城市中泰教育服务贸易占比62.01%,中国2/3的中泰教育服务贸易,以及教育服务合作集中在东南沿海一线城市,内陆一线城市中泰教育服务贸易占比为37.99%。此外,泰国来华留学生前往东南沿海的占比高达90.11%。良好的基础建设、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高度的对外开放程度,是吸引泰国留学生前往东南沿海城市求学、留学的重要原因,而且东南沿海城市两国教育服务贸易占比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内陆一线城市在两国教育服务贸易占比当中所占的略微优势正在逐渐丧失。截至到2019年底,东南沿海城市两国教育服务贸易占比高达81.69%,内陆一线城市占比缩减至18.39%,同时,泰国来华留学生,前往东南沿海占比提升至93.14%,九成以上的泰国留学生选择前往东南沿海,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浮现水面,并且在不断地加剧。

(三)两国教育服务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显著

中泰两国展开教育服务贸易合作,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极为显著,尤其是对教育产业链完善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与贡献。根据数据统计,2016年中泰教育服务贸易,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102.56亿美元,2016-2019年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翻1倍,截至2019年底为国内经济增长贡献达到201.64亿美元,其中2016- 2018年增幅最为明显。另外,中国与泰国展开教育服务贸易,有效帮助兩国共同解决社会就业压力,同时促进教育服务贸易产业链规模效应得到扩大。根据数据统计,2016年中国派往泰国汉语教师269人,截至2019年总人数翻3倍达到715人。2016年中国教育机构前往泰国办分校数量为21所,2017- 2018年数量翻2倍,由38所增加到69所,截至2019年底数量累积达到76所。分校数量的整体增长既促进当地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时有效地解决当地社会的就业压力,有效地带动当地区域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围绕学校延伸出的周边产业链。

二、新形势下中泰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障碍

(一)合作方式单一,亟需多元化发展

首要瓶颈难题就是突破合作方式的单一化束缚,实现两国之间教育服务贸易合作方式的多元化发展,解决合作模式的单一化与市场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根据数据统计和分析,2016年中国前往泰国留学生中,文科语言类占比63.14%,截至2019年底占比依旧保持在60.94%。可见中国留学生前往泰国,主要是满足其学习泰语的需求,由中国前往泰国的留学生过度集中在文科语言类方面。另外中国前往泰国留学生中,工科类占比2016年为18.25%,截至2019年底仍然维持在18.11%。经过4年时间,中国派往泰国留学生依旧围绕文科语言类和工科学科开展,并未结合时代发展与前进的趋势,在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技术以及5G技术方面展开新的合作,合作模式与合作思维偏于僵化。

(二)教育服务贸易以官方为主,民间文化交流匮乏

当前阶段中泰两国之间教育服务贸易以官方为主,民间文化交流极度匮乏。实现中泰两国之间教育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推进中泰两国教育服务贸易深度合作,必须以官方为主,以民间交流为辅。否则畸形的交流模式,不利于中泰两国之间教育服务贸易的开展。根据数据统计分析,2016年,两国之间民间教育合作次数仅为11次,,民间教育服务贸易合办院校2所,与两国之间官方合作数量形成明显的对比,侧面反映出两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渠道极为狭窄。2017年民间教育合作次数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下跌至8次。2017-2018年由于泰国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导致合办院校数量没有增加,截至2019年底合作次数提升至14次,然而并未真正意义上实现以官方为主、民间文化交流为辅的格局。强调官方为主、民间为辅模式的原因:第一、打破国内教育服务贸易的垄断,形成市场良性竞争。第二、以官方为主推进教育服务贸易规模扩大,以民间文化交流为辅实现教育服务贸易的创新。

(三)国内教育服务贸易区域分布失衡,集中东南沿海一线城市

根据资料调查与分析,2015-2019年国内教育服务贸易,集中在东南沿海一线城市,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成为两国教育服务贸易开展的热点城市,内陆集中在云南、广西、贵州等西南地区。过度集中的区域化教育服务贸易,对中国国内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的整体布局而言,必然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负面影响将会超过正面影响。扭转国内教育服务贸易区域分布失衡的现象,是进一步扩大两国教育服务贸易合作的基本之一。当前阶段东南沿海占据两国教育服务贸易70%以上的产业,甚至90%以上的泰国留学生前往东南沿海一线城市求学,在这种日积月累的产业集中趋势之下,必然会导致中国南北方之间教育服务贸易区域差异越拉越大。

(四) 中泰两国教育服务贸易质量仍需大力提升

两国之间合办院校,以及互派留学生数量在逐年递增,但是教育服务的质量距离世界先进的水准,与市场当中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需求依旧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数据统计与分析,2016年两国合办院校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27.69%,经过4年时间的发展,2019年就业率保持在31.09%,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增幅。这表明两国教育服务贸易,并不符合当前阶段企业的实际需求;教育服务的质量,并没有真正地实现人才培养严进严出。两国合办的高等院校由于其性质的特殊性,在教学方面缺乏对学生合理的培养,质量仍然是决定两国之间教育服务贸易产业能否可持续发展下去的重要内在动力之一。

三、新形势下中泰教育服务贸易应对障碍的措施

(一)搭建有效交流机制,推进两国教育服务合作

首先,需要搭建有效的交流机制,迅速推进两国之间教育服务合作机制的优化升级,针对中国与泰国双方教育管理部门,搭建高效率地沟通和对话的机制。通过及时的沟通与对话,能够有效解决纠纷,及时把握世界教育服务变化的最新消息和动态,结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与方向,在新的领域开展新的合作。其次,在每年固定时期开展教育研讨会,探讨双方在合作中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案,确立新的发展方向,规划下一年的具体合作内容,鼓励双方的学校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学生、教师的教学交流活动及学术探讨活动,让双方的教育水平更上一层楼。另外,中泰双方的教育教学理念是一致的,所以“千校携手”活动拥有共识基础,活动流程可以参考中美的“千校携手”,全力帮助中泰之间教育教学的战略合作,推动两国之间人才的联合培养教学方案。可以优先考虑中国与泰国品学兼优、拥有国际化思维、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本科生。

(二)强化跨国教育企业发展,推进校企合作

继续发挥中泰校企联盟作用。首先,将关注点放在相关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使得人才能更好地适应跨国公司的工作需求,也要注重文化知识方面的培养。其次,也应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师资方面应促进创新,运用传统的教育资源,打造坚实的教育基石,同时也要向国际先进教学模式与理念学习,以新型教育模式加强对学生的培养,推动中泰农业校企合作的发展。中国与泰国作为农业大国,一直维持着农业方面的研究,在未来可加强中泰两国农业校企之间的合作,发挥相关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以两国的农业大学作为理论支持,以泰国与中国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推动两国在农业领域的交流发展。

(三)实现教育服务区域布局均衡

为破解新形势之下两国教育服务贸易所面对的障碍,促进新发展与新合作,释放出中国沿海一线城市以及内陆一线城市积极参与两国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的活力,应该尽快实现教育服务区域布局的均衡化。首先,根据不同地区所能够容纳和参与的实际能力,提供合适的平台与选择对口的目标国家、目标城市,开展教育服务贸易产业。其次,西南内陆一线城市应该充分发挥泰国前往中国的物理距离优势,实现两国教育服务向西南内陆一线城市迁移,完成区域布局结构的优化。另外,中国内陆一线城市与泰国教育服务贸易的能力,不仅需要政策方面的支持,同时需要配套的产业,以及配套的教育服务贸易合作的措施,這方面需要国家与地方共同合作,构建智库为地方的发展积极出谋划策,在地方拥有雄厚实力和基本的教育基础建设之后,国家层面应该搭建中国内陆一线城市与泰国相关部门对话的平台,让泰国高等院校在中国内陆一线城市建设分校,积极引导中国内陆一线城市与泰国共同合办高等院校。积极吸收和接纳泰国留学生,向泰国不同地区和一线城市,宣传内陆城市的名片与优势所在,同时分散和缓解教育服务贸易产业过度集中所带来的隐患与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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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毕扬(1980—),女,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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