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近代翻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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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一生的译作涉及到一百多位作家，总字数达到三万字以上。在近代翻译领域里，他不断推陈出新，以“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为目的，探寻出改译、编译到直译的翻译标准。鲁迅翻译的流程，映照着中国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翻译标准 鲁迅
自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西学东渐就拉开了帷幕，作为文化交流的翻译就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兴起。鲁迅用大量的翻译作品，影响深远的翻译理论，为中国近代翻译界注入新的活力。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翻译界，若是没有鲁迅，便不会取得煌煌巨功。本文试图从鲁迅对严复、林纾的喜爱入手，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探求出鲁迅受近代影响的痕迹，以及鲁迅自己形成的完善的翻译标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经历择取、吸收、消化、否定，创新的过程。翻译文学也不例外，鲁迅在近代翻译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建立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的，是与近代翻译的发展与成熟俱进的。作为鲁迅翻译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翻译思想对他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鲁迅翻译思想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翻译评介外国文学达到“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目的，这些都源自严复、林纾这些早先的翻译者译出的大量的表现反对压迫、争取独立、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作品。在他们的启发下，鲁迅开始致力于译介科幻小说以达到“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目的。鲁迅在翻译过程中，一直将深邃的目光投注在那些被压迫的民族上，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有东欧、北欧、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小国，还有印度和埃及等等。这些国家的文学都富于挣扎反抗的精神，鲁迅翻译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目的就是“听这几国人的声音”，“希望着光明的将来”。由此可见，鲁迅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最初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别求新声于异邦”，以新国人的思想和精神来激励本国人的革命热情，从而过到保国兴民的目的。这些都是他早年“科学救国”的理想。
其次，鲁迅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要达到“改良思想”的目的之外，还提出以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翻译标准，为后人翻译做出了比较规范的典范。在中国近代翻译界中，严复首先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影响深远。所谓“信”就是忠于原著，“达”就是译文通顺，“雅”就是指文采方面的。鲁迅在严复的翻译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在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明确提出以“信”为宗旨的翻译标准。在此之前，中国近代翻译界普遍都是改译、编译。所谓改译，是指译者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动原作，有增，有删，有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一代人，也包括鲁迅，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就是改译，并不是翻译。严复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他说自己多有“发挥”，所用的翻译之法不是正当的译法，叫后来的人不要学习他。而在当时，这种译法是很普遍的，鲁迅也受其影响，曾一度热衷于改译，他说：《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又说《海底旅行》“我的译本，似未完，而且几乎是改作，不足存的。”其他的如《月底旅行》、《北极探险记》、《造人术》等都属于改译。
至于编译，就是译者根据特定的需求一边对外文资料筛选、归纳，一边翻译，有编，有译，有著。编译在晚清时期很风行，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根据大量的外国书报编译而成。鲁迅是晚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因此受编译的影响也很大。他的第一篇译著《斯巴达之魂》对原文的改动很大，鲁迅说：“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这是鲁迅翻译之路的一个转折点，他反省了自己以前的翻译方式，从编译和改译走向直译。从此彻底摆脱了中国近代翻译标准和方式对他的影响。他在私人的信中对方式的转变有所提及：“年轻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并且在《序言》中提到“词致朴讷”，“迹亦期弗失文情”，直接表达出直译的观点。鲁迅采用直译的方法，主旨就是“求信”，既忠实的传达出原作的内容，展示出作品的原貌，鲁迅十分严格地遵守以“信”为第一位的翻译标准，甚至“宁可译得不顺口”。这种翻译方法使他的译文不免有些生硬。但是在当时编译、改译基础是胡译、乱译盛行的中国近代，鲁迅有做到坚持“信”的翻译标准也是难能可贵的。在“达”、“雅”的问题上，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力求其易解就是使译文顺达，让读者看得懂。作为一个翻译实践者，鲁迅从始至终都是做到了“信”与“达”的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对我国翻译界的成长和壮大起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鲁迅一生的译作，从第一篇《斯巴达之魂》到他逝世前翻译出但是还未来得及出版的《死魂灵》，涉及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作家，总字数达三万多字以上。从这些译作中可以清晰地探求出鲁迅译作风格和一些衍变，其是最明显的翻译用语上。
鲁迅之前的翻译大家严复和林纾都是提倡用古文翻译作品的。他们都是贵族的傲慢，看不起平民，自称用的是汉以前的文言，期待的读者也是知识贵族或士大夫，用文言译，使一般的读者不能接近。这在晚清时期是很普遍的，但是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成为一种趋势时，他们依然墨守成规，就合时宜了。鲁迅以深邃的眼光看清了用白话翻译的好处。于是开始使用白话文进行翻译创作。他的第一篇译作《斯巴达之魂》，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说是翻译，因为鲁迅对原文的改动很大且全篇都用文言写，鲁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说成是“编译”，又说“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鲁迅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对中国近代翻译界普遍对原著删改，多用文言等不当之风气所作了深刻的批判。
鲁迅是与时俱进的。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于是鲁迅就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和进行翻译创作。他随后翻译的一系列科幻小说中，开始采用我国传统的小说体式――章回体，语言也是文言和白话兼而有之。这表明，鲁迅已经用实际行动来追求时代的最先锋。鲁迅这样做一方面迎合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也是鲁迅尝试向白话文翻译的过渡。从他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开始采用新的文体结构，收集的都是短篇小说，这对于习惯阅读场篇章回体小说的中国读者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在这篇小说集中，鲁迅采用的仍是文言文，以至于“句子生硬”，“诘屈聱牙”。因为用文言作为翻译用语想要达到，“弗失文情”是很难的。鲁迅看到了文言翻译的不妥之处，于是在以后的译作中开始大胆全部采用白话文进行翻译，彻底的摆脱了近代翻译风格对他的影响，此后的译作再也看不到用文言翻译的痕迹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尼采的《<察拉图斯拉>的序言》，他先后译了两次，前一次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采用的是文言翻译，后一次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配合时局，用的是白话文。这样的现象十分少见，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白话翻译的种种努力。
我们可以这样说，鲁迅的一生都致力于文化建设活动，从翻译开始，到翻译结束。1903年，鲁迅翻译了雨果的作品《哀尘》，从此踏上了他翻译征程的第一步。1936年，鲁迅面临生死的最后关头，仍然坚持赶译《死魂灵》，还没有译完，就与世长辞了。
鲁迅的翻译之路要比他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开始得早，结束得晚。鲁迅的翻译始终与他的生命相伴随的，他的翻译好比一条长河，蜿蜒曲折地流过了他这一生的不同阶段，鲁迅翻译的流程，始终映照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作者简介：申勇，男，1971年1月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参考文献
[1]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6.
[2]鲁迅.二心集・《进化和退化》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5.
[3]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6.
[4]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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