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财政支出理论对中国财政资金配置的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谢庆勇　李　敬　周　广

　　本研究受金华市社科联项目“金华市金融资本体制与政策环境研究”（项目编号：2006一般142）、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公共支出的经济效率分析（项目编号：2006JJ17）”的资助
　　[摘要] 财政资金配置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政府决策的重点和理论研究的热点。本文对西方主要经济学派财政支出理论进行了全面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中国财政资金配置必须要科学定位各级政府行为边界与财政资金的职能范围，财政资金配置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健全财政资金绩效的量化考核制度，要建立财政资金运行的全程监控制度。
　　[关键词] 西方财政支出理论中国财政资金配置启示
　　
　　一、西方主要经济学派财政支出理论回顾
　　
　　1.古典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西方古典财政支出理论是当代西方财政学说的理论渊源。威廉・配第（1623年～1687年）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在《赋税论》中，依据政府职能需要，提出了财政开支的一般范围，主要包括六项“公共经费”：军事费用，行政官吏的俸禄，“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各种学校的经费，对孤儿和各种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赡养费，以及修筑公路、疏浚河道等公共福利事业的经费。他认为财政经费支出应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振兴产业为目标，因此主张压缩非生产性开支，相应增加有关生产性支出以及社会救济方面的支出；并主张通过实行行政、法院、教会等制度的改革以缩减支出。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全书贯穿了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斯密依据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形成了他独特的自由主义国家观。他认为，政府的活动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必须消耗的那部分物质产品，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它严重妨碍了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因此，政府应当尽量缩小自己的职能，实行廉价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将国家的职能界定为三个方面：一是保护社会，二是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斯密主张政府的财政开支要压缩到最低限度，主要用于与上述国家职能相应所需的经费，即国防费、司法费和公共设施建设费。大卫・李嘉图（1772年～1823年）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继承了配第与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科学成份，并加以补充和完善，成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的财政支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中。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亦极力鼓吹经济自由放任，同时，他把国家经费全部或几乎全部看作是非生产性消费，因而主张尽量压缩国家财政开支。
　　2.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19世纪中叶，社会政策学派指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强调社会改革的必然性，提出国家实行社会政策的主张，社会政策学派在德国财政经济学界具有很大影响。瓦格纳（1835年～1917年）是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近代财政学的创建者。他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承认国家对经济活动具有积极的干预作用，另一方面又谋求改正所得分配的不公现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他极力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包括“树立有计划的生产秩序”取代自由竞争的生产方式；防止牺牲别人利益以谋求个人私利；对劳动者及其它小市民从财政物资分配上给予帮助。瓦格纳认为国家不仅有维持国内的法律秩序和防御外敌的任务，同时还必须使愈益增多的人口部分有享受文化财富的机会。而且国家目的高踞于私人经济目的之上，在这个关系上要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必须强制对国家尽责。为确保完成国家目的的财源，他主张扩大国有财产，实行铁路、保险、银行的国有化，施行新的特权及烟草专卖，坚决贯彻煤气、水道、交通设施的公有化，另一方面必须按照社会的赋税政策积极地改变人民所得的分配。瓦格纳还联系国家目的、任务及其活动的财政需要论述了国家经费问题，认为国家活动应把法律与权力目的与文化和福利目的这两个国家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实施，为此应形成一种给予机制，这就是财政的经费体系，构成财政需要体系。他提出了三条重要的财政经费原则：一是应有正当自主的财政监督组织；二是应遵守节约的原则；三是应兼顾国民所得与财政需要的原则。特别需提到的是，瓦格纳论述了公共活动特别是国家支出的膨胀问题，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瓦格纳法则”。瓦格纳说：“财政经济就是为筹集完成国家总体经济机能的任务所必须的物质辅助手段，而不能不进行的活动。由此可见，财政经济范围必须随各时期的国家任务、国家活动的范围以及种类而决定”。
　　3.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破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学派及其理论应运而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在现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凯恩斯（1883年～1948年）认为，为了扩大社会总需求，“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让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凯恩斯认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财政政策，二是运用货币金融政策。但他更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只起辅助作用。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是通过利息率而间接起作用，不如财政政策作用来看直接和有力。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衰退时，应扩大政府开支和实行减税。他特别强调举债支出的作用。他认为，税收的变动，尤其是用累进所得税，虽可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消费倾向，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但由于短期内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单靠税收政策不足以克服经济危机和提高就业水平。然而，扩大政府支出的来源，如果是靠增加税收，则又会减少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结果依然达不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因此，他主张实行举债支出以弥补赤字的财政政策。汉森（1887年～1975年）是美国经济学家，也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和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着重研究经济周期，提出“长期停滞理论”，认为利用财政政策能有效地控制“停滞”，实现所谓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汉森主张政府扩大公共工程投资，这对于扩大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具有加速作用。汉森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主张“逆风向行事”。萨缪尔逊是凯恩斯学派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萨缪尔逊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成为他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既不是纯粹的私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公有经济，而是一种私人经济活动与政府经济活动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关于财政支出政策，他提出以下一些要点：一是政府应扩大有益于社会的耐久性的公共工程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言，这种支出比政府的一般开支具有更大的作用。二是增加福利开支。他认为福利开支既是“内在稳定因素”，可自动调节，又可利用它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三是政府应重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扩大这方面的直接投资或给予补助金。同时，政府还应重视旨在教育和培训劳动力的公共开支。
　　4.供给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供给学派是在美国7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是围绕如何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滞胀困境这一问题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温尼斯基、吉尔德、蒙德尔等。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把滞胀的原因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把需求作为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只要刺激总需求，就能使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从而忽视了劳动、储蓄、投资、生产等供给因素。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对于供给增加只能产生负效应。因此，要医治滞胀这一顽症，就必须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推行注重供给管理的经济政策。减税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环节。他们认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供给不足，那么，减税便是促使供给增加的基本手段，因为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这样自然就会促进供给增加。另外，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这是促进供给增长的又一重要措施。他们认为，政府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不仅不能使穷人摆脱贫困，反而会使失业增加，有损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在庞大的失业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失业成本太低而“自愿失业”的。再就是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需有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和众多的管理人员，繁琐的管理制度。因此，它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会助长官僚主义弊端，腐蚀着人们的思想。他们认为，从摆脱美国财政危机的角度看，也需要削减日益膨胀的社会福利支出。这项开支已占到美国财政支出的40％，比军费开支增加得更快。他们认为这项支出在一定时期曾对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缓和作用，但现在它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美国政府日益承受不了这种负担。

　　
　　二、西方财政支出理论对中国财政资金配置的启示
　　
　　1.科学定位各级政府行为边界与财政资金的职能范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行经济改革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首先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这实质上就是规范政府与市场各自的活动领域与范围。理论研究表明，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构成公共经济部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并由市场来提供是明显不足的，只有依靠政府来配置和向社会供给才能得到满足；私人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可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并可达到充分供给的水平。从本质上讲，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分工就是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的活动领域的分工。财政资金活跃于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领域，社会资金活跃于私人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领域。即使是财政资金活动的纯公共和部分准公共产品领域，也仍然可借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力量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并通过财政资金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实现公共产品领域的跨越式增长。当前，应当进一步收缩国有经济部门的范围，将涉及市场能进行有效配置并能充分提供私人产品的国有企业通过控股或拍卖的方式转换成股权多元化的非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部门只保留涉及国计民生的、关系经济运行安全的基础能源、原材料行业的生产和纯公共产品领域，以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要善于利用财政资金调控经济的职能，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投资带动作用，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但决不可过度增加财政支出，否则，一方面会增加经济主体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浪费，另一方面又会影响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2.财政资金配置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要充分市场机制的作用，全面推进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配置。市场化配置是指部分财政资金按市场方式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在编制和执行计划时偏好于政治利益，计划的可行性和政府行为的理性被随意性取代，导致资金的计划配置效率低下。为了实现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配置，必须要建立有效的市场体系。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只有通过其自身在市场中循环周转来实现，市场的有效性是实现财政资金有效使用的前提条件。因此，以统一、开放、规范、有序为目标的商品、要素、资本、技术以及信息市场的建立是保证财政资金市场化良好运行的条件。二是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一定时期内，各行业的利润水平是不同的，按不同行业制定不同层次的优惠利率水平是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条件。利率水平的确定，必须以市场利率水平为参照，才能实现企业收益与成本的对称，财政资金的有偿使用才真正具有约束力。同时，规范有序的金融市场也是财政信用顺利开展的条件。三是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执法工作，保证经济参与者的公平竞争，坚决反对把财政信用作为保护落后的手段。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配置，离不开财政资金市场化的规范管理。财政资金在投资领域的使用效益不高，其原因是在资金市场化配置过程中，市场决策、市场化管理、市场化经营滞后。应建立有效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市场化决策程度，把财政投资计划建立在对市场综合考察基础上。
　　3.要健全财政资金绩效的量化考核制度
　　当前必须要建立合理的财政资金配置绩效的评价机制，加强财政绩效管理，才能真正促进财政资金的优化配置。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绩效考评的概念、实施范围、步骤、主体、操作规程、指标设计、监督制衡、结果运用等内容，使绩效考评工作能够在统一的管理制度约束下，规范、协调、有序地进行。在财政资金配置绩效考核实施的步骤上，以项目绩效考评为切入点，项目绩效考评是其他层次绩效考评的基础。等项目绩效考评具备一定经验后，再进行部门绩效考评试点，在取得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再全面推开，真正实现部门预算的绩效考评。在财政资金配置绩效组织实施上，先以财政部门为主，再过渡到人大、审计、财政各自分工负责立体式的绩效评价模式。在评价方式和评价体系建立上，先推行单位自评或考评为主，财政局重点考评，财政协调部门共同制定评价体系，待评价的指标体系、标准体系、方法以及相关评价制度完善后，再过渡到以审计、财政以及社会中介机构为主的评价方式。此外，要建立财政资金配置绩效考评工作信息库，便于监测项目预算周期的完成过程，收集、查询项目资料，反馈绩效评价结果，分析计算历史标准值。要科学合理地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以便于绩效考评指标、标准体系和有效组织实施。要硬化财政资金配置绩效考评工作结果的约束力。不同的财政支出绩效监督机关和实施单位，对评价工作结果的运用目的、范围、程序、权限等做出具体规定，增加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考评工作的权威性。
　　4.要建立财政资金运行的全程监控制度
　　具体措施包括:（1）建立一套连续有效的财政资金运行监控主体网。在财政资金运行的一个循环中，从纳税人纳税到财政支出、财政资金使用各环节应当有不同的监控主体。这些主体可能包括：纳税人群体、财政、税收、计划、审计、监察和人大监督机构，甚至有社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要明确各环节监管主体的权责利，并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全程监控制度来规范和引导监督主体的监管行为。当前，应抓好财政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和项目建成后的后续监控的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中，要明确全程控制制度的控制目标、控制主体、控制职责、控制程序和控制的法律保障等具体内容。（2）严格预算支出约束和监督。一是考虑建立由各方的专家组成预算审查委员会，对预算进行全面审查；二是搞好法规之间的协调。各级人大和有关执法机关，应认真清理与《预算法》相冲突的法律条款，以维护《预算法》的权威性；三是严格预算支出约束。要追加预算必须按法定程序经人大批准，且每年预算变动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四是强化支出监管。各级人大要经常监督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部门要将财政审计作为重中之重，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的支出与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全面推进财政绩效审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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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樊纲:《论“国家综合负债”》，经济研究，1999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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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Keynes, J. M.（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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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De Mello, L.R. (2004), Ca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trengthen Social Capital?, Public Finance Review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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