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杨勇华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传统的提法是从外延转向内涵，“九五”计划中正式提出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对于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含义，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而今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认同：经济增长的源泉无非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二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所谓粗放型增长就是以要素投入量增加为主的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则是以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的经济增长，一般以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否超过50％作为划分界限，在50％以下则基本上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经济增长。可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实现集约化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是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勿庸赘言。但是，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似乎并不遂我们所愿，能源消耗指数、资源绩效、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都未能表现出经济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之势，甚至正好是相反。中国经济的转轨性质和跨越式发展要求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应该有所不同，虽然增长方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各个发展阶段又是不可逾越和跳跃的，但每个发展阶段所花费的时间却是可以伸缩、具有较大弹性空间的。转轨性质要求市场化以保证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方式的协调一致，跨越式发展则要求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为此，学界进行了很多颇为有益的探索，其中的一个角度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出发，探寻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本文之研究的出发点和视角所在。
　　
　　二、文献回顾
　　
　　关于服务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其产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者说经济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和库兹涅茨在研究经济增长因素时都把知识进展、知识存量增加和教育的发展当成是最为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之一，而这些要素按照现行产业划分方法都是由服务业提供的，这就已经涉及了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更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增加还是要素效率提高)转变之间的关系，但这一问题并没有被明确提出来。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则相对更前进一步，他在工业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动态多国模型分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根据钱纳里的研究，经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初级产品生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小于420美元)；第二阶段，工业化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20―4000美元)；第三阶段，发达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4000美元)。产业结构上服务业比重始终是不断上升的，并将在工业化阶段超过农业成为仅次于工业的第二大产业，在发达阶段超过工业成为最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达2100美元前呈直线上升趋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100～3360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不大，并将到达最大值；而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360美元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呈下降趋势。这些数据对于不同国家而言虽然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反映出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可见，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然而这一问题依然未能被明确提出。
　　关于服务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提高之间的关系，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1967)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他在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指出：从整体上看，相对于工业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具有“停滞部门”的特征，因而服务业的发展即表现为其产值所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将不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即存在所谓的鲍莫尔病。著名经济学家索洛(1987)针对美国生产率从1973年(此时美国服务业比重达63.32％，而据说能极大提高生产率的计算机在服务业中的使用更为广泛和密集)开始的不断下降现象提出：除了在要素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上，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亦即著名的“索洛悖论”(Solow Para-dox)。但是，Zvi Griliches教授(1994)的研究指出，所谓的“鲍莫尔病”更多的是因为对于服务业计量的统计方法上的不足而造成的结果。Jack E.Triplett和Barry P.Bosworth(2004)的研究则认为美国服务业部门在1994年以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停滞部门”的特征，而是比商晶生产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率。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对服务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及其效率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程大中(2004)的研究认为我国服务业存在增加值比重偏低、就业比重偏低和劳均增加值偏低的明显“三低”现象，而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些与鲍莫尔 富克斯假说密切相关的问题。顾乃华(2005)和杨向阳(2005)则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非常缓慢的相同结论。可见，这些研究都更倾向于承认鲍莫尔病的存在，但是，也有不少人持相左观点。张宗新(1997)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其所占比重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郭金龙、张许颖(1998)的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作用。陈自芳(2001)认为我国服务业总量滞后、结构滞后、发展速度滞后，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增长质量。徐宏毅、欧阳明德(2004)通过对1993～2002年服务业生产率的实证研究认为服务业没有所谓“停滞部门”的特征。可见，这些研究则更倾向于支持服务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结论。刘伟、李绍荣(2005)的实证研究则发现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正效应，对经济规模却是负效应，但并没有给出对经济增长集约化度影响的结论。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以上这些研究多数是从整体产业结构与效率或者服务业内部结构与效率的角度进行的，直接以服务业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较为鲜见。吴敬琏(2006)在其新著中明确指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基本手段。而高峰(2006)则认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且增长缓慢，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扩大自然会使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产业结构的服务业化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一定时期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关于服务业发展和经济效率的关系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深入研究之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以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要求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所以此问题也就等价于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的关系问题。
　　
　　三、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关于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的关系的两种大相径庭的分歧观点，实际上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得到的结论。
　　第一种思路是：由于服务业生产率相对于工业制造业生产率低下且提高缓慢，因而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日益提高就势必对整体经济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生负效应。正如鲍莫尔指出，市政服务、教育、文体娱乐、表演艺术、饭店和休闲等多数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是难以提高的，极端的例子是在表演艺术市场上，三百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人演，三百年后依然要四人演，而服务业中劳动投入比例往往要远远大于工业制造业，所以，整体上看，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相对于工业制造业是停滞的。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人们用劳动生产率代替了生产率概念，而根据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生产率应该是要素生产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可以分解为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生产率增长率决定于两者的合力，严谨地比较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率时还需要考虑到资本要素生产率。所以，即使在服务业资本有机构成远远小于制造业(也就是劳动投入比例更大)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前提下，要得出服务业整体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的结论还必须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资本生产率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变化是相同的，或者制造业资本生产率提高要比服务业更快。一旦离开这样一个假设，也就是考虑到制造业资本生产率提高比服务业更慢的情况，则无法直接得出服务业整体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的结论。但是，由于资本生产率通常被看成是一致的甚至固定不变，所以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合乎逻辑的。正因如此，这种思路才认为：在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甚至超过70％的条件下，势必对整体经济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产生负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种思路指出：即使在承认服务业自身生产率相对缓慢的前提条件下，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对整体经济生产率进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产生负效应，第一种思路是完全割裂了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完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通过扩散和波及效应对第一、二产业生产率的贡献进而对整体经济生产率所作的贡献是狭隘的、片面的，因而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这种思路强调服务业的发展对整体经济效率有着明显的正效应：首先，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积累等从服务业扩散到工业制造业和农业，通过对传统工农业的改造，极大地提高了第一、二产业的生产率，从而对整体经济效率产生正效应。其次，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不仅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transformationcost)，更主要的作用在于能够降低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深化而日益重要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据D・诺斯估计，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里有近50％用于交易。所以，这种思路认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服务业越发展，市场机制运转就越有效，服务业在提高其他产业生产率的同时还能促进整体经济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产生正效应。
　　可见，两种思路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客观实际，但也都有片面之嫌。要全面准确研究服务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影响必须综合两种思路，既要考察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变化趁势及其影响，又要考察服务业对整体经济的扩散效应和波及效果，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得出最后结论。显然，由于两种思路得出的两种效应的不同方向，纯理论分析不可能直接给出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集约化程度的效应到底如何的最终结论，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和经验数据。
　　
　　四、实证检验
　　
　　服务业的统计核算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则更为突出，而且还存在着服务业行业划分与国际统一标准不相一致的问题。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在这里我们用第三产业数据简单代替服务业数据。首先，我们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指标。其次，根据肯得里克(1961)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为“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即“增长余值”，我们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计量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不同学者或不同研究方法所得结果是不完全一致的，但好在基本趋势大同小异，由于所研究的是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的较长期关系，我们选用较权威的郭庆旺、贾俊雪(2005)通过隐性变量法(latent variable ap-proach)得到的变动幄度相对较小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1979―2004)的估算数据。为了使数据更加准确，我们采用实际GDP增长率来计算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考虑到中国服务业统计数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数据的准确性问题，本文的经验分析将是十分谨慎的。
　　我们容易看出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虽偶有下降，但基本上呈稳步提高之势，这也符合产业结构变化的国际经验。但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的变化则元明显趋势，1996年后似乎还呈现出不断微弱下降的态势。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提高的正效应并不显著。但是为了增强结论的可靠性，我们用计量软件eviews3.1对服务业比重和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前，先对服务业比重和经济增长集约化度分别进行平稳性测度的单整检验，所得结果所示。初始序列Y和X置皆为非平稳序列，分别一阶差分后DY和DX,均为平稳序列，说明Y和X置都是I(1)序列，这是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的前提。
　　再对Y，X进行协整回归，结果为：Y＝20.342-0.343*X，R2＝0.0532，参数-0.343的检验值为0.2569，检验不通过，拟合效果也很差，可以认为两变量之间显著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提高二者显著无长期均衡关系。这与我们开始所作的直观判断一致。为了进一步加强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再对Y，X作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服务业产值比重是否为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的格兰杰原因，结果说明，服务业产值比重X显著不影响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Y，也就是说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约化程度提高显著无效应，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开始所作的判断，即主要表现为产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的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提高显著无效应。
　　
　　五、结论和启示

　　通过研究，本文谨慎的结论是：一方面，由于自身生产率增长率的相对缓慢，服务业的发展及其比重不断提高将对整体经济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增长集约度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将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提高其他产业生产率和促进整体经济运转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产生正效应。综合来看，产业结构调整中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提高无明显效应，服务业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应并不显著。从本文这个基本结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泛泛而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占GDP比重以加快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不够严谨的。因为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来看，都不支持服务业发展及其比重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提高亦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显著正效应的结论，同时也不能支持显著负效应的结论。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是：从调整产业结构人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种观点从原则上来说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才能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这样一个过于笼统的提法容易引起一些误导。比如，加快发展相对滞后的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没有明显效应。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失严谨的。
　　2．从总体角度来研究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往往很难达到理想效果，进一步的探索恐怕需要深入到服务业内部结构，分别研究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影响。比如可以将服务业内部的技术服务行业、信息技术行业、知识教育行业等作为具体研究对象，考察其发展对经济增长集约度的影响和效应，或者可以进一步细分出服务业内部的各行各业来进行研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研究获得理想的、明确的结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能增加研究结论的理论针对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为我们提供更准确的旨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指导。但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和文献还较为鲜见，这应该是我们可以探索的一个方向。
　　3．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方法及服务业内部划分方法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中已经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缺陷，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的需要。一方面，三次产业之间出现了不断互相融合的趋势，服务业与工业制造业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而传统划分方法难以将这种融合进行量化，很难计量各产业之间融合的程度；另一方面，传统划分的第三产业或服务业范围过大、行业繁杂，难以进行总体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以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所以，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和研究需要对传统产业划分方法进行改进和创新。比如，有人提出的四次产业划分法，按照生产要素使用密集度不同划分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按关联效应大小和类型进行的产业划分等等，都是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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