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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作者: 沈继伦

  内容摘要:我国加速的人口老龄化不仅带来了严峻的财政挑战,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给金融资产、经济增长都带来了压力。另一方面,历史证明发展机构投资者改善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完善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了社会保障资金运作管理的市场化改革和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推动了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但是针对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资本市场的绩效表现,但影响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因此,管理层在做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决策之前,需要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并制订支持政策,才能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保值增值的同时,成为稳定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者。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资本市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0至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最高峰约14.15亿,之后开始出现负增长,但老年人口数量仍将持续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险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15年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被称为“银发人群”的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1.65亿人激增至近4.4亿人,届时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4%左右,比届时的总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仍多近1亿老年人。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将给财政、金融等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压力。
  (一)不断上升的退休成本带来严峻的财政挑战
  从1997年全国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新增财政补贴高达2272亿,三分之二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从2017年起,养老金要求的财政补贴将不断上升,到2050年,当年的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与GDP的规模相比,到2050年养老金的缺口现值将达到目前GDP的75%。
  (二)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
  与人口老龄化息息相关的人口规模变化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目前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劳动力资源第一大国。而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如果生育率继续维持在1.8左右,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势还会维持5年左右的时间。到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将增加到10.1亿的高峰,其后将出现负增长,但在2028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将保持在70%以上。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减少趋势。15-64岁人口会在2014年达到9.97亿的峰值。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延长退休年龄到65岁,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5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
  (三)人口老龄化将给经济增长带来挑战
  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参与率下降及其带来的劳动供给减少,以及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低增长,这些因素将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在总要素生产率保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前提下,人口老龄化将使得2010年到2020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比本世纪的头十年下降2.4个百分点,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中国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措施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长期来看,今后提高人均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主要来自就业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渠道。
  (四)人口老龄化将带来资产贬值和国际资本流动等金融挑战
  虽然退休人群的遗产动机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抛售资产的动机,当进入退休高峰的人群开始兑现资产时,人口老龄化预示着更加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时代的到来。同时,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在21世纪30年代将积欠足够数额的赤字,以至于消费掉发达世界的储蓄,债务累累的西方政府借款为退休保险金筹措资金,可能使主权信用遭到更严重破坏。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因为资本收益下降,而大规模流向人口年轻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规模变动和金融市场的巨幅动荡。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稳定的机构投资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日趋扩大,成为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大规模民营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业重组、科技产业的兴起,特别是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大趋势都有力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是在计划经济制度遗留的行政手段作用下,资本收益率却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随着改革的深入,管理层和理论界都清醒地意识到:完善的资本市场对改善投资效率、提高生产率及维持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完善资本市场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资本市场配置功能。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的措施之一就是增加机构投资者比例。
  历史证明发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改善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促进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推动了理财市场和各类理财产品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保障资金运作管理的市场化改革和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推动了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机构投资者正面临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民财富的积累,为机构投资者带来巨大发展空间。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需要机构投资者发挥更大作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   但是,相对于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不仅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不高,而且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比例相对偏小。在欧洲股市里,养老基金占比达70%,而且欧洲国家性质的公共基金有税收优惠;美国的养老基金占比也有50%。我国社保基金作为养老保险三大支柱之一,是入市的先行者,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取得了良好收益。据统计,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间,社保基金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为9.8%,远高于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和银行存款利率水平,很好地实现了基金的保值增值。
  基于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将为各方带来好处的预期;特别是社保基金在资本市场成功投资的历史,也增加了各界对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的期望。但是业界和理论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资本市场一定能给养老保险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益吗?
  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分析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未来的资本市场问题,可以通过财富积累与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得到部分答案。该理论假定:个体在工作年限内储蓄,目的是为了在退休后利用之前积累的财富。进而可以推论: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老年人大量销售资产,进而使股票和债券资产的供给大于需求。一些学者因此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将会导致资本市场“崩盘”。另外有学者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国际资本流动将偏好流入老龄化问题不严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本文试图回顾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来评估上述假定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虽然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不是结论性的,而且关于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绩效表现的影响的研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发现;但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将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表现,但影响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其原因可能是资本市场已经消化和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信息,预期因素发挥了作用。因此,除非存在急剧的和超出目前预期范围内的人口变动,持续的人口老龄化只会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温和、中性的影响。
  Poterba(2001)提出了一个建立资本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关系的模型。该模型假定存在“年轻”和“退休”两类人群;年轻人群的数量为Ny,年轻人群在特定期间工作并获得正常的工资收入,储蓄率为s。资本的供给假定为K。而单位资本的价格p不断调整,以满足资本需求。
  p*K=Ny*s
  当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处于工作年龄时,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当生育高峰人群进入退休年龄时段,资产价格就会下跌。虽然模型得出的结论和一般的“崩盘”推测是一致的,Poterba指出该模型并没有考虑若干重要条件:不同人群储蓄率的差异,资本的供给率不是固定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抵消人口老龄化对资产收益率的负面影响等。
  Abel(2001)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理论框架,以解决Poterba模型的缺陷。Abel认为,即使老龄人口的资产需求不下降,资本供给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价格的下降。Abel构建的二代交叠模型包括了可变的资本供应和遗产动机变量;假定工作人群能从将资产遗传给下一代而获得效用;同时将资本供应和上一期的资本价格联系在一起。Abel的模型意味着,在假设资本价格存在长期无条件的均值时,资本价格的动态行为遵循自回归过程。这个模型预测,美国生育高峰一代进入工作年龄后,首先导致了资本价格的上涨,然后回归到长期无条件均值附近。Abel进一步得出结论:即使引入资本供给变量,遗产动机的存在并不能阻止资本价格的下跌。
  Brooks(2002)提出了一个复杂的世代交叠模型,这个模型使用了四代模型以确定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对股票和债券收益率的定量影响。Brooks最重要的创新在于:假定这些随着被研究对象人群的老龄化,他们可以将持有的股票资产转换为债券;退休人群相对于工作年龄段的人群而言,面临更多消费风险,所以退休人群更倾向于持有无风险资产。这个模型包含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且假定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进入退休年龄后,会将资本传给之后出生的一代。Brooks的模型预测,资本-劳工比率将在2020年时高于长期均值15%以上,因此拉低了资本收益率;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2000-2020年美国股票和债券的收益率下跌92个基点和82个基点。这个模型还预测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出生的人比之前一代人的资产收益率少100个基点。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提出一个更复杂的代际交叠模型。该模型包括了资本供给、遗产、年轻和退休人员的赡养,以及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系统等变量。他们指出,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1945-1964年的牛市、1970年代的熊市,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牛市,这三个牛熊交替的20年与生育高峰、低谷一致:大萧条时期、1950年代生育高峰、1970年代的生育低谷。根据这个模型,个体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年、中年和退休;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个体都可以投资股票和债券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当较小人群(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时,股票价格将会下降;相反,当较大人群(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后,股票价格将会上涨两倍以上;而随后当较大人群进入退休年龄,需要将股票卖给较小人群,从而推低了股票价格。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偏好的世代效应”:就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流而言,较小人群会比较大人群得到的效用更多。虽然在这个模型中引入遗产动机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但没有完全消除)当较大人群进入退休年龄后导致的股票价格下跌影响。他们还指出,相对于其它因变量,人口周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股票市场高峰和低谷之间的振幅。
  Brooks(2006)提出的模型强调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该模型模拟了在国际化背景下,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将导致资本收益率的平均化,从而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Brooks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会超过投资,进而带来资本收益率的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会成为资本流出国,向人口年轻化国家输出资本,以追求更高的资本收益率;所以人口老龄化的开放经济体的资本收益率不会大幅下降。Siegel(2005)也认为国际资本流动会减弱股票市场收益率下降的趋势。他据此提出了“全球解决方案”:人口老龄化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Siegel利用联合国的人口数据预测,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6%,就足以使老龄化国家的退休年龄只需稍微延迟两年,就可以支持老龄化国家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将导致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延长到76岁。Siegel还提出了其他建议:比如提高征税率和放松移民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建议还需要政治考量。这些发现和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4)的发现非常类似。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
  许多探讨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都是以美国数据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并不存人口老龄化国家面临的大规模人口变迁的历史数据,样本数据充分性都还需要论证。
  Poterba(2001,2004)的两项实证研究探讨了美国人口老龄化和美国股票、债券和国库券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使用了美联储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数据,这个调查是定期对美国资产所有权的横断面调查。Poterba建立了如下回归模型,从而确定不同年龄和时代对资产持有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股票资产的持有确实展现了年龄模式。55-59岁美国人持有的权益资产达到最高的32500美元,然后到75岁时,下跌到25000美元;金融资产的持有高峰期是65-69岁,之后老龄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几乎没有变化,一直保持稳定直到75岁以上。Poterba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美国生育高峰一代接近退休年龄时,不会急于出售金融资产。换句话说,2020-2030年不存在金融市场崩盘的可能性。Poterba还在回归模型中测试了人口统计变量和资本收益率变量之间的联系。他使用了两个资本收益指标:资产收益率R和价格红利比率(P/D)。
  (1)
  (2)
  Poterba的研究测试了几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大于20岁的人口数量、40-64岁之间的的人口比例和两者之间的比率。结果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大部分人口统计变量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公式(2)里,价格红利比率只是与部分人口统计变量有关,但是当区分时间模式后,这些变量与价格红利比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变得不显著。Poterba使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英国和加拿大的数据,结果也是一致的。
  最后,Poterba从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数据推导出了影射(预计)的资产需求变量,将其作为资产汇报和价格红利比率模型的解释变量(自变量)。
  (3)
  (4)
  结果也仅显示了资产收益与影射(预计)资产需求的微弱关系。Poterba最终得出这样的推论:因为退休人员不会变现和消费掉一生积累的财富;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资产的价格不会显著下降。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开展了另一项研究,他们构建了一个MY变量(将中年人群对年轻人群的比率作为测量人口结构的指标),然后将其与市盈率建立回归模型:
  (5)
  利用美国市场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股票价格与MY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因此预测,与MY比例下降一致,股票价格在2020年前将下跌。他们同时假定权益收益率受到资本损益的影响,而资本损益将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将权益收益率与不同的MY比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公式:
  (6)
  研究发现,差分化的MY比率与权益收益率正相关,能解释14%的权益收益率的变异。而MY比率与权益的风险补偿成负相关关系,与利率不存在相关关系。他们对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股票市场指数与MY比率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出了如下公式:
  虽然日本的数据表明了股票价格与MY比率的强正相关关系,而其它国家的数据只显示了MY和股票价格的弱相关关系。即使在这个模型中引入移民变量,上述发现也是一致的。
  总之,已有的证据显示,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且将资产销售给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权益(股票)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下跌。但另一方面,遗产动机能缓解这种影响,而国际资本流动会在更大程度上中和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压力。相关研究主要利用了美国数据,而且只表明了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以及收益率的弱相关关系。
  结论
  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养老基金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缺失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制度缺陷之一,资本市场需要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这样能缓和市场波动的投资者。但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及其收益率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投资,并不一定会给其带来保值增值的预期效果。虽然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投资管理来确保养老基金的增值保值;然而,根据有效市场假定理论,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可能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收益。基于本文讨论,笔者认为,管理层在作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决策前,需要做进一步广泛的研究,并提出相关支持政策,才能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保值增值的同时,成为稳定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者。
  参考文献:
  1.李建新.国际比较中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动特征.学海,2005(6)
  2.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3)
  3.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4.Brooks,Robin.Demographic Change and Asset Prices.Presented at the G20 Workshop on Demography and Financial Markets,Sydney,2006,July
  5.Poterba,James M.Population Ag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4
  6.Siegel,Jeremy J.The Future for Investors:Why the Tried and the True Triumph Over the Bold and the New.Crown Business,New York,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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