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中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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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五百多年前，柏拉图曾说：“任何城市，就算再怎么小，还是会一分为二，一处是穷人的城市，一处是富人的城市。”仔细品味先哲的话，觉得仍有现实的针对性。
　　我到过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巴黎、柏林、法兰克福、科隆、阿姆斯特丹、卢森堡、维也纳、苏黎世、伦敦、诺丁汉、曼彻斯特、爱丁堡、悉尼、布里斯班、昆士兰、东京、首尔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参观考察时，总有当地的朋友介绍，这是富人区，治安好；那是贫民区，要去的话须特别小心，特别是几点钟之后就不要去了。我也到过墨西哥城、利马、圣地亚哥等拉美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城市，每每离开市中心快出城时，在一片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城边小山的半山腰，当地朋友也会介绍，这边的别墅群是富人住的，那边那片低矮的破旧简易房是贫民窟。在同一座城市，贫富对照如此鲜明，而又世代相邻相处，真是奇妙得令人无限遐想、感慨万千。
　　同样是人，在同一个城市，是什么造成了如此悬殊的不一样的生存环境呢？这可以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甚或其他种种学科进行复杂而多样性的解释。从经济学上看，城市既是一个吸纳并消除贫困的地方，也是一个产生贫困的地方，在城市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选择尤为重要。好的经济政策，能使城市成为扶贫脱困的典范；不当的经济政策，会使城市贫困加重。
　　从历史上看，城市的雏形起源于人们在原生态下定期聚集到某一相对便利的地点交换剩余产品及其衍生物品的一些活动。久而久之，这一相对便利的地点逐渐固定并不断扩大，进而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集镇和城市。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城市的“市”，最初起源于杀人或处决人犯时围观的场所，渐渐地才和经济活动相联系。这里无意进行这方面的考证，但从历史的眼光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有几个基本特点：其一，城市因人们集中进行商品交换或贸易活动而持续兴盛；其二，人们因前述活动而进入城市和离开城市，但最后总有一部分人逐渐滞留城市而长期居住于此；其三，人们在城市聚集后，除了进行买卖活动外，语言和逐利的天性使人们之间的方便交流或信息沟通成为城市独有的一大派生功能，在这方面，城市的群居明显优于乡村的独处；其四，由于人口集中和信息集中这两大优势，城市与乡村相比，具有天然的创新动能。
　　若上述认识成立的话，则从本质上讲，城市里的大量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不是城市的劣势，而是城市的优势；不是因为城市使人穷困，而是因为城市因其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会而吸引穷人抱着希望前来。有关城市学家研究揭示，刚到大城市的居民，贫困率要比长久居住的居民高得多，这显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城市居民可以大幅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城市贫民窟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城市里拥挤着太多的人，而在于这些贫民无法与大都会的经济核心产生连结。19世纪英国曼切斯特巨大的经济动力与数量庞大的穷人息息相关，因为其工厂吸纳了大批渴望工作的乡村穷人前来。实际上，从劳动力市场讲，人们该担心的是城市的穷人太少。城市越发达，给人们提供的经济机会越多，一些流水线和标准化的工作对人的技能要求越低，越能通过改善公共设施、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涌入该城市的穷人就会越多。据美国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雷瑟介绍，过去三十多年来，美国城市逐步完成快捷运输系统之后，快运系统站点附近的贫穷率不减反增。这不是因为大众运输使人变穷，而是穷人考虑搭乘快运系统不用开车就可前往各地，因而选择住在离快运站点近一点的地方
　　上述城市与穷人的现象，在我国现阶段也普遍存在。推进城市化，是我国现阶段的重大发展战略。但我国在城市发展战略上，有两大现象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一是经济社会的优质资源过分集中于有代表性的几个特大城市，大量农村富余劳动人口涌进其中。农民工成为难以驾驭的劳工潮，其文化水平有限，就业机会有限，更在农民享受市民待遇的诱导下，城市兼顾穷人的公共政策使大量穷人涌入，并在特定时期加重了城市穷人的贫穷。这导致城市太大，穷人太多，对城市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构成潜在的巨大挑战。二是各级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作为一项政绩，让农民放弃农村户口及其所属的农地权益，进城接受城市户口变成市民，并将由此带来的农村人口占比下降、城市人口占比上升标榜为城市化建设的成就。这会为经济社会发展埋下隐患，因为这个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企求的是农民放弃的土地及其派生的地方财政收入，而非农民转化为市民以后的生计，这使得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上，各级地方政府往往仅提供最低水平的保护，且强调其须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能保当时，但长远则险象环生。
　　解决城市化中的上述问题，比较可行的是从当地的集镇、街道或社区开始，由地方人士因地制宜创新做实业，有序吸引富余农民进城务工参与创业，依靠经济的逐步发展来吸纳消化进城的穷人，并在进城的穷人逐步变富后，以善举或义举的方式反哺家乡，发挥城市化的溢出效应。而不宜简单地依靠所谓的顶层设计来推进城市化，即由上级政府拿钱，下级和基层政府推广，上级给多少钱，下级办多少事，且办事的出发点是树立地方的形象工程。这样推进城市化，迟早会出问题。
　　推进城市化应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不同地方不同规模的城市不可按照同一个思路同一种政策来开展工作。历史地看，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一场伟大的史诗。城市化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在于提高城市人口占比和降低农村人口占比，而在于在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不断吸纳穷人的过程中，是否降低了平均的贫困率，进而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城市帮助贫困移民，贫困移民在个人成功的过程中也帮助城市，美国显赫的肯尼迪家族发迹于波士顿，起初是19世纪中期爱尔兰大饥荒时期逃难到波士顿的贫苦移民；而帮助美国奠立现代产业基础的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则原为苏格兰移民。
　　大城市对内开放的难度似乎比对外开放更大。因为对内开放的结果是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广大穷人蜂拥进城，使城市的承载能力长期处于极限状态。有鉴于此，国家不宜把优质资源集中投入几个重点城市。要走出这个穷人进城的怪圈，国家在战略上应将相当比例的优质资源用于建设农村和中小城镇，以提高整个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靠搞几个样板城市来树立现代化的形象，只会拖现代化的后腿。
　　城市化的理想状态是，大城市不断地吸纳穷人，不断地成就穷人，成功的穷人再离开大城市将产业转移到经济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或者家乡，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假如穷人进了城，大城市帮不了他们，他们赖在大城市长期处于贫苦状态，只有人满怀希望进城，没有人满怀信心出城，这不仅是城市化政策的失败，而且也是城市化和城里人与乡里人的共同噩梦。
　　金融改革和发展应围绕上述城市化的理念进行根本性的创新。金融业一味做大做强，一味嫌贫爱富，一味强调风险，一味强调规模效益，不仅会出现低水平的自我循环，更是管理水平低下的突出表现，更会延误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县域金融机构功能不全，农村金融机构缺失，存在大量的零金融机构乡镇，对微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长期缺位，在整个社会流动性十分充裕的情况下，民间高利贷蓬勃发展且利率高企，这对金融改革形成巨大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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