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需要文化与创意的发达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岳　峥

　　
　　你不能指望一个天天看清宫戏的民族，会在工作中不断产生类似“星球大战”的畅销项目，或者适应诸如“扁平化”或“SOHO”方式的经济组织结构。
　　对正在全面提升竞争力的各个中国产业来说，一个共同的需要是提高企业的全员
　　创造力，而这需要一个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
　　
　　中外企业理论武器不对称
　　
　　本专栏关于加入WTO后中国各个产业所属权走向的讨论，引起了多方争议。许多颇具民族情结的业内人士对本土企业的未来表示了更充足的信心。这种心情完全值得理解。毕竟人们有一种自然的推论和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在某一国家逐渐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世界财富和贸易的主要贡献者的过程中，以该国为基地的工商业组织将随之崛起，成为这种贡献的载体。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过去几年本土企业风起云涌的同时，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日益加深，关于跨国公司如何压制和击败本土企业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一份来自瑞士商会的咨询报告总结了多条“制胜中国”的原则，如加强对当地采购过程的控制、收购或建立针对中国广大低收入阶层的附属品牌、阻止本地供应商获得足够利润以形成独立的自有品牌、绝不在与中方的合作中放弃市场进入权力等。这些原则既可以用来指导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合作者在合作中获取最大的长远利益，也可以防止由于中国的崛起带来全球市场结构的变化，从而降低全行业在全球的利润率。
　　进入中国的国际战略咨询公司也日趋成熟，提出的策略和执行方案不再是照搬、照抄海外经验。许多咨询公司的高级项目经理均为熟悉中国游戏规则的本地精英，他们对中国市场和本地企业的分析犀利而具洞察力。一般跨国公司客户在延请此类智力外援时较为慷慨，由此导致的“双赢”案例屡见不鲜。
　　相反，在中国方面，处于同一高度的应对竞争理论还未出现。
　　在加入了各种EMBA和高级总裁培训班后，本地企业的管理者们对各种西方流行的管理和战略理论已经了然于胸。在前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总裁级对话中，韦尔奇几乎已经丧失了任何令人震撼的魔力，他的“数一数二”、“重在执行”等理论早已路人皆知，再次的重复使这位美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专业经理人更见走下神坛。
　　但是，在实践中，这些理论几乎无助于野心勃勃的本地工业家们。他们无法“要么做本行业的老大，要么不做”，也不能卖掉“非核心企业”―事实上，所有的企业都在追逐市场的热点。你可以看到电视机生产商长虹通过联手朝华科技进入信息产品分销领域、TCL收购欧洲手机和电视机行业的弱者、海尔在卖保险而联想在搞房地产和投资银行。如果不是政府迅速的产业政策封杀，今年我们或许会看到波导或奥克斯牌汽车。
　　客观地讲，评价这些策略还为时过早。而本地商学院的教授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讨伐这类眼花缭乱、随机性极强的决策，但他们并没有带来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解决方案，而对国内企业的生存有所帮助。可以比较审慎地预言，在未来的竞争中，除了少数杰出的例外，中国本地企业仍然在统计意义上面临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
　　
　　产业升级需要文化升级
　　
　　作为个体的企业处于战略弱势，将影响整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对力图全面提升竞争力的各个中国产业来说，一个共同的需要是提高企业的全员创造力，即先于产业升级进行智力升级、文化升级。也就是说，你不能指望一个天天看清宫戏的民族，会在工作中不断产生类似“星球大战”的畅销项目，或者适应诸如“扁平化”或“SOHO”方式的经济组织结构。
　　除了犹太人，没有比华人更加注重务实的商业民族了。中国民营企业存在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们以最现实的手段进行资本积累。但是，如果不能将企业家的个人梦想升华为更具长远理想的企业文化，企业的发展就变成了单纯的金钱诉求游戏。这样的企业经营成本反而是最大的。在中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背景下，盲从于这种思想的企业长远来看几乎注定只是产业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注脚，而非主角。
　　在互联网上的传奇中，经典的创业故事包括易趣吸收风险投资并成功出售给其拷贝的美国原型ebay。从个人财富的创造上，这一案例堪称完美，而从产业的角度，以5-10年的维度，其结果与ebay直接进入中国开设分公司几乎无甚分别。如果不是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的激烈竞争，整个故事只是再次证明：一个在美国成功的公司（或商业模式）在中国必然成功。
　　在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德国的“工程师文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都令各自的企业鲜明地区别于美国公司的性格。以日本而言，无论克鲁格曼的“以善良的西方竞争者为代价”，还是日本人自己的“战争从未结束理论”，该国本土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都带有鲜明的国民性格。除了香港这个例外，韩国和台湾等后起发达经济体也都保留了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同的文化特色。因此，特殊的民族文化特色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制约。事实上，将现代管理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髓融会贯通之后，中国新一代的企业也有可能像美国企业一样，开始进行“文化输出”。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200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演讲所指，中国在智力和文化上取得相应的进展，才能赶上其他国家，立于世界之林。李甚至热望着中国的“文艺复兴”，通过文化的输出达到其对世界与经济发展相衬的影响力。
　　在最近的多次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争论中，中国社会明显地意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明明辛辛苦苦地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却被知识产权和非关税壁垒攫取了绝大多数收益，且被庄严的辞藻（国际惯例和国际法）所围困。在其他国际政治和文化领域，世界形势的多元化（例如常任理事国）的增加，更加要求国家善于使用软权力，即进行智力输出，说服其他国家。
　　
　　文化创意产业重要性被正视
　　
　　显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文化输出或者优胜并非一两个杰出人物或以倾城之力就可以速成，而需要一个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然而目前来看，即使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也颇缺乏创意能力。
　　在北京，位于城市南部的宣武区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国际传媒大道的建设工程，不惜平整了菜市口等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但这一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国际推介的项目，除了若干报社外，尚未吸引到有影响的传媒公司进驻。
　　作为全民文化生活的主要载体，广电系统尚未进入全面改革状态，其全系统收入仅相当于电信产业中的手机短信业。最新的数据资料表明，目前中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从理论上可以说超过1000亿元，而事实上，传媒产业今年所实际拥有的市场“盘子”仅仅约800亿元，至少还有近1/3的增量空间没有有效地占有。而之所以未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与传媒产业的市场开发能力低下有关，市场还在期待有力度、有规模的资本进入。
　　一份国内著名财经报纸愤懑地抱怨：“我们难道只能被网络游戏和地产大亨们带领着进入21世纪吗？”此种情形完全可能出现。这来自于以下事实―能对行业评头论足而又被确认有真材实料的本地企业在这两个行业相当集中。在地产行业，并没有所谓的全球性巨头。只要拿到地皮，本土地产公司尽可发挥自己的想像，进行充满创造性的推广。无论是潘石屹的个性还是万科的治理结构，都不存在跨国的比较。在海外风险投资的资助下，许多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服务的创始人都是具有国际背景的“海归”，他们理论功底成熟而雄辩。
　　而在许多其他行业，本地企业常常不具备这样的底气和自信发表宣言。公众总是将信将疑地听中国的民营汽车或手机公司阐述世界和中国汽车工业或移动通信的未来，中国的能源公司管理人也会畅谈更多地侧重配合国家的整体能源战略而不是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石油公司。在制造业中，本地企业在产业链中尚未占据核心地位，也就不能在国际论坛上侃侃而谈，畅想未来。
　　当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仍没有找到称雄世界的道路，除了“后发劣势”外，在思维领域寻找原因是很自然的。而尽管具体企业有成败，具体行业有兴衰，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变革却是政府责无旁贷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增强民族文化与创意的战略重要性，各种鼓励措施料将接踵而至，一个创意中国的时代正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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