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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性批判”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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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何兆武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把康德历史哲学著作译介到国内,径直命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哲学界长期以来对这一名称存在争议。本文从康德哲学体系建构的三个历史过程着眼,认为“历史理性批判”在康德意识中是不曾存在的。
  [关键词]历史哲学 批判哲学 目的论
  作者简介:王震(1982-)男,汉,河南商丘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哲学、康德哲学。
  
  一、引言
  我们发现国内目前康德历史哲学的研究中争议最大,最为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能否把康德的著作当成一个独立的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或“第四批判”,在这个问题上,李泽厚、邓晓芒等学者都认为“历史理性批判”的说法不能成立,康德的历史哲学只是《判断力批判》所阐述的目的论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也不赞成“历史理性批判”的说法,并且试图从康德哲学体系建构的历史过程着眼为这一争议的解决提供一些新的证据。
  
  二、“历史理性批判”考辨
  (一)1770――1787年:建构第一、第二批判
  1783年8月7日康德在致友人伽尔韦的信中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写作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说:“我坦率的承认,十二年[6]来,我虽然年复一年地精心思索材料,但还没有把这些材料按照普遍的可理解性加工成文稿,要达到这个目的,似乎还需要几年时间。然而相反,我实现这个目的只用了约四五个月的时间。”[7]
  在《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之后,康德立即就把样书分赠给自己的朋友和著名人士,并期待他们给予较好的评论,可是康德收到的许多复信中谈什么的都有,唯独不谈《批判》。后来尽管报上出现有几篇评论,这些作者或者把书中没有的观点强加给康德,或者根本就歪曲了书中的观点,这一切让康德很苦恼。他决心暂停道德形而上学的写作,把主要工作转到如何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该书的观点上,为了这一目的,康德在1783年春天发表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后来证明《导论》虽然比《批判》简短很多,但并不通俗易懂。在1786年4月7日致贝林的信中康德提到了《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出版和修订情况,这一版最终于1787年6月出版。在同一封信中,康德说:“我将继续把自己关于形而上学的研究抛开,为的是争取时间,构建实践哲学的体系。这个体系与前一个体系是姊妹篇,需要加以类似的处理。”[8]从以上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在1787年6月以前,注意力始终停留在构建他的前两批判上。
  (二)1787年6月――1790年:写作第三批判
  在1787年6月25日致许次的信中康德说:“我的《实践理性批判》已经大功告成”,“评判赫德尔《思想》的工作,大概要由另一个人来承担,而且必须宣布这是另一个人,因为我必须马上转向《鉴赏力批判基础》。”[9]在1787年9月11日致雅可布的信中,康德再次提到对鉴赏力进行批判的事情,他说:“现在我的《实践理性批判》正在歌鲁内特那里,目前,我径直转入《鉴赏力批判》,我将用它结束我的批判工作。”[10]此时在康德看来,只要完成鉴赏力的批判。批判哲学的任务便完成了,在1787年12月28、31日致莱因霍尔德的信中他通过对人心灵能力的考察,论述了自己批判哲学体系的整体布局。他说:“我现在正忙于鉴赏力的批判,在这里,将揭示一种新的先天原则,它与过去所揭示的不同。因为心灵具有三种能力:认识力、快乐与不快乐的感觉、欲望能力。我在纯粹(理论)理性的批判里发现了第一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发现了第三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对上述考察的各种能力的解析,使我在人的心灵中发现了这个体系。赞赏这个体系,尽可能地论证这个体系,为我的余生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这个体系把我引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它使我认识到哲学有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先天原则。人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可以确切的规定以这种方式可能的知识的范围理论哲学、目的论、实践哲学。其中,目的论被认为最缺乏先天规定根据。我希望,这一题为《鉴赏力批判》的作品,在复活节前即使不能付印,至少也要完成。”[11]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人类各种心灵能力的探讨是康德构思其三大批判的出发点,这种对人类心灵能力的划分,使康德充分的认识到前两批判的尖锐对立,因此才把写作《判断力批判》当成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尽管当时他还把这一批判称为《鉴赏力批判》。
  (三)1790之后:完善哲学体系
  康德完成了《判断力批判》之后,宣告了哲学史上划时代意义的批判哲学体系的完成,但是对于整个哲学体系而言,他认为还有一些工作,在1793年5月4日致司徒林的信中康德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2,我应该做什么(道德)3,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20多年来我每年都要讲授一遍)。在现在给您的著作《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我试图实现这个计划的第3部分。”[12]也就是说,直到《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完成后,康德才完成构建自己全部哲学的任务,这个时候康德已经70岁了,在接下来几年里,康德始终没有停止工作,他虽然表示自己“虽然还没有完全衰弱,但却谈不上身体康健、学问进展了,尤其是谈不上后者了。”[13]尽管如此他还在不断对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修修补补,1798年9月21日致伽尔韦的信中,康德说“我现在正在解决的任务涉及到‘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向物理学的过渡’。这个任务必须解决,若不然,批判哲学体系中就会留下一个漏洞。”
  通过对康德以上三个时期书信的整理分析,我们看到,无论在哪个时期康德的关注焦点始终在其批判哲学体系的建构上,从来没有提及要对“历史理性”进行批判的打算,并且从他对自己体系的两次阐述中,我们也找不到“历史理性批判”的位置,据此我们可以断言,最起码“历史理性批判”在康德的意识中从未存在过。
  
  参考文献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4
  [2]古留加,康德传[M]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4]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5]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M]北京:三联书店 ,2007
  [6]即1770年1781年。
  [7]康德书信百封[M]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85
  [8]康德书信百封[M]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104
  [9]康德书信百封[M]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106
  [10]康德书信百封[M]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107
  [11]康德书信百封[M]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109-110
  [12]康德书信百封[M]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200
  [13]康德书信百封[M]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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