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 铜雀台上曹公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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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墓找到了!这是2009年岁末颇为挑动人们神经的大新闻!地点在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然而，自新闻播出之后，质疑与辩解之声一直没有结束。这里边自然有学术的争鸣，也有地方利益的博弈，还有学术权威与民间草根的互不信任。加之千百年来曹操墓的噱头已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民间一直有曹操72疑冢的说法。这几种力量的汇集，在曹操墓谜底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还真的一下子难于接受。
　　西高穴村曹操墓距邺城只有20公里之遥，邺城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大本营。近几年，随着历史热的升温，人们都有了点“言必谈历史”的癖好。三国题材更受垂青，不仅成为文学、艺术、传媒聚焦的热点，还成为现代商战的经典教案。曹操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成功军阀和才情文人的综合体。多年领军争战四野，而文采又与武名同辉。兵败赤壁两年后，曹操开始居邺城大兴土木，建铜雀、金虎和冰井三台。三台成就了曹操“登高必赋”之名，也成为文人歌赋之地，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流派――建安文学。两年前我曾去邺城考察，六朝古都曾有的繁华早已湮灭在历史的记忆中，广博的漳河平原上只留有两座土台证明着它的存在。
　　
　　邺城之名
　　
　　邺城，位于河北省临漳县，与河南的安阳比邻相望。现在的邺城遗址分为南北两城。北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时期，作为齐国居中原之门户，向西可窥西北，往北可通幽燕。至战国时，邺属魏国，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6年)时任命西门豹为邺令。西门豹是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法家，还是水利家和无神论者。他上任后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他来之前当地盛行着一种“河伯娶妇”的风俗，巫师若看上谁家的女子，就会举行祭祀仪式将其投入河中，以求河伯保佑平安。西门豹得知后，将巫师及弟子投入河中，从此遏止了这一巫风。他发展水利，凿渠引水灌溉大力发展农业，深得百姓的拥护。西门豹治政严明，为官公廉，崇尚法治。《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赞西门豹“清克洁悫，秋毫之端无私刑也”。北宋改革派政治家王安石将西门豹的政策总结为“利民” “尚刑”。西门豹与后来的曹操政治抱负不谋而合，因此曹操死前在《终令》《遗令》中两次提到自己的墓以西门豹祠为坐标这绝不是偶然。
　　两汉时，邺城先后为魏郡、冀州治所。东汉末年袁绍盘踞邺城，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曹操打败袁绍，204年曹操占据邺城。208年曹操兵败赤壁。尽管赤壁之辱对曹操的政治声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曹操集团以邺城为基地封公建国的计划依然在一步步地进行。早在204年，曹操入邺自领冀州牧后，属下就曾建议曹操复置古之九州，以广其地。但这一提议被苟或劝止，这也导致后来二人的失和。213年，曹操受爵魏国公，两年半后晋爵魏王。离废献帝自代之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但曹操至死没有跨出这一步。面对群臣上进，他表示：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形式上没有僭越，但实际上已享受天子之仪，无论是旌旗、仪仗、銮驾，就连帽子都与天子一样， “乘金银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皆天子之仪。同时，邺都的营建规模更是远超当时的帝都许昌。曹操更开创性地使用了“中轴对称，分区布局”的都城建筑模式，还别出心裁地先后建了铜雀三台，为他及邺下文人提供了精神饕餮的平台。
　　曹魏邺城分外城内富，前朝后殿，中轴对称格局。近年的考古发现，邺城城垣遗迹均保存在距地表半米之下，由于地处广袤的农村，保存较完好。曹魏邺城东西宽2400米，南北长1700米，城墙为夯土城墙，宽度在15―18米，城门七座，南城墙中门有大街向北直抵宫门，形成南北中轴线。同时东西大道将邺城又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城是里坊、市场和军营。北城东区是贵族居住区，西区是宫殿区。这种格局影响了隋唐元明清的都城建造，也影响了日本的平城京。210年，曹操筑铜雀台，铜雀台是整个邺城的制高点，立于台上可乌瞰邺城。三年后，曹操建金虎台，位于铜雀台之南。又四年，在铜雀台北建冰井台，台上有冰室三座，每一冰室有冰井数眼，可储藏大量的冰块、粮食和煤炭等物。《水经注》记载，铜雀台在邺城的西北隅，以墙为基，台高十丈，有屋百余间。铜雀台位于三台中间，南与金虎台、北与冰井台相去各六十步。中间以阁道式浮桥相连接。
　　220年曹丕废汉献帝建魏定都洛阳，定邺城为北都。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在邺城上演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朝代更迭剧。335年后赵建武帝石虎迁都邺城，对邺城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加高三台又在台上建五层高楼，石虎避其名讳改金虎台为金凤台，置金凤、铜雀于高台之上。石虎选美女万名入宫，自称赵大天王，穷奢极欲。其子孙乱宫8年后被冉闵建立的冉魏政权推翻。后鲜卑族的大燕皇帝慕容隽攻克邺城。慕容燕都邺19年后，370年被前秦所灭。538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东魏丞相高欢拥元善见为皇帝，定都邺城。连年战乱老邺城已残破荒芜，大将军高隆筑南邺城，南邺城借北邺城的南墙为南城的北墙，增设东西市扩大商业区，引漳河水环绕城郭。南邺城外城南北长3460米，东西宽2800米，设城门14座。宫城东西620米，南北970米，面积与北京紫禁城相近。550年，元善见将帝位禅让给了高欢的儿子高洋，北齐建立，仅仅27年后，北齐被北周所灭。580年，杨坚将邺城居民南迁45里至安阳后，一把大火将邺城焚为灰烬。邺城至此淡出历史的视野。
　　春天的华北平原春寒料峭，从北京乘火车到邯郸，再坐当地朋友来接我的汽车，车子出城市进农村，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时而经过的村庄。一小时后，车子停在一个青砖仿古大院前。进入院内抬眼望去，院子正中矗立着一尊高大的曹操塑像，塑像阔面、剑眉、狮鼻、美髯，身形壮硕，手握腰中宝剑目视南方，这是一副中国古代有为政治家的标准像。
　　再往后走就是三台遗址。进内院沿石阶而上，是三台保存最完整的金虎台，它目前南北122米，东西78米，高13米。尽管高度已经被削去了大半，但感觉它依然是一个大块头，台顶有明清时期建的帝王庙。从金虎台顶北望，不远处低矮的土台，就是铜雀台。受漳河水的冲刷，铜雀台仅剩5米高，南北长60米，东西宽21米。最北边的冰井台早已在漳河的泛滥中踪影全无。有统计，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漳河泛滥67次，近年的考古发现，在原冰井台的位置地表以下8米全部为漳河水冲积的黄沙。
　　
　　登高必赋
　　
　　距三台遗址南5公里有一棵被称为“天下第一槐”的大树，高大粗壮、枝叶茂盛，大树实为桧柏，据传为曹操的拴马柏。历经1 800年的树木如此繁盛，与南京东南大学梅庵的一棵六朝古栓柏枯木休矣的样子相比，这棵桧柏似在盛年。 　　历史上对曹操个人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但对曹操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却绝少非言。南宋时的朱熹曾以“周公吐哺”句批曹操“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是以政治立场的迥异而攻击曹操。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的评价或许最为切中要害：“世多谓乐府为诗之一体，实则一切诗体皆由乐府生也。汉乐府多杂言及五言，四言甚少，至六言七言，则更绝无佳作。魏则诸体必备，吾国千百年来之诗歌，虽古近不同，律绝或异，要其大体，盖莫不导源于此时也。”而曹操无疑是魏体诗之引领者。
　　《三国志》记载：“铜雀台新成，公将诸子登之，使各为赋。”曹植所作《登台赋》最得其父喜欢， “操大异之。”南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一时序》中这样评价曹氏父子：“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末年，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同为南梁人的钟嵘在《诗品》中说： “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曹植)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此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以百计。”至此，“三曹”、“七子”及邺下诸文人团队便常会于三台之上，“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彻夜不知归。”从“七子”刘祯的诗中可以看出当时一派繁忙的文学创作景象。
　　此后还有女诗人蔡琰的加入，更彰显曹操文化领袖的清名。蔡琰，字文姬、昭姬。汉献帝兴平年间(194--195年)，蔡文姬被南匈奴掠走，与左贤王育有两个儿子，后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铜雀台上，曹操宴请蔡文姬，文姬还演唱了其名著“胡笳十八拍”。 曹操是一位“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人物，以其大政治家的视野，居邺后对邺下文人集团的苦心经营似乎还有一层含义，希望创造出一种空前繁荣的文化盛世景象，在军事上虽天下未统，但以文化软实力的强盛而成为吴蜀文人的心往之地。
　　曹操居邺16年，其间战事频发，大规模战争有14次，包括讨高干、平并州，战南皮、灭袁氏，征汉中刘表张鲁，战赤壁，破马超收关中，三下江南攻孙权；西伐刘备南征关羽。曹丕称其父：“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武帝纪》：“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传世诗作二十余篇，唐代元稹在《元氏长庆集》中说： “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冤哀存离之作，尤极于古。”钟嵘评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也正是曹操多年领兵的亲身经历，才能使他的诗作有着对现实世界非比寻常的表现力。成为汉魏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明代钟惺评价曹诗： “真诗史也!” 清代沈德潜称曹操诗是“汉末实录也”，并称“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
　　曹操留世诗作包括了四言、五言及杂言诗等。他在继承汉代乐府诗的同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给沉闷数个世纪的四言体诗歌以新生，并大大地推动了五言体诗的发展。古乐府要求古曲名与诗词在形式与内容上须保持一致。曹操打破了这种传统，以旧的曲调填写新的内容，这种创新使内容与形式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也开创了后世填词创作的先河。
　　四言诗自《诗经》始，但此后的数个世纪已少有佳作出现，因为“四言诗作，易为板垛”，而曹操“不惟语句自然，且气魄雄伟，音调壮阔，故不可及。”沈德潜赞： “曹公四言，干三百篇外，自开奇响。”《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可谓其四言诗的代表作。《步出夏门行》中又以《龟虽寿》一章更得后人千古赞叹。
　　神龟虽寿，犹有竞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以永年。
　　幸哉至此，歌以咪志。
　　清初的陈祚明赞“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龟虽寿》是《步出夏门行》的最后一章，作于曹操击败袁绍父子，北定乌桓之后，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207年末至208年初，即赤壁之战前夕，此时曹操有一统天下的抱负，这首诗可以看做是曹操对自己的激励诗。
　　五言诗产生于西汉，东汉末年就出现了《古诗十九首》的佳作，曹操开创了五言诗的新句，在曹操存世诗作中，五言体及五言杂体诗数量超过一半，《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秋胡行》(二首)《却东西门行》等都是五言体的佳作，曹操五言造诣深厚，诗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动荡，人民的苦难，战火离乱的残酷现实。曹操五言诗至唐代已是知音桃李满天下，清代王尧衢在《古唐诗合解》中称曹诗“格调古朴，开唐五言之端”。
　　代表作《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寒冷的冬天，曹操正从邺城出发北上太行山讨伐袁绍的外甥高于，诗中所透露出来的真实感，读来仿佛如身临其境一般：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清代吴淇推崇《苦寒行》：“魏武雄盖一世，横槊赋诗，其所为《短歌》、《苦寒》二篇，直欲夺汉家两凤之作。”他评此诗：“凡诗人写寒，自有一应写景事物，大要日风，日雪，其余事务皆尚然夹凑，倍写其苦耳。此诗未写风雪，先写太行之险，所谓骇不存之地，进退两难，则寒不可避，方是苦也。”方树东在《昭昧詹言》中说：“不过从军之作，而取境阔远，写景悲壮，用笔沉郁顿挫，比之《小雅》更促数噍杀。后来杜公(杜甫)往往学之。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咏之令人满意，可谓千古诗人第一之祖。”
　　
　　赤壁败因与建安风骨
　　
　　赤壁之战已过去1800年，《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曹操的败因妇孺皆知。后世作者多将视角集中在东风及诸葛亮的神机上，唐朝诗人杜牧在游历赤壁故地后作“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名句，看来古今风流源出一脉。
　　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被后世的诗人和小说家所忽略，那就是东汉末年流行的大瘟疫。若无瘟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许真的是“铜雀春深锁二乔”了。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年)的那场大瘟疫，尽管学者对具体是血吸虫病 或疟疾存在争议，但对疫情的流行是共识。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瘟疫的多发期，在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至少有十几次大的疫情出现。张仲景曾在《伤寒卒病论》中记载了当年的疫情： “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一族二百余人在建安元年至十年间(196―205年)约有90人死于伤寒。当时人口的统计显示，三国末期全国人口大约只有二世纪中期人口的四分之一。英国学者H.G.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讲到：“公元2世纪末，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国的制度崩溃了，这是一场使罗马帝国陷入一百年混乱的瘟疫，汉朝像一棵狂风中的朽木一样倒下了。”回归历史的真实来还原那场战争，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受。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权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三国志・武帝纪》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周瑜在此前已料到曹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第二年(209年)，在曹操的一道命令中可知那场疫情的后果：“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裴松之在论曹操赤壁失败的原因时说：“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 两年后，也就是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36岁盛年而亡。《江表传》记周瑜是“至以不谨，道遇暴疾”，因此周瑜也被认为是死于瘟疫。
　　在裴注《三国志》中有明确的记录邺城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前后曾发生过疫情。范晔的《后汉书》记载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是岁大疫”，这也是《后汉书》中唯一记载的在献帝时期的疫情，就其破坏力可能较其他的几次更为严重。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建安七子中的五位：陈琳、主粲、徐干、应场和刘桢均是死于公元21 7年大瘟疫。不同的是王粲是在随曹操南征的归途中染病而亡，这也说明当时的疫情并不只是局限在一个地区。
　　那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千户灭门，棺价腾贵，白骨不覆，疫疠流行。因此这才有了曹操《蒿里行》中：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曹操之前似乎还没有人在文学作品里能够把人生的悲哀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 “七子”中被认为诗赋成就最高的王粲在《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报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是当时现实景象的真实写照。无休止的战争与瘟疫并行，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就是当时的精英阶层，面对这样的瘟疫也显得无力甚至绝望。这也促使汉末文化思想的重心从经道伦理迅速地转到了对现实存在的深切关注，并由此又发展为魏晋时期的虚无玄学。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也是英雄无奈的年代。人们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包括曹操。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是千古文人创作的大法则。 “建安”时期 (196年―220年)是中国文学史承前启后的转折期，对后世诗词影响巨大，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社会的动荡、战乱和瘟疫流行使那个时代的作者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悲剧力量。我认为这就是建安风骨。
　　在“三曹”中，曹丕与“七子”及邺下诸文人的接触更为亲密，他对诸子的相继离去非常悲伤。每离去一位，他都亲自“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每每编纂之时“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这也看出他对诸子的真情实感。建安廿二年(217年)的瘟疫后，建安七子全部陨落。 “七子”都早于曹操而去。王粲死后，曹丕亲率众文士为王粲送葬，说： “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大家皆作驴鸣，墓前驴叫声一片。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66岁。去世前一年多，曹操作《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这是曹操对商周秦汉以来厚葬制度的彻底否定，正因此他也被视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曹操弥留之际又作《遗令》： “我死之后，……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减金玉珠宝。……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缌帐，朝晡设脯精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曹操死后灵柩运回邺城西之高陵安葬。世人知其墓内无甚值钱之物，又不封不树，以至唐以后曹操高陵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曹操的形象几经更迭，白脸奸臣的形象被定格在戏曲舞台上，72疑冢说更是为他的奸雄形象添加了注脚。而今，曹操墓的发现或许对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有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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