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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皮建才

  摘 要: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但是却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模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统一进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讨论结果表明,该模型符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已成
  关键词: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皮建才(1977―),男,山东临沂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企业理论、增长理论和转型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6―0015―03 收稿日期:2006-09-05
  
  一、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三个阶段。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起的重要作用,技术变量也由模型中的外生变量演变为内生变量。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并重视,诺斯就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认识层面上的原因,国内外很少有学者把制度写进经济增长模型。实际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很有必要对它们在模型中进行整合。
  笔者查阅了近期的国外经济学文献,没有发现把制度囊括在内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虽然有分析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比如,AcemoSlu and Johnson and Robinson,2004;Huang and Xu,1999)。国内已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刘红和唐元虎建立了一个制度名义上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董静则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对激励进行了分析,实质上是对制度进行了分析。本文试图发展由刘红和唐元虎提出的模型,把由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增长模型拓展为基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实际上,通过适当的改变假设条件,本文的模型可以把董静的分析包括在内。
  根据有关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和有关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笔者作了以下概括总结:
  总结1:不考虑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长期经济增长依赖于人口增长。
  总结2:在人口增长不变的条件下,不考虑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起很重要的作用。
  总结3:在人口增长不变的条件下,不考虑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增长起很重要的作用。
  笔者之所以作这些总结,是因为可以运用这些总结来验证我们的模型,这将在后面的讨论中进行。
  
  二、模型
  
  本文的模型作了以下假设,实际上假设1-5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基本假设,而假设6~7才是本文所特有的假设。
  假设1:单一产品。
  假设2:外生储蓄率。
  假设3:固定资本折旧率。
  假设4:固定劳动增长率。
  假设5:新古典生产函数。一般来说,资本用K表示,劳动用L表示,生产函数用Y=F(K,L)表示。它具有以下性质:
  (1)F(K,L)有连续的一阶和二阶导数。
  (2)各要素的边际产出大于0且递减。
  (3)规模报酬不变。
  (4)满足Inada条件。
  假设6: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它们都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具体地说就是,制度变迁变量和技术进步变量的边际产量大于0且递减。
  假设7: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劳动来表现,即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表现为哈罗德中性。制度和技术变量同劳动变量有效结合在一起时的劳动,称为有效劳动。
  根据假设5,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t)=F[K(t),N(t)] (1)
  其中t为时间,Y(t)为总产出,K(t)为资本存量,N(t)为有效劳动。
  根据假设7,有效劳动可以表示为
  N(t)=I(t)×T(t)×L(t) (2)其中I(t)为制度变迁变量,T(t)为技术进步变量,L(t)为劳动。
  根据假设2和假设3,如果总资本为K,折旧率为6,储蓄
  
  
  由上图可以看出,随着制度因子α的增加,长期经济增长率将得到提高。换句话说,在技术不变时,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会导致制度因子的增加,从而促使经济增长。这与总结3是相符的。
  
  三、结语
  
  我们的模型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有着很好的解释力,下面我们将以不同的对象为例进行分析。在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伴随着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中国的人口基本上呈波浪式的增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制度变迁变量和技术进步变量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的这种特殊现象在制度经济学上被称为“内卷”),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即导致了劳动增长率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长期经济增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阶段,特别是在工业革命阶段,技术进步变量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就显得尤为明显。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导致了技术因子的增加,而技术因子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制度变迁变量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非常明显。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导致了制度因子的增加,而制度因子的增加又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对一个国家而言,要想经济得到长期的增长,必须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使制度因子和技术因子得以提高。
  我们的模型在实证方面也可以得到应用。我们知道,经济活动是不可重复的,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根据我们的模型,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在制度几乎没有发生变迁的标准国家,设定标准国家的制度因子α为零。也就是说,对标准国家来说,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是技术因子β(可以算出)。我们认为,技术因子正比于可测量的技术指标。比如,为了求出制度贡献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我们可以先求出我国的技术因子(即我国的技术指标与标准国家的技术指标的商乘以标准国家的技术因子),然后求出我国的制度因子,进而求出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当然,标准国家和技术指标的选取需要很高的技巧性并且其可行性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但是我认为从这个点出发,至少或许可以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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