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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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曲 玥 张 群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宏观经济学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加深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
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与后代之间的福利权衡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它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有着很强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不同目标的权衡。我们的社会应如何权衡今天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比如今天应当储蓄多少货币以增加未来的消费？费尔普斯对这两种权衡的理论分析做出重大的贡献。费尔普斯强调，时间长河中福利分配的基本问题不仅包括储蓄和资本形成，也包括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进行平衡。费尔普斯的分析，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货膨胀和失业
根据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观点，通货膨胀和失业呈负相关关系，即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来自好几个国家的数据都显示出了这一关系。这意味着，对于经济政策来说，存在着在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扩张需求，降低失业是有可能的。但根据菲利普斯曲线，这样的做法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增加。
此种观点存在几个问题。菲利普斯曲线反映的是纯粹的统计关系，其与个体企业和家庭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并没有明确的联系。经济学中也不存在最小可能失业的理论。失业率不会降到零，这是人们理所当然接受的观点。但是什么样的失业水平与劳动力市场均衡是兼容的，对此人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在20世纪60年代，费尔普斯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关系的早期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识到，通货膨胀不仅取决于失业，而且取决于企业和员工关于物价和工资增长的预期。他构建了这一理论的第一个模型，即已众所周知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表明，给定失业率，预期的通货膨胀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实际通货膨胀增长一个百分点。在调整物价以及磋商工薪的时候，企业和员工会将其决策建立在他们对于物价和工资发展的理解之上。在随后的经验研究中，这一假说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一个可能的限制条件是在通货膨胀率很低时，通货膨胀预期对实际通货膨胀的影响将变小）。
早期的观点认为一次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会永久性增加就业，而费尔普斯的分析与该种观点恰好相反。他认为，既然通货膨胀预期将适应于真实通货膨胀，那么在长期中通货膨胀和失业将没有替代关系。在长期中，经济迫近均衡失业率，在均衡失业率状态真实的通货膨胀和预期的通货膨胀是一致的。均衡失业仅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任何试图永久地把失业降低到均衡失业率以下的努力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持续攀升。稳定政策对于平抑失业率围绕均衡失业水平的短期波动仍可扮演重要角色。
在费尔普斯看来，分析稳定政策达到其政策目标的可能性将如何受到当前政策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今日的高通货膨胀意味着未来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这将导致未来的政策选择会更为困难。维持低通货膨胀的政策也因此可以看作是对低通货膨胀预期的投资，它使得在将来可以选择更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组合。
费尔普斯也发展了均衡失业决定的第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为了改变员工数量而制定其工资。企业越是需要增加雇佣劳动力，并且市场中的失业率越低，企业开出的工资就会越高。费尔普斯表明，存在着一个唯一的均衡失业率，在该失业率下企业将以市场中平均预期的工资增长率来提升其员工工资。费尔普斯分析的创新点在于，它是从劳动力市场单个主体行为的假设出发的。费尔普斯的贡献还在于第一次将效率工资假说整合到宏观经济理论。该假说断言，为了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减少劳动力流动以及吸引高素质的员工，企业设定较高水平的工资是适宜的。而这样的机制将提升均衡失业率的水平。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费尔普斯并不是惟一一个批判菲利普斯曲线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强调了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但与弗里德曼相反，费尔普斯强调的是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他从一个企业设定工资行为模型中推导出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该模型存在于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中，在该市场中将失业者与职位空位匹配起来是一个很耗时的过程。
费尔普斯的论著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看法。费尔普斯也阐明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其直接导致了现行的政策操作方式与之前相比已截然不同。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的中央银行已例行地将其利率决策建立在对均衡失业率的评估以及对不同水平的政策效应的权衡取舍之基础上。
资本形成
与关于资本形成的早期观点相反，费尔普斯将低通货膨胀政策看作是对低通货膨胀预期的一种投资。费尔普斯曾提出疑问：究竟何种程度的总资本形成率（包括物质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本形成，比如教育和研发）才是最理想的。国民收入应当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投资以增加资本存量，从而增进未来的产出和消费？这些问题对于跨代的消费和福利分配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领域，费尔普斯的贡献为后来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并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费尔普斯在196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推导出了资本形成的黄金法则。他从代际的角度设定了一个目标，即获得在长期中可持续的最大人均消费量。黄金法则提到了一了互惠伦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此处的理解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费水平应该是一样的。根据这一法则，最合意的储蓄率满足一个简单的条件：它等于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另外的一个论断是，储蓄率应当足够高，以维持某一水平的资本存量，使得该资本存量水平产生的收益（真实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相等。同样的条件也曾被阿莱斯（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阐述。但是，费尔普斯的分析对后续的研究更具影响。
费尔普斯独创性的分析限于较长期的情形，假设经济自始即如此。但是，储蓄率的变动过程将产生一种分配冲突。如果为了达到黄金法则而提高储蓄率，那么后代人的福利将增加，而当代人的福利则会下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当代人不得不减少消费以储蓄更多，而后代人则将从可以同时增加消费和储蓄的更多的资本存量中获益。但是，费尔普斯后来证明了有可能存在动态无效率的情形，其中，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太大以至于通过降低储蓄率来增加每代人的福利是完全可能的。对此的解释是非常简单的。储蓄率降低，消费将立即增加。如果初始的储蓄率在黄金法则水平之上，储蓄率的降低也就意味着在长期中的消费得益。尽管资本存量减少了，产出也会随之降低，但是降低的储蓄率却提供给人们更大的消费余地。
父母亲倾向于关心其子女的福利。费尔普斯在1968年写作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如果当代人为下一代所进行的消费比下一代为再下一代所进行的消费有着不同的评断，则储蓄将有可能会太少。此种时间不一致偏好可以被表达为，“我的父母认为我应该为我的孩子储蓄更多一点，而我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中，为了增加每代人的储蓄将会导致公共政策的运用。例如，公共养老金体制可以增加每一代人的福利。时间不一致偏好，如同费尔普斯分析的其他问题一样，近来引起了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大量关注。行为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相关理念引入到了经济分析中。
费尔普斯也分析了在增长过程中投资对教育（人力资本）和研发（R&D）的影响，并证明可以将黄金法则一般化。为了最大化长期消费，R&D投资（可以提高技术水平）应当调整到使其收益率等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费尔普斯在1966年与尼尔森合作的论著中研究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将如何有助于新技术的传播，并进而使得贫穷国家更容易“赶上”富裕国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来的经验研究发现GDP增长似乎取决于既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长率。尼尔森―费尔普斯的分析也为如下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为什么在技术快速进步的时期，教育收益往往更高（在这样的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增长的生产率至关重要）。这些论断已用于解释为什么在IT革命引发新技术迅速传播的最近数十年，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的薪金有显著增加。
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理论贡献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20世纪60年代末，费尔普斯开始着手重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他将理论框架建立在一个拥有不完全信息并具有市场摩擦的模型里，而企业和家庭的行为则外生于模型。费尔普斯还首次构建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均衡失业模型。这些创新根本地改变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提供了一个分析货币和财政需求管理政策的全新的分析框架。费尔普斯深入研究了最优资本积累的问题，给出了各代人都能受益于总储蓄率变动的诸多条件。同时，他也率先研究了人力资本对技术和产出增加所发挥的作用。费尔普斯做出的这一系列贡献对于后来的研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并深刻地改善了我们对经济增长过程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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