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摘要：中国的乡村问题本身就是“内外相生”的结果。文章通过剖析内生型乡村、外源型乡村、共生型乡村的不同边界发现，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乡村分化的差异。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陕西袁家村剖析乡村振兴支撑点的内生型乡村的自组织成长机理。结果发现，内生型乡村通过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人才集聚、生态转化、治理创新、平台搭建等载体，在激发共创潜能、坚守共享理念、打造共治平台方面达成了良性循环，从而解释了农民自组织的有序协同、共同目标、自我管理的生长机理。
关键词：乡村振兴;自组织;农民参与
近百年来，乡村改造与发展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从学术研究人员到行政职员，从村野调查到乡建实践，从观察感悟到著书立说，编织了丰富的不同时代背景的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图谱。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掀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孕育和影响了一大批乡村研究学人。晏阳初（1926）在河北定县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以及梁漱溟（1931）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及其在此基础上的邹平、菏泽、济宁试验区，均认为乡村是应该被改造或改良的对象，而忽略了农民在整个乡村变革历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方式从而遭遇不可避免的失敗。但《农村运动的使命》（晏阳初，1935）、《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1936）提出的平民教育、合作组织等观点对于现今的乡村实践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开启了个案观察中国乡村经济动力和问题的研究先河;《乡土中国》（1947）既能解释乡村经济社会的结构，也能解析传统中国乡土文化的形态与走势。费老在《乡土重建》（1948）中指出中国的乡村问题本身就是“内外相生”的结果，需要乡土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中重建起来。其后长期的乡土社会属性客观上抑制了乡村自我变革发展的作用空间，户籍制度的宽松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加快了乡土社会市场化转变的进程，进入了新乡土中国（贺雪峰，2003），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流动中国（徐勇，2003）现象。与此同时，打破血缘联系的乡村社会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部分“乡土性”特征的留存与大流动下村庄治理新秩序的缺失（陆学艺，2005）并存，农村空心化与现代性转化并存，农二代、农三代的市场意识、就业观念、职业选择都有了很大转变（于建嵘，2013），后乡土中国（陆益龙，2017）属性依然显著。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重在重塑城乡间良性互动关系，乡村价值被置于了与城市等值的架构下进入了城乡中国（刘守英，2018）阶段。如何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高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如何解决农民为核心的发展动力问题？在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的同时，如何让农民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这些问题亟待深层次思考和梳理。
二、城乡中国下的乡村分化
进入“城乡中国”阶段的村庄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分化加剧、衰而未亡与复活并存的格局。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在城与乡的逻辑互动关系框架下，进一步考虑市场发育层次因素、制度规范引导因素、治理文化影响因素、政府与村社关系因素、地域空间开放因素、组织平台搭建因素等方面对乡村个性气质的影响差异，从而分化为内生型乡村、外源型乡村和共生型乡村。
（一）内生型乡村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范围的扩大，很多乡村地区由于区位改变、交通便捷、园区经济、大企业带动等因素从传统农作区迅速向功能型乡村、综合型乡村转变。但绝大多数乡村仍然不占地理优势，或缺失独特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文化积淀，或没有强劲的资金支持和特有的政策照顾。对于此类远郊乡村，只能依靠自身的内在力量突破发展瓶颈。这种内生型乡村往往有着自主的市场意识传统、有序的治理规则积累、健全的组织文化习惯，乡村资源要素和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对于土地和地方政府的态度产生着巨大的变化，从而具有就地城镇化型乡村的内在提升机制。
（二）外源型乡村
从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开发区模式和园区经济在推进城乡产业转型、版块功能布局、资源要素集聚、城乡统筹、乡村振兴中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涉及到此类开发的城边村或飞地开发模式所在的村域，往往被当地基层政府施以宏大的区域整体开发规划和外来社会资本开发力量的强势介入，或以功能型园区，或以主题景区，或以城区扩建等方式，被动地成为新区开发对象或被上楼的新型农村社区。这类乡村往往交叉存在于部分城郊融合地带，由于乡村地缘优势或行政辖区调整因素往往附属于更为强势的外来资本，结果往往是农民与地方政府（包括开发方）的关系失衡导致的内部参与动力的不足、参与能力欠缺和集体认同失序问题，集体归属感的丧失而导致的政治参与迷茫和政府决策性依赖。
（三）共生型乡村
除了上述内生型乡村和外源型乡村外，还有一种就是基于国家或地方重大政策或改革试点而引发重大变化的乡村，这类乡村往往能借助政策创新或改革试点的机会实现自我发展的内部动力与变革需求的外部推力的有机统一和转换。比如城乡统筹试点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产业扶贫示范基地、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乘接政策先发优势再加以自我发展创新引导，就可能成长为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村域。这类共生型乡村，通常兼具政府支持和市场发展的双方面影响，有较为健全的基层组织架构，以便更有效完成政策改革创新实践任务;会尊重乡村驻民差别化的发展需求，在政策创新过程中善于将内生动力有效融于外在制度设计中;同时，也能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合作中发展村集体经济，具有较好的治理秩序和治理规则。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生长点：农民自组织的成长机理
由前文分析可知，乡村分化究其原因是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结构动力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该部分着重剖析内生型乡村的典型代表陕西袁家村在其农民自组织的产生、成长、成熟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创新，旨在客观刻画乡村振兴动力结构演化路径。袁家村从一个典型的关中平原空心村，经历了四十多年三代人四次转型的持续努力，发展到一村（62户/286人）带十村容纳三千多创客的小康村的嬗变，成为西部地区乡村自我振兴的典范。
（一）激发共创潜能，实现有序协同
自组织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共创，组织内成员之间通过非线性的交互关系，成为网络状分布价值创造多中心的有机集成，从而在激发潜能中实现有序协同。
1. 在平台参与中激活乡村动能
袁家村农民自组织激发共创潜能的重要途径就是搭建多元的参与平台，在对接农民发展需求与市场需求中实现不同层次人才的协同，从而激活乡村内在发展动能。乡村振兴首先是农民为主体的自我振兴，没有农民参与的乡村振兴是很难有发展动力的。在袁家村，发展乡村度假后，主要有原住民、新村民、返乡青年三类人。原住民即袁家村本村村民，依靠自家居住用房主要经营乡村特色餐饮和民宿客栈。新村民意即来袁家村创业、经营的省内外社会资本、创客团队、创业个体，也包括附近十个村的贫困户和外来务工人员。这类人群主要以各种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参与小吃街、作坊街、酒吧街、祠堂街、书院街、精品客栈等行业，承担着袁家村不同阶段的产业升级和文创转型，成为了集聚人才的高地。此外，袁家村的所有大学毕业生均返乡创业，同时也吸引了高校教师、媒体人、文创团队的微创业和二次创业。在这里，“人人可为、人人有为”，在专业分工与合作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动能。
2. 在产业参与中挖掘乡村价值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核心的产业振兴，往往是大多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和痛点。产业空心化、人口流动造成的有效劳动力不足以及老龄化问题是城乡二元经济的普遍结果。如何打破这种农村衰败和发展瓶颈，解决乡村特色产业基础和升级问题是重新审视、对待、挖掘乡村价值的关键。袁家村从2007年着手发展关中民俗乡村旅游、2009年发展农产品加工、2012年发展乡村民宿休闲、2015年发展乡村度假客栈、2017年发展品牌城市商业综合体和省外同盟古镇系列推广，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匹配于市场的产业业态和经营模式的培育和创新，都是基于市场动态变化的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因此，袁家村准确的产业发展定位带动了农民真正的收入持续提高和民俗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转化，在产业协同中充分挖掘了乡村价值。
3. 在治理参与中创新乡土文化
乡土社会往往给人留下传统守旧、一盘散沙、满足现状、墨守成规、排外内讧等呆板破败印象。随着市场因素的逐步渗透，如何在激变分化的乡土转型大潮中永葆乡土本色的同时适时地创新乡土文化，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面临的挑战和难题。袁家村自组织不仅是一个组织过程，也是一种现代治理形式，开放、包容、创新、合作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述，围绕着经济问题为核心的平台协同、产业协同、人才协同、文化协同、制度协同是构成袁家村自组织有效治理的良性循环体系。袁家村超越了普通农民的一般认知，把非农产业的专业经营权让渡给了社会资本和创业团队，在土地资源合作中实现了自身的成长。不仅设立了明理堂、农民夜校、道德讲堂等治理载体，还通过微信、督查小组等形式规范商户经营。
（二）坚守共享理念，实现共同目标
自组织之所以能在参与中自主地实现价值共创，关键在于其有着清晰的价值判断，在坚守共享理念的同时实现其共同目标。
1. 坚持股份合作，助推均衡发展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社会尤为突出。土地流转、劳动力流动、职业分化等因素往往是引起乡村经济社会内部阶层分化的诱因，从而导致乡村新的贫富差距现象。袁家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巧妙地处理好了村民之间、村民与普通商户、商户之间、商户与邻村村民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从根本上杜绝了贫富差距的产生。在袁家村的小吃街、作坊街、祠堂街，其股权设置中除了保障村集体利益的集体股外，还设置了调节股。除此之外，还设置了具有袁家村特色的交叉股，这是实现村民与经营商户、创业个体之间多元共赢的个性化机制设计，通过鼓励这些群体相互交叉入股有效地解决了行业收益和门店差异带来的收入不均，更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2. 坚持产业带村，助推乡村振兴
2007年以前的袁家村是个典型的关中平原农作区行政村，面临着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劳动力外流、资源匮乏、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袁家村從一个贫瘠的传统农区发展到年营业收入十多亿元、辐射带动周边十个村的全国美丽乡村，持续创新发展的产业业态是支撑其转型升级、集聚人才的核心因素。产业立村、产业富民是袁家村摆脱“空心村”实现自我振兴的核心所在。正是在产业带村的本土路径创新下，奠定了袁家村自我振兴的产业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体认同、身份认同、政策认同的共同作用，促进了经济、文化、人才、生态、治理间的有序互动。也解决了众多乡村治理中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问题，从而增强了袁家村自组织的凝聚力。
3. 坚持民本初心，助推农民增收
回顾四十年来袁家村的蜕变，始终把村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尊重村民的发展选择和自主决策当成第一要务，始终坚持全民参与融入产业发展和村社治理实践。通过成立合作社、创业平台等方式，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引导群众参与袁家村的振兴过程中，在充分竞争的同时又保障了弱势产业、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树立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让村民当家作主、自主发展、自我发展，这是袁家村党支部团队一直坚守的初心。
（三）打造共治平台，实现自我管理
自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够根据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进行不断的自我变革与创新，以达到新的价值创造状态平衡和自我管理升级。
1. 通过自我培训，提升治理能力
袁家村自组织运行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来自其内部不断学习、变革的动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把握市场发展动态的敏锐观察力和本土创新力。客观地讲，袁家村原驻民除了返乡的大学毕业生外都是土生土长的农业从业经营者，其在农家特色餐饮、个性化民宿服务、商务礼仪、休闲项目设计、文创研发、室内装饰等方面有着天然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些专业技能上的短板和思想认识上的局限都被形式多样的国外参观学习、农民夜校、论坛交流所打破，在实战中学习，在学习中实战。在袁家村统一组织的各种学习培训活动中，切实改变了农民过去的狭隘认知和对产业经营的最新动态认识，也容易达成村民与商户间和谐共处、共建共享的唇齿依存关系，从而不断在提高其经营能力的同时也促进了集体价值认同的增进，优化了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
2. 通过校企合作，开拓治理视野
乡村振兴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乡村本土人才的流失和外来人才的引进匮乏，从而导致治理资源的进一步恶化。袁家村自组织在自我进化、自我学习提升的同时，加强了社会高校智库资源的引进与合作。在袁家村，不仅有陕西建筑勘查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左右客、竹风堂、星巴克等在具体设计运营上的合作，也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专家团队、西北大学、西安美院、西安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教师研究生长期对于袁家村的课题研究与经营实践。与此同时，袁家村也通过承办各类大型学术研讨会、行业会议积极搭建各类合作平台，支持更多的外地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其文创业态的进一步优化升级。由此可见，袁家村不仅是一个吸引人才创业、培育产业业态的孵化器，更是一个开放、包容、创新的治理平台，用共同的价值理念整合了多元的参与主体，实现了治理文化的共融。
3. 通过跨界融合，提高治理水平
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治体制，客观上造成了资源、人才、资金等单向城乡流动格局，总体上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袁家村通过形式多样的有效合作参与，激发了村社经济活力，拓展了农民收入渠道，增强了3000多名省内外创客和原住民们的集体认同感，从而不断促生出乡村自我振兴的内在力量。股份合作，不仅解决了收益均衡问题，也解决了众多普通乡村亟需的资金短缺问题。袁家村将此合作机制广泛应用于省内袁家村品牌城市综合体项目和同盟古镇·袁家村系列出省推广模式，伴随着自有资金股份合作输出的同时也是袁家村文化品牌的跨界融合。不管是扩张到咸阳、西安、宝鸡的13家城市体验店，还是7个省外同盟古镇·袁家村系列，都是跨界融合的集成输出。不仅是产品产业内容的异地创新，更是文化融合、品牌整合为一体治理理念的创新。总而言之，袁家村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合作平台、一种治理文化的超越。
四、结语
本文将乡村分化置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演化轨迹和逻辑框架中，突破了模糊探讨宏观性乡村问题宽泛化和个案分析地域性局限，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农民相互影响关系中找出破解乡村振兴战略难题的农民自组织地方方案，从而在理论分析上引发对乡村分化差异的重视，以及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农民为主体的决策参与体系和民本思想取向下的乡村自我振兴路径的因地制宜的创新。
参考文献：
[1]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M].北京：京城印書局，1935.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滨州：邹平乡村书店，193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费孝通.乡土重建[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2.
[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陆学艺.陆学艺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8]吴敬琏，许小年，于建嵘，胡舒立.中国2013[M].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社，2013.
[9]陆益龙.后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0] 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管理世界，2018，34（10）：128-146+232.
*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参与问题研究”（立项号：2018G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西安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