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阶段性影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林可全　王韵亭

　　摘　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研究，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宏观或微观层面上，也不能使用单一的模型或相同的时间段来对各国进行比较分析。应该采用阶段性研究方法和充分考虑各自国情及宏观因素下的计量模型来研究。
　　关键词：外资银行；东道国；银行体系；阶段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2-0070-05
　　
　　一、前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继开放银行金融业，发达国家外资银行逐步进入东道国并与国内银行展开竞争，引发了系列的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金融体系效率促进的影响研究。进入90年代，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学者均在思考外资银行的进入是真正促进银行业效率的提高还是仅仅为外资银行的渗透，于是针对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研究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的效率影响对我国意义重大。随着WTO宽限期的结束，2007年我国银行业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对外资银行开展：业务的地域和客户群体方面的限制也全面取消，已呈现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的局面；同时，对国内银行的条约保护也已消失，随着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分支行雨后春笋般出现，国内银行迎来了外资银行的全方位竞争，从而带来行业结构性变化和不可避免的冲击。面对金融危机的警示，如何引导外资银行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抵御外资银行的渗透，就成为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影响研究综述
　　
　　衡量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程度，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以机构数量衡量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程度，即外资银行数量占本国银行金融机构数量的比以及外资银行资产占本国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两大方面的指标；对于衡量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则一般用本国银行净利除以总资产以及经常费用(或总成本)除以总资产两个指标来衡量效率的改善情况，以此考察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受影响程度、外资银行与东道国银行的竞争程度和外资对金融影响的纵深程度等。
　　
　　从图1我们看到主要东道国的外资银行进入情况和东道国的效率促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外资资产比例巨大；西欧国家银行的资产比例较少，经营成本低；拉美国家普遍而言外资进入程度深、外资资产实力雄厚，同时本国银行的效率偏低；亚洲国家虽外资数量不少但比例偏低，国内(垄断)利润比较高。为何同样是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东道国的效率促进作用千差万别?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尚无普遍接受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主要有：第一，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外资银行的进入可以通过示范与牵动效应、提高竞争程度和完善竞争机制，有效地降低银行体系的利差等传导路径来提升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第二，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外资的进入对于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取决于外资银行的数量、传导示范能力以及东道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初始条件、本国的监管水平和能力状况等因素。
　　
　　(一)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初，Gray(1981)、Walter和Gray(1983)、Walter(1988)等就开始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从理论与经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基本结论是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但对传导途径没有深入研究或阐述。直到Levine(1996)才有了更为详尽的分析，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是与新技术、更好的资源配置和更高的银行体系效率相结合的，并通过竞争或者模仿而迅速传播，银行竞争的加剧可以提高国内市场上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促进银行更好地使用现代金融技能和技术、提高银行监管技术、促进法律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本国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资本，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效率。
　　为了验证Levine的观点，Demirguc―Kunt等人(1998)通过对8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7900家银行的考察，更加细致地研究了1988―1995年的面板数据，从而深入分析了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银行数量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他们认为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与本国银行体系提高效率的关系不大；而外资银行的数目与本国银行的总成本以及税前利润表现出了强负相关性，说明外资的进入确实可以提高银行体系的竞争和效率。Claessens、Demirguc―Kunt与Huizinga(2001)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同时，由于之前国内垄断利润的打破，外资银行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水平。总体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和总成本，说明外资银行进入对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不少的研究(Claessens与Glaessner，1998；Claessens与Klingebiel，1 999；Hawkons与MihaUck，2001等)都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对提高竞争程度和完善竞争功能有显著作用，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通过对市场可竞争程度的影响，将对提高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发挥积极作用。总体而言，外资银行的进入显著降低了东道国银行的盈利性和总成本，说明外资银行进入对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学者们也认为随着效率的提高和外资的进入，外资与国内银行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对于国别研究也有支持证据，Denizer(2000)研究了土耳其1990―1997年的外资银行经营情况，银行净利息收入／总资产、一般管理成本／总资产、利润／总资产的比重，与银行的外资所有权份额息息相关。他指出，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加剧本国银行业的竞争，使得利润水平和管理成本占总资产的比重逐渐降低；另外，Hasan和Marton(2000)研究了匈牙利银行业后得到了拥有高比例外资所有权的银行具有更高效率的结论。同时，Levine(2004)进一步研究了对外资银行采取限制与银行体系净利差的关系问题，认为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程度每降低1个单位，银行的净利差水平大概下降3％(仅考虑银行变量的前提下)，这表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竞争程度加剧、效率提高。
　　
　　(二)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体系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的核心思想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效率的改进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外资银行带来的效率改进会因本国经济的发展程度、资本市场运作情况、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差

异而有所不同。Classens等人(2001)指出，外资银行进入给国内银行、国内企业和政府带来的潜在成本，使国内银行体系的效率改进受到牵制和抵消；与外资大银行进行竞争，会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很高的竞争成本和压力；外资银行通常倾向于与大型跨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国内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也许会更少；外资银行通常不会按照东道国政府的意愿行事或者对东道国的愿望不敏感，因此造成东道国政府控制本国经济能力的下降。Hermes和Lensink(2002)对Demirguc―Kunt等人的模型中关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的赢利能力、成本以及收入的影响进行了重新分析(但他们只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大部分国家或地区而非整体)，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利差收入和成本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相关的，而是呈现为U型，这意味着。只有在外资银行的规模达到最优水平的时候，外资银行对提升竞争力和效率方面的促进作用才能得到明显的发挥。我们看到外资银行对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也是不同的。Hermes和Lensink(2004)还认为，外资银行的进人是否有利于本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与本国的初始金融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本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已处于较高水平，那么外资银行的进入可以大幅度降低经营成本和经营利差；反之则不成立。
　　国别研究上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各个国家各自的国情特殊性上，使得外资进入对效率的影响出现了市场细分甚至是对原来东道国银行效率的反作用。Clarke等(1999)以阿根廷为例研究了外资银行的进入给本国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发现外资银行对于本国银行带来的竞争压力与效率的提高在不同的市场是存在差异的。在抵押贷款市场，由于外资银行的参与程度高。使市场的净利差下降，经营成本上升；在消费信贷市场，这些变量基本没有变化，而消费信贷市场(小额信贷市场)正是外资参与程度较低的市场；Nihal和Wang(2004)在研究了29个样本国家(发达与新兴国家或地区)1995-2002年的面板数据后指出，这种效率在其各组样本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使其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促进作用不明显；Levy-Yeyati和Micco(2003)研究了拉美8国1996-2002年面板数据后得到相反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比例的增加，银行业竞争程度在不断下降、收益增加，而且这种市场势力的提高，并非是由外资银行带来的，而是由本国银行所承担的风险降低才实现的。
　　
　　三、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研究评价与阶段性研究
　　
　　综观上述学者们就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在对东道国为发达国家的效率研究有比较统一的结论，而分歧和尚未统一之处为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吸引外资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效率以及影响效率因素的研究(见表1)，具体来说呈现以下特点：
　　1　各研究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样本分析，拟合的方程也比较符合计量要求，使量化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开始以线性方程为主，逐步改进为多种方式。
　　2　研究的时间范围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这与外资银行盛行进入东道国的背景有关，不过各研究时间序列段一般比较短(不超过10年)，同时客观原因未能收集足够的数据，使得样本选择时间不同，结论有一定的出入。
　　3　对发达国家样本或全球多数国家样本的结论一般为“提高”效率，欧洲国家大多也是“提高”；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按照逻辑应该也是提高，但实证表明由于东道国监管和金融初始发展条件等原因影响，所以是“不确定”；而对拉美国家的研究却是“否定”，即外资的进入反而降低了银行业的效率。
　　笔者认为，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存在计量方法比较单一、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观界定而无特定的标准以及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等局限，从而使得学术界无法形成统一的观点。这主要是对外资银行进入某东道国的背景区别不清、对影响效率的因素估计不够完整，同时由于计量方法的有待改进，使得学者们的观点无法互相完善。面对错综复杂的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影响的研究不能仅仅研究宏观层面或微观层面，也不能使用单一模型或采取相同时间段的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应该采取阶段性研究方法和充分考虑每个国家特殊国情和宏观因素下的计量模型。
　　
　　(一)外资银行进入初期
　　本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东道国处于金融开放初始程度，各项金融配套和监管水平尚处于初级或无林可全，王韵亭 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阶段性影响经验阶段，同时国内银行由于垄断地位和保护主义处于强势地位；国内银行业效率比较低，竞争不够充分。此时外资银行的进入一定会受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加上东道国监管能力不强，外资规模不大尚没能对整个银行业的效率提高产生明显作用。但随着外资的不断进入和东道国金融的开放，外资进入的影响力、对银行业产生的竞争效应和对整个行业效率的提升作用逐步体现。此阶段大多出现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者刚刚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正常情况下效率会随着外资数量和资产比例的提高而得到改善，但由于本国的初始金融发展程度(Hermes和Lensink，2004)、监管强度(Barth、Caprio与Levine，2001)和潜在成本(Classens等，2001)的存在，使得效率的促进或多或少地被抵消，因此出现了效率提升的国别差异，如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台湾地区、巨变后的匈牙利由于限制较少、政府保护本国企业措施不多，使得外资对银行业的效率提升得到不错的体现，而当时处于开放初期的东南亚和21世纪初的中国都有比较强势的监管体制和保护主义，外资对效率的提升在初期得不到明显的体现。
　　
　　(二)外资银行进入的成熟阶段
　　本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外资银行在东道国已经站稳了脚跟，东道国各项保护本地企业的措施已经消除，金融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资能与本国银行进行完全开放的竞争，此时外资银行由于在技术与管理、业务范围、资金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外溢，促使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得到明显的提升，同时竞争越来越剧烈；然后随着市场份额被完全瓜分，东道国市场达到完全开放和效率促进最大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亚洲四小龙、土耳其以及进入20世纪后部分东欧国家此时都处于该阶段，银行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了关联产业和行业效率的总体提高，Levine(1996)和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的样本国家大多处于该阶段，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很好地支持该阶段外资银行对银行业效率影响的正向作用；另外，东道国政府的监管水平和能力随着外资的进入得到强化和完善，对不合理或保护主义的措施进行废除或修改以保障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
　　
　　(三)进一步渗透或收缩阶段

　　由于各个外资银行微观战略的不同，当效率达到最大化后，随着东道国市场份额趋于饱和，利润进一步压缩，对于外资银行要么采取进一步渗透蚕食国内银行份额保持其利润，进一步控制东道国其已经占领的领域；要么收缩业务选择别的新的东道国，退出在某一东道国的竞争或保持现有规模和水平。此时，外资银行对本国银行业的效率促进作用开始消失，伴随的不是先进管理或技术的外溢，而是进一步打压对手或者退出。而居于此阶段的样本国家要么出现效率不确定或者是反向作用，同时，东道国会根据外资的行为制定强硬的监管手段，此时监管强度和金融发展程度决定了效率的走向。
　　当外资能够控制东道国的银行业时，外资会采取进一步渗透的战略，打压国内银行，通过危机使得东道国依赖外资更加深入，国家经济控制权逐步落人外资手中，东道国政府无法控制局面，此时效率就会产生明显的负方向――外资在东道国垄断了银行业，效率降低：Levy-Yeyati和Micco(2003)以及张蓉(2006)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分析就得到这样的结论。拉美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在危机和危机之后都严重依赖外资银行对银行业的支撑作用，政府保护本国银行业的措施无法发挥作用。
　　当东道国监管能强硬控制经济时，外资银行无法进一步渗透，随着银行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发生，外资银行观察东道国抵御危机的能力，如果东道国或地区能成功抵御风险，那么当期外资银行便采取收缩政策，如金融危机期间的香港地区；如果东道国或地区无法抵御危机，那么外资采取各自认为最大化利益的战略，充当白马骑士或黑马骑士，为以后的进一步渗透打下基础，如金融危机期间或结束后的东南亚国家。
　　不管出现哪种情况，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的效率促进已经失去，Hermes和Lensink(2004)、Nihal和Wang(2004)、张荔和张蓉(2006)的研究样本时间范围恰好就跨越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时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前期的效率促进被危机时期的效率损失抵消而使得结论出现不确定。
　　
　　四、总结
　　
　　通过分析，可以有效地补充计量结论、进一步解释不同样本国家不同时期得到结论的差异。阶段性分析依据样本国家的金融发展程度和监管水平而非主观判断确定研究的时间范围，把同一金融发展阶段或开放程度的国家归在一起考察，这样计量后得到结果更具有可比性和参考性，同时也能够集中精力研究影响效率发挥的其他因素。此外，越来越多的宏观因素形成了对效率效应发挥的约束，这成为了未来在该领域研究的一个方向。
　　
　　责任编辑：张增强
　　
　　责任校对：周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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