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优先序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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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姜平平 代亚松
摘要：主要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和近年来许多成果三个方面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优先序问题。为农民提供最紧迫的公共产品，既要合理确定供给顺序，又要合理确定它们之间的相对数量。
关键词:农村 公共产品 优先序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047-0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历史欠账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国财力有限，使紧缺的农村财政向农村最紧迫的公共产品倾斜，确定各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先后顺序，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公共产品做出价值判断，分阶段、分区域地排出优先顺序，以保证供给的公平与效率。
一、研究的进展
在西方有关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著作中，已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系。国内外对于农村公共产品或服务体制的研究，如农村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问题，在世界银行的工作报告中有所涉及，但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
西方国家对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认识源远流长，但形成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一种产品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则应该由公共部门来提供，市场机制在产品的提供上是失灵的，因为竞争性的市场不可能达到公共产品的帕累托最优[1]。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人们普遍认识到，政府在有效克服原有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无效、低效等问题，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揭示的政府失灵问题。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竞争机制，公共产品在质和量上难以预测，再加上监督机制不完善，最终导致公共机构提供公共产品低效率或官僚机构低效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领域兴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公共管理理论，并以此指导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其核心问题是变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和方式。在新公共管理理论诸多流派和主张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多中心理论”。“多中心”是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提出的概念。“多中心理论”指出政府并不是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者，在政府之外还存在其他成功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和供给形式[2] 。但是该理论仍存在很多缺陷，例如私人部门、社会组织过多介入公共产品供给势必会影响其社会效益发挥，而这又违背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宗旨。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内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关研究，对目前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存在问题及其相应对策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姚轶蓉指出，在目前官员考核存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出现了严重的政绩化倾向，出于政绩的考核，工期短、见效快的公共产品被大量提供。在这种提供模式和官员考核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严重问题[3]。陈强、黄微指出，中国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而且偏离了农户的真实需求，造成了严重的供需失衡[4]。
为了解决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付贵生、郭锦墉将农村的社会产品分成了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私人产品，按照每种产品的特性确定相应的提供主体，纯公共产品由政府完全提供，准公共产品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提供，俱乐部产品由利益相关者提供，私人产品完全由私人提供，以此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数量[5]。显然，这种说法的漏洞和“多中心理论”一样：如果公共产品过多由市场和私人供给，便无法保证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而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说又是公共产品的主要价值取向。
二、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
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是指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和供给价格应确定在何种水平上，如何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生产之间最佳地配置资源，如何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分配税收负担，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达到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这一理论不但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科学分析了政府干预市场的界限。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是确定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和供给价格理论依据之一。
庇古均衡：如同购买一般的私人产品一样，消费者如果用交税或缴费的方式购买了公共产品，那么必定是因为这一产品能给他带来一定的效用。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关于税制规范性原则的讨论中，庇古分析了社会资源在公共产品与个人产品之间的最佳配置问题[6] 。政府提供公共工程的原则是“最后一笔钱所得到的边际社会正效用恰等于为支付这最后一笔钱的公共工程的生产所必须缴纳赋税的边际社会负效用”[7] 。庇古启发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将个人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偏好进行汇总。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最后一笔钱得到的边际社会正效用要大于等于同样多的钱用于农民个人产品消费所带来的效用，其实质就是相同数量的资源公用与私用的效用比较。庇古均衡的缺陷也启发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汇总农民个人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而达到或接近农村公共资源的最佳配置。
局部均衡：我们知道，在纯粹私人产品的局部均衡分析中，假定消费者的偏好与收入是已知的，假定每个人都准确说出他愿意为公共产品的产出所付出的成本 [8]，换句话说，在这样的公共产品分析中是不存在任何免费搭车者或投机取巧者的。再加上其他一些限制条件，就能确定某种商品的均衡价格与均衡产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向每一个人要求的公共产品价格应由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边际价值的评估来确定，而不能由市场来统一定价。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后，逐步加强了对农民农业的补贴力度，其中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关键。由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千差万别，各地区农民偏好也各不相同，要做到有效供给，依据只能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切实需要。
一般均衡：关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一般均衡分析，是萨缪尔森在1954年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完整地提出的。萨缪尔森利用无差异曲线分析法，得出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将产品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则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的必要条件是消费者对两类产品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两类产品的边际转换率[1] ，这就要求：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应处于其边际成本等于社会上个人愿意为这边际公共产品支付的税金的总和，否则，公共产品的供给就不是最优的。
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9]
按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理论，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离开了对需求的考察，就无法达到供求均衡点，当然也就无法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研究农民的需求和一般消费者的需求一样，需要借鉴需求层次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马斯洛需求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通俗易懂为中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指明了方向。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要有轻重缓急之分，只有在人的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较高层次的需要才能对人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因此，在中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的现状下，我们只能考虑该理论提出的前两个层次，即生理、安全需求层次。生理需要中涉及人的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都属于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人只有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才可能有其他的行为。从这个角度上讲，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先供给应该首先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生存权，在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的前提下，满足其基本发展需要并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四、为农民提供最紧迫的公共产品
国家财力的有限决定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必须分阶段、分区域地进行，合理安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笔者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农村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提出了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次序。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农村医疗卫生，三是农村义务教育，四是农村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五是农村社会保障，六是农村环境保护。
以上排序只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方法。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具体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优先发展顺序。但总的来讲，应首先保障农民的最基本生活需要和农村的社会稳定，后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农民发展；先保证纯公共产品，后提供准公共产品。参考文献：
[1]Samuelson, Paul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11).
[2]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M].毛寿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4-11.
[3]姚轶蓉.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政府创新[J].农业、农村、农民,2005,(7).
[4]陈强,黄微.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4).
[5]付贵生,郭锦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创新探索分析[J].经济透视,2004,(8).
[6]A. C. Pigou,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 Macmillan,1928.
[7]庇古.福利经济学:上卷[M].朱泱,张胜纪,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
[8]P.A.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6)(November,1954), pp.387-389.
[9][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4-16;A.H.Maslow Notes on Being-Psychology,Humanistic
Psychology, 1962:47-71.[责任编辑 吴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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