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州城市中的“城中村”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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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城中村是现在城市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变革，他是一个城市兴盛的标志之一，希望笔者的些许工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积极探讨，为切实解决“城中村”问题提供有宜的思路和参考。
　　关键词：城中村 快速 研究 压力发展
　　前言
　　自从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在他的著作《城镇化基本原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城市化）的概念以来，这一名词开始风行世界。对于城市化而言，由于领域的不同，定义也有相异。从地理学的角度看，第二、三产业向城镇的集中就是非农业部门的经济区位向城镇的集中。这一过程包括农业区甚至未开发区形成新的城镇，以及已有城镇向外围的扩展，也包括城镇内部已有的经济区位向更集约的空间配置和更高效率的结构形态发展。（周一星，《城市地理学》）美国学者诺瑟姆（R• M•Northam）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过程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并把城镇化过程分成3个阶段，即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市人口比重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1999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30.9%，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经历一个低水平缓慢增长-中水平高速攀升-高水平平缓增长三个阶段的变化，呈现出一条拉平的"S"型曲线（见图1所示）。这条曲线有两个转折的"拐点"，第一个拐点位于30%左右，第二个拐点位于70%左右。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处于城市化发展过程的第一个拐点位置，将会出现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由于城市化的速度快于其他城市设施建设和城市开发的速度，所以，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常常是众多城市问题所产生的时期。例如，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城市周边绿地被蚕食的问题等，而我国的“城中村”问题也正是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我国，城市化主要伴随着改革开放20余年的巨大变化而来。在从 1980年开始的20年间，我国的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已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2年的37.1％。我国正是处于从“起始阶段”向“加速阶段”过渡的转轨时期。此时，“城中村”也在为数众多的城市里“四面开花”，越来越多的“城中村”却逐渐成为城市建设中不和谐的音符，为地方政府和人民带来诸多难题。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率先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是我国的“高城镇化”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乡村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因而，这里的“城中村”现象也尤为典型。
　　1 快速城市化是“城中村”形成的直接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镇也迅速扩张。以广州市为例，1978年，广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才有43.1亿元，2000年，这一数字已变为2383.07亿元；广州市中心城市建成区1978年为87平方公里，2000年达到297.5平方公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区范围不断向郊区外溢，越来越多近郊农村被吸纳到城区中，许多昔日的乡村变为繁华的城区。可以说，“城中村”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结，北京、武汉、石家庄、上海、太原、昆明、杭州、深圳，甚至绍兴、滕州、遂溪……，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面临着“城中村”的难题。但相对而言，沿海经济较发达、城市扩张快的地区“城中村”现象就更为突出。
　　在快速城镇化、城市建成区爆炸式膨胀的进程中，受土地产权限制及拆迁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土地开发成本显然高于仅仅种上庄稼的农田。因此，急于扩展的城市肯定会首先倾向于对农地等开发成本较低的地块“开刀”，把农民建房居住的村落绕开。待到村庄周边道路宽阔、高楼林立的时候，村落的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想回过头来进行改造就更加困难。如此一来，原农村居民点逐渐成为未被纳入城市开发体系中的孤立的“孤岛”。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原村民在自身传统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周边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城中村”。
　　“城中村”之所以令各个城市深感头痛，归结起来可以用“脏、乱、差、黄、赌、毒”六个字来概括。无论从城市形象、精神风貌、社会治安、经济发展还是人居环境上，都与城市的“健康”肌理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改造“城中村”，铲除“毒瘤”已经成为每一个面临“城中村”问题的市政府关注的大事。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城中村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改造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实际的改造过程中，各地均遇见了资金缺乏、村民阻挠等多种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全面掌握我国各城市“城中村”的现状，剖析其形成原因，预防新的“城中村”形成，对已有“城中村”找到相宜的改造方法，成为对众多城市均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性课题。
　　2“城中村”的概念界定
　　“城中村”是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特别是南方沿海一些城市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被城市所包围的“农村社区”。
　　目前，国际上对于“城中村”的研究主要出现在相关领域之中，国内对“城中村”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城中村”概念的界定也多是从不同视角入手进行阐述。在国外学术界，与“城中村”内涵相似的研究大都出现在城乡过渡地带的整治问题、都市村庄的建设问题、都市贫民窟问题等方面。这些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城中村”一词，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从不同角度对“城中村”的产生、形态及其后果和治理办法进行了表述。国内的研究由于开展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几乎每个研究者都会对“城中村”从自身的研究角度进行定义，但是，其出发点大都是从位置、城乡二元结构上进行定义。
　　综合以上观点，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城中村”是指那些在城市建成区或城乡结合部的，被城市建设用地包围或半包围没有或是仅有少量农田的村落，表现为在成片的城市建设用地中出现了个别的农村集体用地。都市里的这种“城中村”，既像是古老历史的遗物，又像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新生的活体。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进行了低成本的选择，绕过了原本应该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农村集体用地所导致的结果。
　　3近年国内学术界对“城中村”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3.1国内对“城中村”的研究处于开创性阶段，学者们在对“城中村”进行研究时，对“城中村”的概念、特征、现状等表面问题都会涉及。因此在这几方面的研究比较透彻。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对这些现象、特征等的重复研究比较多，而对“城中村”某个关键问题，如“城中村”土地利用问题、外来人口管理问题、农民出路问题等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显得比较缺乏。
　　3.2对“城中村”的研究大部分是地理学家和规划专家，在研究过程中，对其他学科的借鉴比较少。造成对“城中村”形成、发展的空间分析比较充分，但对空间形态背后的经济、制度因素研究则不够深入。
　　3.3学者们对“城中村”的历史、现状已有十分深刻的了解，但对“城中村”未来发展前景的前瞻性研究较少。尽管大部分学者肯定“城中村”未来必然会转变为完全城市化地域，但对得出这一结论的理据以及达致这一目标途径却鲜有述及。
　　3.4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大多以一两条特殊的村作为研究对象；部分研究缺乏广泛、完整、真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的支持，所得出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4“城中村”的改造与建设面临的压力
　　4.1是改造资金的压力，一方面村集体土地经营的低效导致村集体无法拥有雄厚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建设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引入开发商，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驱动将导致“城中村”陷入盲目追求高容积率的漩涡中，并不能有效控制改造环境质量反而进一步破坏了都市整体形象的营造，两难的选择使“城中村”改造滞缓不前；
　　4.2是村民利益保障的压力，“城中村”的土地是目前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它的改造从根本上牵动了村民的利益，如何在改造的过程中有效地保障村民利益，促进“城中村”改造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是目前“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难题。
　　5结束语
　　在这种背景下，本书通过对广州市“城中村”典型个案的分析，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压力提出未来“城中村”发展改造模式。有助于从内在动力构筑方面指导我国面临“城中村”问题的众多城市进行“城中村”的改造和建设，促进“城中村”区域合理规划、建设与管理，促使“城中村”景观环境提升，同时有助于改善村民生活质量，提升村民文化素质，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总之，在规划、地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城中村”研究的理论框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来，在“城中村”的概念、特征等方面已取得广泛的共识，对“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和改造策略方面也进行了有价值探讨。但由于专业知识、资料获取等方面的制约，对“城中村”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理论深度还显得不够。
　　注：文章内所有公式及图表请用PDF形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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