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偏好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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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国民众在解决纠纷时选择信访的人数居高不下。对此现象，单从信访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本身分析是不够的，本文将视角转向信访者，分析信访者的心理活动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探究民众偏好信访的心理原因。
关键词：信访；意识形态；心理
近年来，持续的“信访洪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信访制度的广泛关注。分析信访制度有哪些缺陷并不困难，真正的难题是：存在缺陷的信访制度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社会还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说无讼、畏官这些传统的思想使行政相对人倾向于选择忍气吞声，那么，为什么每年还有数以百万的人选择通过信访去维护自己权利？如果说诉讼成本高、时间久削弱了行政相对人打官司的热情，那么，为什么每年还有近百万的人不远万里到省城甚至是北京去讨一个说法？面对这些问题，仅从信访制度和行政诉讼本身存在的缺陷进行对比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将视角转向信访者，分析信访者的心理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
一、转型时期信访者意识形态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毛泽东时代，人们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从专制压迫中解放出来，赢得独立和民主。人民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坚信不疑，对于新政权的一切治理行为由衷的支持。而新政权一方面要积极加快发展，满足人民的期望；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对民众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强化民众对党国权威及其执政地位的信仰和膺服。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治理是以群众的观念而不是以公民的观念为指导思想。①这一时期国家高度强调民众对国家、集体和组织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时期民众的“个人权利意识”淡薄，义务意识浓重；反抗意识淡薄，服从意识浓重，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争端大大减少。
改革开放后，新中国迎来市场经济时代，随着革命热情、个人崇拜和理想主义的慢慢退却，市场经济吹捧的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如同洪水猛兽般向中国人民扑来，传统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化，个人主义、权利本位开始泛滥，公民个体的权利越来越被强调。伴随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原来生活在单位、集体的“单位人”逐渐变为“社会人”，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传统意识对民众的整合、教化能力大大下降。民众的意识形态开始变得世俗化，权利话语不断被民众喊出。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民众不再一味地选择奉献和沉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敢于和政府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对于上访者而言，国家领域的那些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等传统的意识形态传统意识形态没有改变，仍是党和政府天经地义之事。面对诉讼的公平、公正的要求，无法在诉讼中援引道德谴责的民众便乐于选择能动性较大的信访，能够利用这些传统意识形态来要求甚至要挟政府承担无限责任，满足他们各种要求，包括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二、信访者的心理分析
诉讼讲究公平公正，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既定的程序下，诉苦、哀求都难被采纳，行政相对人没有周旋的余地。而信访则给予信访者一定的能动空间，在信访活动中不同的信访者有着不同的心态。
（一）打“弱势群体”的旗帜，以诉苦博同情
尽管贫弱者并不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但贫弱本身在某些情况中反倒成为一种资本或优势。通常来说，信访者常常被视为弱势群体。信访者便充分利用自己这一优势，在信访中一面展示自己的贫弱、进行声泪俱下的控诉，一面展示被信访一方的强大，以此形成鲜明对比来获得民众的同情。在上访信的标题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充满乞求的表述：《让我们活下去》、《谁来救救我们》、《请给失地农民一条生路》，而信件的落款往往也是表明其弱势地位，例如：“申冤人：XXX”，“一个无权无势的弱女子：XXX叩拜”②。若是亲自走访，苦难的经历使上访者面对每一个机会都会将诉苦的情景表演到极致甚至是夸大事实、放大痛苦。上访者往往衣衫槛褛，神情憔悴，他们拖家带口，牵着年迈或年幼的受害人，伤残者们则把自己的伤口展现给他人。这样一来便形成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博取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再加上现今网络等媒体的宣传炒作，信访者们便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法律、证据、程序似乎都要为之让步。因此，当出现纠纷时，基于希望获得同情的心理，许多人选择信访而非诉讼。
（二）把事情“闹大”，以社会稳定做筹码
对于今天的地方官员来说，维护辖区稳定是他们最大的职责，也是最容易刺激其神经和威胁其地位的政治魔咒。在权力思维中，法律问题再大也可能不是问题，而政治问题再小也肯定是问题。③现阶段，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高度重视稳定问题，群众性运动被是视作是对稳定的一种破坏，因此各级政府都对此十分警惕。而在上访者看来，越是那些被政府所警惕的行为，越容易受到政府重视，而一旦政府重视，问题便容易解决。长此以往，访民们便形成了公认的“规则”，即“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上访者开始互相联合，形成上访集体，威慑政府，这便滋生了大量的集体上访。
（三）依法维权，理性抗争
信访是法律赋予民众的一种正当的维权途径，特别是2005年《信访条例》的修改使得法律对信访的规制进一步深入。并非所有的信访都是在信访者感性的带动下发生的，进入法制社会后，民众的法律意识增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依法维权的心理反应越来越凸显，法律越来越成为信访者内心选择的自然流露。当诉讼的成本过高，或是诉讼和复议都不能解决问题时，正当途径的信访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四、民主的发展、国家专断权力的弱化加速信访的蔓延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民主法治不健全，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拥有高强度的合法性和强大的专断权力。那个时候，国家对于信访的压制和打击手段可谓是“简单粗暴”，民众迫于国家的专断权力也不敢肆意信访。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以及来自国内外的人权、人道主义的压力，人们对政府权力行使的法制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国家专断的权力正逐渐弱化，“政府的手脚”一定程度上被束缚。这使得上访的风险相对而言有所降低，民众逐渐学会用“法制”来约束政府的行为。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信访者而言存在着选择信访的各种心理因素的考虑，这也是中国人为何偏好信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正是信访者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导致当前非正常信访、越级信访、集体信访量大大增加。面对当前信访出现的问题，不仅需要制度性的对策，还需要从意识形态和心理方面考虑如何规制信访者。（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注解：
①田先红：《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7）：17
②吴永：《解读上访信》，内部参考，2004（1），21―23页
③李红勃.：《惊险的游戏――当代中国信访博弈的法社会学分析》，清华法律评论，2012（01）：134
参考文献：
[1]陈广胜.《将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J].浙江社会科学，2005（4）
[2]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J].法学研究，2003（3）
[3]田先红.《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释》[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7）
[4]吴永.《解读上访信》[J].内部参考，2004（1）
[5]李红勃.《惊险的游戏――当代中国信访博弈的法社会学分析》[J].清华法律评论，2012（01）
[6]于建嵘.《农民维权活动及其政治影响》[J].改革内参，2004（30）
[7]曹颖、陈满琪、徐珊珊.《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研究――基于公众与信访人的实证分析》[J].民主与科学，2013年（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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