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持善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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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悟透了一个道理!”曹德旺说。
　　“花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不是把钱捐出来就行了。他要看着这个钱真正用到地方，真正发挥效益，并且尽可能不断产生效益。”
　　2011年的中国慈善排行榜，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获得2010年度的中国“首善”称号。而同样是这个月，曹德旺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出自持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基金会将在北京挂牌成立。
　　至此，性格倔强的曹德旺终于得偿所愿，将股票捐了出来。河仁基金持有福耀玻璃3亿股，占福耀玻璃公司总股本的14.98％。
　　首善曹德旺，慈善才刚刚开始。我做的是持善
　　曹德旺甫一进入公众视野，就亮出了鲜明的慈善观。彼时，媒体追问制度的桎梏，有意无意误解了个中意味。
　　要捐款就捐款吧，为什么非要捐股票?
　　“我不是作秀，我做慈善，是‘持善’，坚持的持。”他不厌其烦地向媒体、向公益界的人士解释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的公司发展良好，我每年都会有钱，这样能持续做我的慈善。”
　　与曹德旺相处久了的人，都能领教到他执拗的性格，认准的事情绝难动摇。在慈善这件事上，他就认准了，捐股票比捐钱好。
　　很显然，曹德旺合不得卖股票，他一手创办了福耀玻璃，看着它逐步壮大，成功上市。捏在手里的福耀玻璃股票，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绝非只是“有价证券”。福耀玻璃股票，最初发行时才1.5元，1993年挂牌上市时已经到了44元，可是1995、1996年那两年，股票一度跌落到三四块钱，低迷状态持续了4年时间。那时的曹德旺，经常面临投资者的指责。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曹德旺仍牢牢掌控着福耀玻璃大股东的地位。如今，福耀集团发展顺利，他更相信最初的判断，他只是需要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慈善不等人，不能坐等体制的桎梏解决后再行动。2009年年底，曹德旺只好忍痛卖掉一些股票，用这些钱去做慈善。2010年，曹德旺豪爽地拿出10个亿，在各个领域出手。
　　如今，他大手笔捐出去的钱，有的接近尾声，有的即将进入项目操作阶段，这让他的退休生活空前忙碌了起来。
　　这或许是他悟透的道理，把钱花出效益，真的是一件难事，非要亲历亲为不可。福州图书馆项目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想法。他参与到每一个细节的设计和建设中，并且十分享受这个过程。
　　在我国大陆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捐款方式有两种――要么直接捐给慈善机构，不用再过问结果；要么将款项直接捐给受捐人，但需缴纳税金，且相关工程或项目执行需由捐款人自己落实。曹德旺选择了后者，并将这种模式发挥到了极致。
　　建造福州图书馆的事情，政府出地，曹德旺出4个亿，整个项目全部由他独立完成。所以，曹德旺不是捐出钱来建一个图书馆，而是建成一个图书馆捐出来。他将福州图书馆的建设看得很重，想让它成为世界级的图书馆，为此，他踌躇满志，言语中透着自豪：“我是个杂家，什么都可以干的。”
　　福州图书馆原来只设计了9层，被曹德旺否定：“光《四库全书》就要放4层，加上‘世界文学’一层，‘工业’、‘农业’、‘经济’占3层，
　　‘少儿读物’、‘视频’、‘音乐’各1层，这就10多层了。”
　　他不吝词汇地勾勒着福州图书馆的蓝图：“大方、朴素、典雅、温馨。要体现出厚重、包容和兼容，体现中国历史5000年的文明，又兼容西方文化，包容现代的文化，满足年轻人的需求，也要满足那些学究的需要。”
　　为此，他对图书馆业做了专门研究。“图书馆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在它的馆藏。乾隆皇帝编了《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我也参照他，建4个馆。图书馆在福州，就要建出福建省的特色，要把省、州、县的地方志全部收集齐全。这个要争取多的古本，把它们放到史库里面去。它要有古书善本，要有名家收藏，还要有最前沿的学术著作，这才是图书馆的要义。”
　　他甚至想到，现在要着手淘一些镇馆之宝，比如世界名著的手本，各国的经典书籍。有了独特收藏，才会吸引国内外的人来这里查阅资料，才会成为一个学人和知识精英荟萃的地方。
　　考虑到未来的管理，图书馆的首任馆长，由曹德旺亲自来选聘，他延请了国内有名的南京大学图书馆的专家。考虑到未来的运营，地下一层将做成商场，其收入用于图书馆的支出。
　　他要自己的慈善事业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式慈善
　　
　　2010年9月29日，曹德旺应邀出席了巴比慈善晚宴。这场晚宴搅动了持续的热潮，并引发了对中国富豪的拷问。
　　对此，曹德旺态度鲜明，如果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是现场劝捐，我会立即走掉。我早就说过的，中国人做慈善不需要外国人来劝，好在他们还算明智，没有劝捐。
　　晚宴刚一结束，曹德旺就很不客气地评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巴比来华，更大的意义或许是做广告，他们二人的事业，现在都和中国紧密联系。巴菲特入股了比亚迪，而微软的主要市场在中国。
　　他说，中西方商业文明差异太大了，这就像做生意，中国入做生意，先要看人，看这个人值不值得与他做生意。而西方人做生意，总是把合同订得细致。其实，合同订得再细致严密，都有空子可钻。
　　曹德旺有一套自己对东西方慈善文化的理解。
　　“比尔・盖茨发明了微软操作系统，申请了专利，要到处和人家打官司，以此积累财富。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讲，这有利于社会进步，但从慈善的角度来说，他远远不如我国的袁隆平。同样是科学家，袁隆平发明了杂交水稻，直到现在，他还要每年都根据气候、病虫害，更新品种。因他的技术受益的人，都是低收入的人，他造福了那么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袁隆平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
　　曹德旺的第一笔捐赠是在1983年，给家乡的学校捐赠一批桌椅。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在福建沿海，很多民营企业已经小有规模。很多企业给政府、学校捐赠和赞助也蔚然成风。不过，在赞助物品上，往往要打上某某人或某某企业捐赠的字样。家乡学校也提出，把曹德旺的名字刻在桌椅上。曹德旺立刻拒绝了：我捐钱就够了，干吗还要让我给你看桌椅。
　　曹德旺笃信佛教，他这样解释，布施分带相布施和无相布施。无相布施，就是不要任何回报的布施。不但提倡捐，还要提倡捐赠时尊重受捐的人，低调行事。从儒家文化来说，也有相似的提法，叫“人情不说破，说破无人情。”你帮了人家，就到处去宣扬，这是不好的，不尊重受助的人。
　　“我相信，真心做慈善的人，都是刻意保持低调的。”曹德旺说。
　　说到怎样做慈善，曹德旺倒是非常同意巴菲特的观点，不能要求捐赠人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要首先满足家庭富足的生活要求。其次，捐赠不应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我的捐赠没有动用公司一分钱，捐的都是我个人的钱。我不鼓励年轻企业家在创业阶 段就拿出大比例的钱捐助，把企业捐倒了怎么办?首先应该把企业做好。”
　　
　　向善而不图报
　　
　　曹家四代信佛，曹德旺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很少烧香许愿。“有的大老板花几万块钱买第一炷香烧，其实这个是很土的。你为什么去祈福烧香?因为你嫌自己不够富。你为什么嫌自己不够富?因为你有贪念。烧香烧不出佛理，烧不出平常心”。
　　《金刚经》开头说，阿难随侍如来佛，在如来佛快要圆寂时，阿难问如来佛，师父死后，应以谁为师。如来佛答曰，要以戒律为师。
　　曹德旺随口背诵出了这段话。“你看，这是多么经典的话啊，谁都教不了你，只能靠自己修身。”
　　曹德旺说，儒家讲礼，佛家讲戒。国家发生灾难，对灾民来说是很不幸的。但对我们这些有点儿钱的人，其实是幸运的，我们得到了很好的机会，可以修身。“所以我说，要感谢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给了我布施的机会。”
　　“你知道吗，布施还有三种，分别是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像我这样，拿出钱来捐款，是有钱人本该做的事情，功德最小。那什么才是大的功德，我认为只有是兼济天下、兼善天下的人，才真正有功德。”
　　从1983年开始，曹德旺的慈善事业从未间断，相比现在，伴随着福耀玻璃的发展壮大，他也从小善而大善，直到成为首善。
　　他身边的助手和秘书，还承担一项额外的工作，发现当地需要帮助的人，要去核实情况。或者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报纸上，只要看到患病需救助的、上学需资助的，他会立即吩咐助手去联络和核实情况，只要情况属实，立即慷慨相助。“乐善好施”的名声远播乡里，以致后来，很多需要救助的人，往往直接登门求助。
　　曹德旺曾遇到一位母亲向其求助，她女儿得了肾炎，需要换肾。之前的治病已经掏空了他们的家庭，曹德旺派人查实了这个消息，第二天就汇过去15万元。在得知换肾后的维护费用也很高，他又承诺，三年内要承担这笔费用。不过，这个女孩子康复后，却和主治医生商量，希望医生给她开个证明，说康复还要10万元。熟知内情的医生转告了曹的助手。助手原以为曹德旺听说这件事后会暴跳如雷，但他听后，只是呆坐着沉默了好久。
　　多年的慈善经历下来，对于慈善，曹德旺超然了很多。“这么多年，帮助上学的有好几百了，帮助人家治病也有好多了。但我大胆判断一下，真正怀有感恩心态的，有1％－2％就不错了。但这不影响我继续做慈善，做慈善本来就该有一颗不图回报的心。”
　　
　　问责第一人
　　
　　2010年春，曹德旺和曹晖父子俩做了一个决定，拿出两亿元，发给需要救助的受灾农户，每户两千元。那时，西南五省市正在遭受历史罕见的旱灾，一些山区人畜饮水困难，许多农户颗粒无收。
　　这是曹德旺做慈善的又一惊人之举。但他不是简单地把钱捐出去，他想“紧紧盯着，确保这些钱发给真正急需这笔钱的人”。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说，自己当过农民，知道穷是什么滋味儿。所以，他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不能把钱发给“当官的人和有钱的人”。
　　为了瞄准发放对象，中国扶贫基金会制定了一个长达15条的排除标准……同时，曹德旺还设定了严格的合作条款：管理成本不超过600万；在2010年的11月30目前完成项目，执行时间为6个月；差错率不超过1％，如超过了1％，基金会要按照差错额的30倍来赔付。
　　之前，公益界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类似“对赌”的协议，曹德旺赢得了“最苛刻的捐款人”的称号。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的话说，曹德旺挥舞着“问责”的大旗，发动各种社会资源，来参与到对两亿元善款的监督上。
　　“曹先生很智慧!”王行最这样评价曹德旺。而在谈到这两亿元的善款问责时，曹德旺也津津乐道他的经验：做什么事都要下手段的，一个倒压机制、一个考核机制、一个激励机制，没这三个机制，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这份苛刻的协议，实际上也帮了基金会的大忙。基金会通过各地扶贫办，层层签协议落实责任。这种执行的压力，也免去很多干扰。从管理费说起，曹德旺被众多媒体冠以“苛刻”的标签，因为它远远低于一般公益机构善款总额10％的惯例。其实，曹德旺从来没有提出3％的概念，3％是倒推出来的结果。不过，曹德旺曾私下里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真的执行不好，我也不会让你们赔30倍，因为你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但600万的管理费肯定是没有了。”
　　如今，两亿元项目尘埃落定，曹德旺救助“穷人”的理想得到了实现。通过对92150户农户抽样评估发现，受资助名单中的所有农户得到了2000元善款。
　　“曹德旺把商业智慧放到了慈善事业中。”王行最回忆说，在两亿元善款发放的过程中，曹德旺的态度，是一步步发生变化的。谈到对项目执行的评价，曹德旺总是惜字如金。
　　起初，基金会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曹德旺从不表态，最多只是：“嗯……嗯。”
　　过了一段时间，曹德旺说：“你们做得还可以。”
　　又过了一段时间，曹德旺说：“做得不错。”
　　后来又说“你们做得确实不错。”
　　直至最后，在开项目总结表彰大会时，基金会草拟了提供给媒体的新闻通稿，其中有关于曹德旺对该项目执行的评价：高度赞赏。曹德旺看后，将“高度赞赏”轻轻划去，改为“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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