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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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保平 宋文月
摘要：利益格局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需要进行增长路径的转型：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从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政府角色从偏重增长目标向完善公共服务转型。为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必须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努力满足公共需求为主线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关键词：数量型增长；质量型增长；利益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4）04―0024―08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质是利益关系问题。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同的受益群体。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因此，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注意涉及到的各利益群体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
一、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博弈
（一）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的利益博弈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会引起两者财政收支变化。总体看，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持平，但地方财政支出远高于中央财政支出。2000～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呈现小幅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52.2%降低到2012年的47.9%，而其支出比重降幅明显，由2000年的34.7%降至2012年的14.9%；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稳中有增，财政支出比重增幅明显，分别由2000年的47.9%、65.2%增至2012年的52.1%和85.1%。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中央财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远低于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降至6.34%；而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由2000年的60.9%增至2012年的91%，这种利益博弈格局表明地方投资冲动强劲，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见图1）。
2.城乡利益主体之问的利益关系博弈。城乡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从居民收入水平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虽然呈现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但城乡收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入差距逐步扩大，这表明初次分配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未能兼顾公平。2000～2012年，一方面，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增至2012年的24565元，增幅较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2253元增至7917元，增幅较城镇缓慢。从恩格尔系数变动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有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呈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同，这表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但城乡二元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见图2）。从城乡消费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居民消费比重远高于政府消费比重，但居民消费比重有小幅波动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5%降至2012年的72.7%，政府消费比重则由25.4%增至27.2%。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66.9%增至2012年的77.9%，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则由33%降至22.7%（见图3）。城乡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导致城乡结构失衡，使得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低，消费增长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改变，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二）我国经济增长中利益关系博弈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1.制约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由于上述利益关系博弈，我国主要通过粗放式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在传统生产要素方面，由于我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驱动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维持在低水平状态且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逐年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的149.2亿元/万人减少至2012年的139.3亿元/万人，而单位产值能耗则由135.3吨标准煤/亿元大幅增值到338.5吨标准煤/亿元（见图4）。这说明，我国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来驱动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研发方面，研发经费支出与技术市场成交额逐年提高，研发经费支出增幅相对稳定，近十年基本保持在24%左右。而技术市场成交额波动上涨，2012年增速达34%。但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较大，波动幅度较大，未能保持持续上涨。这表明，由于利益关系博弈的制约，我国尚未形成良好的创新驱动环境与条件、高效科学的创新驱动过程、合理完善的创新驱动机制，因此需要通过利益关系博弈的改变来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
2.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同。由于利益博弈的存在，人们习惯于投资驱动，使得产业结构呈现趋同态势。虽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以及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处于低水平阶段，但对GDP的贡献率呈现小幅攀升态势。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有较大波动，且近年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与第二产业呈现相反态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则与第二产业变化趋势趋同（见图5）。从就业比重看，三大产业的就业比值具有趋同趋势。第一产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逐年稳步上升，且增幅基本相同（见图6）。从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各产业产值比重/各产业就业比重）看，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低水平状态，无大幅变动，基本保持为0.3。第二产业具有较高水平，但自2003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2.0降至2012年的1.5。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小幅降价趋势，由1.4降至1.2。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趋同态势（见图7）。 二、利益机制的构建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必然会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这些变化也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
（一）社会矛盾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使得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使经济增长的社会动力基础发生变化，这一矛盾的变化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原因在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影响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阻碍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形成经济增长利益格局锁定效应。由于利益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影响其获得的利益，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到微观利益主体博弈能力的重新塑造，这就直接决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社会微观基础。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博弈关系主要有四大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城乡利益主体博弈和劳资利益主体博弈，这些利益主体博弈导致地方投资驱动、产业结构趋同、农村消费不振和要素投入驱动。…可见，这种利益主体博弈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路径转变。
（二）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在数量型经济增长背景下，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晋升激励效应的存在，政府部门习惯和热衷于通过投资实现经济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高。从资源配置投入角度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中资本、劳动力、资源、能源被过度消耗；从经济运行角度看，数量型经济增长忽视经济运行中结构变化、福利分配、资源环境代价、增长波动性，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从资源配置的产出角度看，重视经济规模的数量型扩张，表现为通过追求规模扩张来拉动增长。这种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以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数量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又由于决定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和赶超过程的关键是技术水平差距，其影响远大于有效劳动资本存量的差距。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需要对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调整，在资源配置投入方面，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中技术等先进要素的贡献，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全要素贡献率；在经济运行方面，不断进行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同时，维护经济的稳定性，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在资源配置的产出方面，重视经济增长中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资源配置方式调整的本质是调整利益博弈关系，通过利益博弈关系的调整形成有效的激励结构。
（三）福利分配关系变化导致的利益关系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资本与劳动这些要素投入的基本利益关系的格局。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下，财富主要向资本集中，造成资本和劳动收益失衡，形成资本收益过高，劳动收益过低的局面，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失衡使得利益关系失衡。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社会、居民和政府的利益关系。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社会居民的收入相对下降，政府收入相对上升。同时，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垄断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在数量型增长中垄断行业依靠行政垄断掌握资源，行业平均收入水平过高，仅政府补贴方面，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获得更高补贴，企业产权性质对政府补贴存在边际影响。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为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必然要对这些基本利益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这是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因素。
三、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关系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增长目标。经济增长初级阶段的目标是数量扩张，而高级阶段的增长目标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经济增长质量是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创新程度、经济结构合理性，福利分配公平性、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代价。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需要进行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
（一）经济增长终极目标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为提高人的生存发展水平，而人的生存发展主要包括：一是提供数量丰富的物质产品；二是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安全程度、有益的环境和良好的发展条件。数量型经济增长的依据是“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观，这种经济增长观把物质的数量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认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关键是物质的数量增长，只要物质数量增长各种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质量型增长的依据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观，在经济增长中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解决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福利提高、人的权利维护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也在“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实施了数量型增长模式，通过高消耗、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和投入规模扩展的路径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损害了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以人为本”的质量型经济增长通过制度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更加强调协同创新的作用，重视经济增长中人的发展目标。因此，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应转向“以人为本”。
（二）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调整
从经济学原理看，“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经济增长中都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通过资源配置解决效率问题，而且要通过分配解决公平问题，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而且也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是为解决道德意义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为提高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能力。过去我们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分配问题。从反映收入分配整体变动情况的基尼系数看，我国基尼系数1981～1984年较低，1985～1992年进一步提高，1993～2004年开始超过警戒水平。从反映收入分配主要变动情况的城乡泰尔指数看，1978～1984年由0.091缓慢下降到0.04，此后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到2007年已达到0.163。质量型经济增长重视增长成果的共享，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实现由少数人分享增长成果转向由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由于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受制于初次分配的市场竞争条件，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所以，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意味着福利分配关系的调整，力争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增强经济增长的分享性。 （三）经济增长利益分享机制的调整
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就是要给每个社会成员足够的发展空间，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使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发生变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要素投入的依赖，降低资源环境的压力。二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减少居民的谨慎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增加投资动机、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经济增长分享机制的变化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忽视利益分享机制的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四、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机制构建的路径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引起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才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必须构建新的利益机制。
（一）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
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富为导向，“国富优先”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大经济总量。但“国富优先”使财富集中于国家，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扭曲市场，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实现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首先，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要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其次，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导向要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经济增长不是简单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长成果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再次，经济增长的原则要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做法，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追求数量增长，同时要从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福利分配共享化等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二）经济增长动力要实现多元化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要实现从单一的投资动力转向多元动力。第一，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提高公共消费比重。数量型增长是以投资为主导和规模扩张为主体，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以扩大规模为主，需求结构单一，不仅造成环境压力，而且经济增长的波动较大。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型要求向消费主导转变，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使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改变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局面，进一步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从工业主导走向城市化和城镇化主导。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两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过去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实现的是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造成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不协调。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必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是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关键。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土地资源浪费、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因此，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第三，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过去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变，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在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过程中，要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负面效应，实现中国经济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路径一是城市发展要素化到城镇，二是城市产业化到城镇。
（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从全能型政府职能向有限型政府职能转型。做好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从无所不为的政府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通过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创造良好环境。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环境与竞争机会；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建立安全的社会服务体系。第二，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经济数量增长是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政府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以服务全体人民、服务整个社会为基本职能，协调处理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和供给水平，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服务机制。第三，从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型。传统管理型政府过多干预市场，造成市场机制扭曲和经济效率损失。治理型政府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依靠法律治理经济和社会，把法治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保障，同时把政府的诚信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伦理基础。以法律约束政府的权力，以法治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第四，重视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分配，有利于改善地方投资驱动，减少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低效重复投资项目。
（四）改革要从单一的市场化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
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第一，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在我国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健全收入再分配体制，提高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公平正义。不断理顺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变化，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综合创新。第二，以公共需求为主线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随着经济数量的增长，私人的基本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而社会需求方面进一步增长，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发展不足。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过程中，要以公共服务为主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第三，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合理、效率提高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职能向界定和保护产权、创造经济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对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节，在降低经济增长的经济代价的同时，努力降低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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