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民众重商思想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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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古希腊人内在的自尊、古希腊的自然条件、古希腊人的民族性格和人本能的财富欲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大多数古希腊民众是非常重视商业的。
[关键词]古希腊 民众 商业 经济管理
在文献中屡次提到古希腊人的“贵农轻商”思想，于是在学界普遍达成了古希腊人“轻视商业”的共识。其实，针对这一点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应该弄清此处“商业”的内涵；其次，弄清是谁“轻视商业”，是普通的民众还是统治阶层？第三，就人员的比例而言，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轻视商业”？
众所周知，商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商业仅指与农业、制造业并列的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经济活动，广义的商业则泛指一切与市场有关的经济活动，在古代希腊，除狭义的商业外，还包括除家庭手工业之外的一切手工业门类和农业中的葡萄、橄榄种植。这里所讲的商业指的是广义的商业经济活动。所以，就广义的商业而言，大多数普通民众是重视商业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心理学的角度，普通民众是不可能歧视商业的。前文已述，古希腊大多数民众都从事商业，因而，作为心理健康的正常人来说，由于其内在的自尊所使，是不可能歧视自身所从事的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反而相当重视。
其次，古希腊的自然条件和希腊人的民族性格（开放、重实用和现世）决定了古希腊民众的重商意识。众所周知，希腊本土贫瘠多山，只有小块平原和由泥灰、片麻岩、火山熔岩构成的山地（通过修梯田和选台地）才可以耕种，坚硬的石灰岩山地则无法耕种。“谷物的种植面积大概从来没有超过乡村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一”[1]，而就是这极其有限的可耕地，“其中的大部分又是难称肥沃的，”地里遍布石块、沙砾[2]。在这种自然条件下，依靠其自身所能供养的人口极其有限。当人口增加时，就必须寻求新的出路。在整个希腊，基于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存在两条解决途径：其一是异地疏散人口以缓解对本土自然资源的压力，这种做法为公元前8～6世纪的大殖民运动推波助澜；其二是从外部进口谷物以补充自身的不足。对古典时代的各邦来说，第二种方式更为重要。
但是，当时地中海地区的三大谷物产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黑海沿岸地区以及埃及，都在海外；同时，有进口就要有出口来支付，以保持贸易的平衡。所以，谷物进口客观上要求便利的航海条件和城邦自身发达的制造业，希腊自然条件的另一方面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希腊三面环海，海岸线漫长，港口众多。“希腊大陆的面积是意大利的1/3，是西班牙的1/6，而它的海岸线是2600英里，比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海岸线都长（意大利是2150英里，西班牙和葡萄牙共2300英里）。希腊大陆上的任何一点与海的距离都不超过400英里，”[3]即步行一天的距离。在晴朗天气下的爱琴海航行，船只不会超出陆地的视线，除非它向南越出克里特岛和罗得岛。这样的环境一直鼓励着旧石器时代以来的航海活动。
而且，希腊所濒临的“地中海是地球上港口最多的海，……，自发明船以来，它应有世界上最繁荣的海上交通，就是最主要的航海学校。”[4]“由于几乎是和大洋隔断的，所以地中海是一处几乎没有潮汐的水体，”[5]“码头、登陆地点及海港城市的建筑都很方便，航船出海进港没有困难。”[6]地中海，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向来是航海古商业的天然摇篮，进入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充当了商业殖民的先驱；而亚平宁半岛上那群笨憨、保守的罗马农民，一旦拥有了地中海，便迅速转化为精明而出色的商人。
再者，巴尔干半岛周围岛屿众多，对希腊人的航海活动也是十分有利的。“爱琴海上满布着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这些岛屿使地中海东岸及南岸与希腊大陆取得联络。”[7]众多的岛屿联成一列列跳板，引导着希腊人步入地中海世界更广阔的舞台。
与此同时，希腊半岛的自然条件虽不利于谷物的生长，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却为橄榄和葡萄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希腊的资源种类有限，但潜在的经济意义不小，以雅典而论，采自滂他来古山(Pentelicus)的白色大理石可以成为建筑和雕塑的绝好材料，“很多人都需要它，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外国人。”[8]掘自塞菲苏斯平原(Cephissus)的优质陶土使陶器较早地占领了地中海的国际市场；阿提卡东南端的劳立温(Lanrinm)银矿到古典时代成为雅典不可替代的财政来源。阿提卡羊毛也闻名于全希腊。而且，在谷物进口的刺激下，希腊的航海业、手工业和园艺业都发展起来了。由此发展起来的希腊商业经济只能是必需，而绝非奢侈。在这种前提下，普通民众是不可能歧视赖以生存的商业经济。
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为其重商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但能否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必然性，还依赖于希腊人的民族性格。首先，希腊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大约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末，希腊人向地中海各个方面进行殖民扩张。他们在地中海的东部和中部建立了许多殖民地。持续几个世纪的希腊殖民运动扩大了希腊人的视野，促进了希腊民众的思想的活跃和解放，以敏锐的眼光去接受各种新生事物，具有扫除旧习惯势力的锐气。“正如一个习惯于思考的人的心灵在敞开的门廊或在房屋之顶，一定比在低矮的小屋或拥挤不堪的室内，更为崇高和开阔通达。”[9]其次，古希腊民族还是一个注重现世和实用的民族。希腊人重视现世，他们也有冥府与乐土的观念，但极少谈及；他们也极少考虑来世问题，而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现实人间。在这种人生观的指导下，面对着能使人摆脱贫穷的工商诸业，希腊民众是没有必要歧视它们的。
第三，人类本能的财富欲是不可能使人歧视商业的。
众所周知，“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是一条经济规律，也是最起码的经济常识，对财富的无止境追求恰恰体现了人类本能的自然历史现象，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若压抑它的发展，使社会永远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状态，却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钳制。
斯巴达的历史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注脚：斯巴达也曾有发达的工商业。根据考古材料，公元前七世纪斯巴达输入象牙、琥珀、甲虫形宝石以及金银首饰，而拉哥尼亚工匠在象牙器、骨器和陶器制造方面也可以同其他城邦之上乘者媲美；到公元前六世纪，输入渐停，但拉哥尼亚的陶器远销至小亚细亚的萨迪斯和意大利的伊达拉里亚，达到极盛，到公元前550年以后迅速衰落。斯巴达工商业的衰落，是来库古改革的必然结果，他试图以平均主义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史载，来库古在分配土地以后，“为了消除一切不均和不平等的痕迹，他企图把人们的动产也给分了，而当他看到直接从他们那里拿出，他们会不能忍受时，就采取了另一条道路，用政治策略来克服他们的贪婪。
所以，在古希腊，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是不可能歧视商业的，这种社会现实深深影响雅典城邦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表现在城邦政府的许多主导人物都非常重视商业。以雅典为例：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梭伦可能已是公认的开重商主义先河的人物了；庇西特拉图则是梭伦的真正继承者，并且深化了梭伦的重商主义，他不仅贷款给小农，还鼓励他们种植橄榄和葡萄，发展商品农业；到了伯里克利时期，重商思想达到高潮。这种思想对近代重商主义理论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近代重商主义理论的先驱。
参考文献
[1]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0.13
[2]A.E.Zimmern. The Greek Common wealth[M].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11.39
[3]A.E.Zimmern.TheGreekCommon
wealth[M].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11.34
[4]塞贝格叶夫，古希腊史[M]，北京:高教出版社,195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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