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国际分工、金融支持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影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价值链理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而随着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逐渐消失，需要培养新的增长动力。因此本文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金融支持的角度来考察，利用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构造價值链区位配置指数，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加深、金融支持力度的提高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在金融的支持下，能够对价值链区位配置产生正向影响。
　　关键词：产品内国际分工 金融支持 价值链区位配置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依靠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从而使得我国经济与贸易迅速发展，30余年来始终保持着每年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
　　然而，由于我国资本要素却较为不足，特别是在教育和研发上的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使得我国往往只能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这种融入模式，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以及资源和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优势正在逐渐消失，此外近年来，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原来的增长动力已经减弱，亟需转变发展方向，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当前全球的经济重心正在改变，跨国公司正在调整其全球价值链的布局策略，将研发环节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因此，我国能否抓住这样一个历史机遇，通过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和提高金融支持力度，诱发价值链布局策略的改变，从而改善我国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定位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价值链区位配置影响的结论还不明确。戴翔（2014）以出口技术复杂度来测度价值链地位，他在研究中发现，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会对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正向影响。而郭志芳（2016）则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对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只能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因此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对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阻碍作用。而唐海燕（2009）则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融入程度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正向关系是有条件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并不是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必要条件，其积极作用的发挥要以相关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而对于金融支持对价值链区位配置影响的研究，徐康宁等（2008）认为，跨国公司在对投资区域进行选择时，无论处于哪一环节，都必须考虑东道国金融条件的影响。王永钦等（2014）在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投资。姚博（2014）在研究中发现，降低运输与分离成本、完善我国金融结构和环境，能够提升价值链的区域空间交叉效果，显著提升价值链地位。另外，戴翔（2014;2017）等也在研究中发现了金融支持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正向影响。
　　综上，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但结论也多有争议，金融支持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还比较缺失，因此，本文将通过投入产出模型，从各国制造业价值获取能力、市场份额以及经济贡献率，全面测度价值链区位配置，并利用该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另外，本文还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以及金融支持交互项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其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影响具有一定创新性。
　　二、理论机制
　　当前产品国际分工不断发展，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保留其生产和研发的核心技术，将制造物流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体现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质。
　　发达国家保留核心环节，外包其余环节的战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能够更加专注于核心技术的开发，从而不断地将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外包出去，配置到其他要素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使得发达国家能够取得更加精进的技术，从而从中获取更多价值，提升价值链地位。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他们所承接的生产环节和阶段，相对于已有水平来说可能更为高端。这样也同样通过承接其余环节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获取能力，从而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地位。由此可见，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均有助于提高自身的价值获取能力，即实现价值链的整体提升。
　　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命题：
　　H1：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能够推动价值链向高端环节配置。
　　从金融支持角度看，金融支持对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融资的逆向选择问题以及促进形成比较优势等具有重要作用，对于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环境较为宽松，融资成本较低，有利于企业扩大外部融资规模。即金融支持程度越高，融资成本相应会降低，外部融资规模也会越大，从而提升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企业的价值获取和价值创造能力。
　　由此提出第二个命题：
　　H2：金融支持力度的提升能够推动价值链向高端环节的配置。
　　最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金融支持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价值链区位配置。Gereffi（2011）在研究中指出，很多国家在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成本优势，难以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从而被排除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之外，唐海燕（2009）同时也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强度积极作用的发挥，要以金融支持、人力资本等条件的满足作为前提。因此，金融支持力度的提升有助于一国提高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质量，从而该国向价值链高端环节配置。另外，根据Johnson（2007）等人的研究开展产品内分工，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减少寻租，从而能够降低成本压力，减少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即参与产品内分工能够减少金融支持所需压力，有利于改善价值链区位配置。
　　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命题：
　　H3：产品内国际分工融入程度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影响程度受东道国金融支持力度的影响，两者的相互促进作用能够推动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配置。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和确定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金融支持力度与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关系，本文分别将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金融支持力度以及两者的交互项作为主变量，另外再加入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物质资本和对外贸易四个控制变量，与价值链区位配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三个模型分别为：
　　 3.1
　　 3.2
　　 3.3
　　其中，GVCLA表示价值链区位配置指数，IPS表示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FS表示金融支持力度，IPS×FS表示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与金融支持力度的交互项，HR表示人力资本，RD表示创新能力，CAP表示物质资本，FDD表示对外贸易，为随机误差项。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来自于WIOD数据库所公布的43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再根据其他数据的可得性，选择了包括中国在内的35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05～2014年共10年的数据，主要数据来源和测度方法如表3-1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讨论产品内国际分工、金融支持与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关系，本文利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OLS法分别对三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再利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在实证分析中是否适用。另外，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了平稳性检验以及协整检验，表3-2反映了该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表3-2可以看到，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三个模型的P值均小于0.05，故模型的估计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根据模型一的结果，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估计弹性系数为-0.021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价值链区位配置呈显著负相关，即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越不利于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配置。这一实证结果没能支持前述的命题1。这可能是因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金融、技术、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落后，制约了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发展。
　　从模型二的结果看金融支持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估计弹性系数为0.006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了金融支持与价值链区位配置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金融支持力度的不断加深，能促进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配置。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命题H2。
　　从模型三的实证结果看，产品内国际分工与金融支持的交互项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估计弹性系数为0.6444，且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与金融支持的交互项和价值链区位配置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有力的金融支持的情况之下，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的加深能够对制造业高端环节的配置产生有利影响。这一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命题H3，也验证了前文的猜想。
　　另外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以及物质资本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的，即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以及物质资本有利于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配置，而对外贸易对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影响在三个模型中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即对外贸易程度的加深未必能够使得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向该国配置。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对外贸易中往往不会输出技术，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长期锁定。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对2005～2014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一国金融支持力度的提高，能够带动该国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创新能力等的提高和进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带动价值链高端环节向该国配置;
　　2.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程度的深入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对价值链高端环节配置产生反作用，只有在更多的资金支持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吸引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配置;
　　3.人力资本的培育、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机器设备等物质因素的支持对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配置有一定吸引力。对外贸易依存度对价值链区位配置具有负向影响，对外贸易中往往不会输出技术，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长期锁定。
　　（二）建议
　　1.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首先要注重银行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合理发展和优化布局。金融支持对我国价值链区位配置的改善有着促进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在结构上的发展不均衡，资本市场发展不够健全，而信贷市场在规模上则需要进行合理的控制，避免由于信贷规模的过度增长导致实体经济缺乏投资动力，从而对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配置产生抑制作用。由于银行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不协调发展，我国的金融结构不能适应不同企业的风险偏好和融资需求。因此，需要建立拥有有效风险分散机制的股票市场以及拥有给大企业提供大额融资条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的银行信贷体系，同时设立非正规金融机构准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非正规金融交易的存在，并建立更为严格的金融市场管理制度，促进金融中介市場健康发展。
　　2.注重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不仅可以加强与相关研究机构和高校合作，引进高素质人才，给予更好的薪资福利待遇;还可以定期组织培训，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国内外人才交流，派遣优秀人才到国外进行学习，并积极吸纳高素质的外籍人才。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积极建立国内外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支持机制。另外，企业应转变投资理念：注重提高高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能力，提升内部创新能力。另外，还需提高对于先进技术的再利用和再开发能力，提升自身对于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能力，防止自身水平与先进技术形成脱节，陷入引进与吸收能力的不匹配所导致的技术恶性循环之中。
　　从政府角度来看，国家可以为企业优秀人才的培训提供环境和资金的支持，完善人才流通机制，促进地区间人才交流。另外，给予优秀人才更优惠的保障机制，加快完善失业、养老、医疗、工伤保险等制度，建立健全针对企业员工的社会保障体制和法律保护体制。 　　最后从宏观角度来看，政府应当通过相关政策的激励，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具体来看，可以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进一步的税收减免和补贴、加速折旧税收、简化有关审批程序。另外，从相关产业来说，根据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进行分级，分别实行税收及优惠政策。对于处于衰退期的夕阳产业，迫使其转变投资方向，提高质量，提升效率，削减产能。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等成长期的朝阳产业给予大力政策扶持，进行产业保护，限制同类企业的竞争。
　　3.积极融入高层次分工体系。实证结果表明，一味地注重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度并不能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配置产生积极作用。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条件下，引导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配置需要增加高层次的分工合作，我国作为发展中的贸易大国，要想转变在价值链中的不利位置，应当提高参与产品内分工的质量，主动参与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环节，摒弃在附加值较低的环节长期锁定。
　　其次，面对金融支持力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应当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对于高附加值技术的吸收能力。注重技术水平、创新能力、金融发展水平等支持性产业对价值链高端环节配置所产生的作用，使支持性产业的发展水平与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相适应。
　　参考文献：
　　[1]戴翔，金碚.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J].经济研究，2014（7）：4-17.
　　[2]戴翔，刘梦，张为付.本土市场规模扩张如何引领价值链攀升[J].世界经济，2017，40（9）：27-50.
　　[3]卢锋.产品内分工[J].经济学，2004（4）：55-82.
　　[4]唐海燕，张会清.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提升[J].经济研究，2009（9）：81-93.
　　[5]Yeats，A. J.，“Just How Big Is 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Arndt，S. W. and H. Kierzkowski（eds.）：Fragmentation，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J]. 2001：108-143.
　　[6]Hummels，D.，Klenow Peter，J.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704-723.
　　[7]Koopman，R.，Z. Wang，and S. J. Wei，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C]. NBERWorking Paper 14109.
　　[8]齐俊妍，王永进，施炳展，等.金融发展与出口技术复杂度[J].世界经济，2011（7）：91-118.
　　[9]顾国达，郭爱美.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提升--基于作用路径的实证[J].国际经贸探索，2013，29（11）：101-112.
　　[10]姚博.金融支持、區域市场整合与价值链提升[J].产业经济研究，2014（2）：11-20.
　　[11]Hummels，D.，J. Ishii and K. M. Yi.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75-96
　　[12]郭志芳.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国家价值链提升——基于跨国层面和产品细分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J].亚太经济，2016（4）：124-130.
　　[13]张侃.基于金融发展的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6.
　　[14]吴明.全球价值链空间分布测度及中国位置[D].云南大学，2012.
　　[15]戴翔.“出口导向”特征缘何阻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基于“生产-消费”分离成本作用机制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4，30（8）：18-28.
　　[16]Gereffi，G.，and K.Fernandez-Stark.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A Primer[C]，Center onGlobalization，Governance and Competitiveness（CGGC），Duke University，North Carolina，USA，2011.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47551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