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老板，你有安全感吗？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唐　晔

　　
　　有人说，企业家是在神经敏感中度过他的人生，否则，也许就不能称其为企业领袖。企业家面对的社会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其实是一个系统，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等无一例外地影响着这个系统的均衡――如此说来，缺乏安全感，或许是企业家风光无限之外的人生宿命，但尽可能地维护这个系统的稳定与均衡，也许应该成为全社会的责任。
　　
　　《沪港经济》记者：作为一个企业家，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安全感？
　　朱咏敏：说到安全感，我首先会跟自己的职业联系在一起。我从事的是房地产行业，目前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存在着诸多的政策风险，某些方面和股市很相似――目前它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成熟，还是一个政策市，我能有多大的安全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刘眉岑：绝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有安全感的。我是一个前不怕虎，后不怕狼的人。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往往会让我感到安全感越来越低。
　　Steve Custins：作为企业老板，安全感的一个很大因素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和商业环境。目前我拥有这样一个团队，而且中国大环境是非常开放的，特别是在上海有一个非常好的商业环境，这些都给我安全感。安全感还取决于人的个性，我总是向好的方面去想，所以比较有安全感。
　　
　　《沪港经济》记者：说到“安全感”，会让你联想到哪些词语，或者你认为你的安全感由哪些要素组成？　朱咏敏：从个人来说，安全感应该包括压力下的健康心态、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子女的独立能力和自我规划；工作中，则是把握企业运行的节律、在不可控因素前的抗干扰能力。　刘眉岑：我能联想到的词语很多，感性来讲有怀抱、房间、家人、朋友、环境、信仰等，理性来讲有责任、行业、压力、健康、团队、利润、判断、能力、信任等等。
　　Steve Custins：政策环境、自然环境、健康、信用，这几个是影响我安全感比较多的因素。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政策风险会让我感到不安全，有危机感；自然环境是否健康我觉得很重要；外国人看病没办法享受医保，这点让我有些无奈；人与人之间的信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商业行为中的商业信用。
　　
　　《沪港经济》记者：如果把企业比喻成一个装水的木桶，哪些要素让你觉得是最短的一块木板？在影响安全感的要素里，你最看重哪一点？
　　朱咏敏：刚才说过，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政策市，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承受很多因为政策调整而给企业运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对于我们做企业的人来说是不可控的，我们是完全被动的――对于那些不可控的政策性风险，我有着太多太多的无奈。
　　刘眉岑：应该是家人和朋友。我最害怕失去我的家人，失去了他们我就没有安全感了；朋友是我最大的资源。我所有的斗志和自信都建立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上。
　　Steve Custins：这块短板是爱。不仅是罗曼蒂克的爱情，更是大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爱，是心灵之间真诚的互动，爱是所有人获得安全感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沪港经济》记者：你擅长用什么方法规避风险，能否举个例子？
　　朱咏敏：当感觉风险即将来临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我偏爱逆向思维，很多情况下怪招、奇招更能立竿见影。
　　房地产是本轮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近年来所有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都是在挤压它的生存空间。这就需要我们寻求另外一个发展空间――人们都以为只有商品房才是赚钱的，其实不然――目前我们选择了经济适用房项目，只要经济适用房的开发达到一定体量，一样有利润空间。
　　刘眉岑：如果遇到风险和危机，我会另辟蹊径。我现在做凯斯克的销售代理，也是我当初在做广告策划公司遇到瓶颈后的一次转型。因为一些原因，我合作多年的搭档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我的安全感流失了很大一部分。但当我在为凯斯克公司做营销方案而深入调研时，却发现了其中的商机，走上了与其合作的道路。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转型往往都是水到渠成的，是顺势抓住机会，而非勉为其难，所以都还比较顺利。
　　
　　《沪港经济》记者：你的员工觉得你是怎样的人？他们有安全感吗？
　　朱咏敏：员工在为公司服务达到一定的年限之后，会有不同程度的安全感。现在是双向选择的时代，如果感觉个人能力和付出与自己收入不匹配，他们自然就会选择离开。
　　Steve Custins：我觉得我是让员工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我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当发生问题时我会保护我的团队。我所有的员工都在这里工作4年以上了，在这个团队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说他要说的，做他自己愿意做的，而且彼此的信任度都非常高。
　　
　　《沪港经济》记者：你不安时会怎样？
　　朱咏敏：说实话，到了我这个年龄，很难有什么东西还能使我感觉到惶惶不安。经历了很多风雨、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起伏之后，我更愿意用中性的价值观去衡量一切事物。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围绕属于他自己的轴线起伏，你只需顺势而为。
　　刘眉岑：我会找朋友聊天，打电话把他们拽到我身边来。当然，还有我的家人――我妈妈是我精神支柱。
　　Steve Custins：当一些事情发生时，我也希望有一些发泄的途径，我会去散步，走四五个小时都可以，在走路的过程中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走完了还没有办法让自己寻找到一种途径，我就认为事情不是在我控制范围之内的，可能会放一放。
　　《沪港经济》记者：安全感与幸福感常常互为因果，你有强烈幸福感吗？什么时候会让你感到幸福？
　　朱咏敏：说到幸福感，如果和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企业家相比，我们目前的政策环境要好很多。每次看一些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书，越发深切地感到我们这一代人生逢其时。这应该就是一种最强烈的幸福感。
　　刘眉岑：我觉得我很幸福。我一向觉得欲望越高的人，越没有幸福感，而缺少幸福感的人实际上也没有安全感。
　　Steve Custins：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当这个团队每个人都尽自己的能力为客户做好一个项目的时候，我最有幸福感和满足感。
　　
　　
　　
　　因为无奈所以期待
　　
　　文/刘　欣
　　
　　《沪港经济》记者：为什么说政策的不可控性是你最大的无奈？
　　朱咏敏：房地产行业和当今的股市很相像――目前都处于“政策市”状态，不能单纯地用市场理念去经营。政策风险的不可控性令我无奈。
　　举个简单的例子，2000年以前，房地产行业中做得比较好的开发商，按部就班地开发、促销，手中没有积压楼盘。那些营销业绩逊色的开发商还有不少盘子压在手上出不去。但是随着一系列刺激楼市启动的政策出台，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房地产大牛市，那些原本积压卖不动的楼盘在这一波行情中卖出了更高的价格，赢利幅度大大高于同时期开发早已销完

的楼盘，这是发生在房地产业界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本轮宏观调控开始后，一系列旨在给房地产行业降温的政策性措施出台，又让开发商们眼花缭乱。政策的不稳定性对企业的决策干扰很大，同时也影响着老百姓的心理预期――前两年，上海的媒体称市中心的可开发用地存量不多了，造成在一个时间节点上供给大大小于需求，导致价格急剧上升。现在政府又明确表示容积率可以突破，“容积率突破”意味着伴随新一轮旧城区的改造市区土地供应量将大大增加，土地供应暂时不短缺了，老百姓又开始观望，让那些原来在新江湾城、南京路等拿地的开发企业全部套牢！
　　
　　《沪港经济》记者：在政策多变的情况下怎么调整企业战略规划呢？
　　朱咏敏：我经常开玩笑说，对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没有战略是等死，有了战略是找死。这是因为，政策的不可预测性经常使企业的发展战略背离政策环境。
　　在一次演讲中，一些朋友问怎么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我说，首先你不要去制定5年以上的战略，那是空谈。我奉劝他们赶紧实现自己的营销目标，把应收款收回来，资金落袋为安，这就是企业目前最好的战略。搞企业不是大学里教书，书本上讲5年战略怎么制定、10年战略怎么制定，但这跟企业的实际操作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去年我就碰到这么一件事情――按揭款没有按时到位，本来银行承诺到期按时给的，但结果逾期了，因为去年年底银行严格控制贷款发放，把按揭款也一并扣住不放了。我只好对施工方、供货商拖欠该支付的款项，造成相关行业企业的资金紧张。究其原因，主要是银行贷款额度作了调整，“全年信贷无增量，并且按季度发放。”
　　
　　《沪港经济》记者：中国企业发展的大环境还有待继续改良，这或许就是你们作为企业经营者最大的向往?
　　朱咏敏：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大环境的确还不够完善。曾经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企业那么多，但却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那是跟我们国家市场化进程息息相关的，在中国，企业家萌生发育的外部条件还不够完善。看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我产生很多感慨，我们这一代生逢其时，不管怎么说我们目前的环境比改革开放初期要良性得多。
　　同样，我相信上海以后一定能出很多企业家，而且是高层次的的企业家。未来的企业家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一是有良好的学历背景，二是懂得国际化的运作模式，三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四是懂得企业发展的规则，不像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者是在缺乏规则、“摸着石头过河”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转型，从危机到契机文
　　
　　文/刘　欣
　　
　　《沪港经济》记者：为什么你说“做企业时安全感越来越低”呢？
　　刘眉岑：在做凯斯克销售之前，我是做企业管理策划的，公司从一开始就发展得非常好，为很多著名的企业做整体的市场策划服务。但随着对行业越来越了解，涉入越来越深，我开始担心公司的前景。广告策划类公司相对而言进入门槛比较低，主要成本和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才，这使得行业竞争异常激烈。浸润得越久，压力就越大，越觉得没有安全感。
　　
　　《沪港经济》记者：是因为成功了以后没安全感吗？
　　刘眉岑：不全是，一者是因为我是后来者，但业内已经强者如林，尤其是一批国际知名的4A公司，那种强大、专业性，给我造成了不安全感；二者出于责任感，我们要对客户负责，不愿意看到专业策划在企业认可后，却在执行上大幅度缩水，而造成的营销不力。国内企业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尊重策划咨询的氛围。
　　
　　《沪港经济》记者：你怎么做？
　　刘眉岑：在公司里，我是董事长，也是策略总监。我当时萌生出这样的念头：过去我为客户做策略方面的判断和定位，那现在不妨也为自己做一次。而彼时，韩国LS旗下著名的船舶铸造企业凯斯克找我们公司做市场分析和调研。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真是个朝阳行业。政府对对船舶铸造业相当重视，“十一五”规划把重工业列为重中之重，行业前景非常看好。在这个时候，凯斯克公司也与我沟通是否愿意代理他们的市场、销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商机，于是一拍即合，成立了现在这支团队。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我又找到了安全感。一是大环境给我带来的安全感，所以我很有信心；二是作为一个30多年历史的韩国著名品牌，凯斯克的产品质量、技术、后续服务，包括它在这一领域的经验，都可以给我带来安全感。2008年全年3000吨的指标，首2个多月我们就完成了一半，在销售意向方面，也已经谈到2010年的计划了。
　　
　　《沪港经济》记者：没有这样一个契机的话，你是否还选择转型？
　　刘眉岑：如果没有这个契机，有其他机会的话我想应该也会选择转型。在任何行业里做，如果遇到迈不过去的瓶颈，我可能都会另辟蹊径。这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吧，我不喜欢有太大压力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加之我是做策略出身，如果把为客户出谋划策的点子用在自己营销的产品上，我相信一定会做好的。对于其他从未接触和了解过的行业，我不会去事先考虑到未来是否进入，但现在既然遇到了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那我就要抓住它。
　　
　　《沪港经济》记者：你的转型似乎特别顺利。
　　刘眉岑：是的，我想CASCO跟我合作，看上的不仅是我们市场策划的能力，应该还有我的社会资源吧。
　　
　　《沪港经济》记者：你的社会职务很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理事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河南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南阳书画家研究院的秘书长等等，你是怎样打造这个圈子的？
　　刘眉岑：我没有刻意去打造过，这个圈子是自然而然地建立的。如果一定要说人际资源投资，可能我投资了一二十年了。
　　
　　《沪港经济》记者：你是一个善于做“期货”的人。
　　刘眉岑：也许吧。我对任何人任何朋友都很真心，一直在付出，从不计较多少，因为我从没想过回报。可是事实上，我确实得到了回报。在关键时刻，他们往往会给我很大帮助。
　　
　　
　　
　　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后获得安全感
　　
　　文/林 影
　　
　　《沪港经济》记者：你在中国已经六年了，这六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Steve Custins：我觉得上海的商业环境很好，很适合发展品牌这样一个行业。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
　　
　　《沪港经济》记者：你与中国搭档磨合中发生了哪些冲撞和矛盾？是如何沟通实现默契的？
　　Steve Custins：我与我的中国搭档、员工，由于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在工作的沟通中会经常产生问题。遇到一些我无法理解的问题时，我起初总是先反驳我员工的意见或是强制性地必须按我的方式执

行。在6年的上海岁月中，我也尝试融入当地生活，认识了很多友好而又有学识的中国朋友，读了很多中国的或中国文化相关的书籍。现在再遇到问题时，我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寻找平衡点，给团队和我自己一些思考或是了解的空间，并尽量去从中国背景的角度去理解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我的团队都成长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默契，我拥有一个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团队。每天我在办公室都感到很开心，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共同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艰辛与快乐。
　　
　　《沪港经济》记者：中国与你生长的国家政治环境不同，这是否使你产生了危机感和压力？
　　Steve Custins：我感觉现在中国在快速发展，而政策的稳定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虽说有时政策的修改是必要的，但稳定而坚实的政策系统对我在中国的发展将会是更大的支持。
　　比如外国人士在上海买房的政策变化，使我有时觉得融入一个国家很不容易，但我还是感觉自己已慢慢地融入中国的生活。如果我长时间没有回我的国家，有时会有想离开的想法，可是每当我在英国或其他国家停留2周以上，我就会开始想念上海。
　　
　　《沪港经济》记者：文化的认同与融入给人以安全感，中国文化与你原来的国度很不同，你是如何融入中国文化的？
　　Steve Custins：我感觉中国文化比较含蓄而有人情，而我成长的英国文化比较直接而有系统，所以在生活或工作中常发生不可意料的问题或产生争执，需要磨合与沟通。
　　现在我与我的搭档是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我们达到目前的相互信任度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困难过程，是个不同文化的磨合过程，我成长在英国的伦敦，她成长在中国浙江的金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形成不同的思维模式。
　　比如过去我们给客户做一个平面广告，我会很直接地给些创意，但是和我的搭档就会有很多争执，我们都有很强的主观性，都很想把事情做好，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想，最后当然会有一方说你觉得你的好就按你的做，可是内心不认可，不是沟通出来的。现在不是了，我会告诉我的搭档说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你有什么想法？然后我们会把两个想法放在桌上，我们关怀对方、关注对方、在意对方，你站在我角度去想，我站在你角度去想，然后去寻找一个好的方案。文化融合了，自己不再觉得是异国人，也就会有安全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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