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供给增长模型看疫情冲击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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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十年处于下行。2020年年初的疫情冲击更是让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产生了迷茫。究竟，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否蕴藏着可以为全球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贡献的一般原理？这不仅是经济学要探索的问题，更关系到供给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笔者认为，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分析工具，如“新供给增长模型”，对研究中国增长模式的本质和前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从过度关注总需求刺激到供给侧的增长原理
　　在2012年以前，中国学者在讨论经济增长时比较多地应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比较重视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的作用。然而，凯恩斯主义的上述总需求分析框架，主要是对短期经济波动比较有效，与长期增长的理论还是有区别。
　　亚当·斯密最早在经济学史上指出了分工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这实际上指出的是生产组织方式或者说制度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当制作针扣的过程被分成若干环节，每一环节都成为专门职业时，分工将大大提升生产效率。两百年后的制度经济学也从制度和社会分工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比如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制度创新增长理论，将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变量，而不是外生的常数，认为历史上一些经济增长现象，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过程来加以解释，例如美国在金融制度、劳工制度、商业制度等方面的创新，降低了相关领域的风险、成本和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制度创新成为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从要素角度研究增长，最早要追溯到威廉·配第和休谟。无论是配第提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因素，而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论断[1]，还是休谟指出了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2]，都含有一些要素增长论的意味;而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则更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并将经济长期增长要素归纳为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升级、社会结构转变等;把要素的作用归纳为一个生产函数，始于罗伊·哈罗德和E·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3]（见公式1），这个模型将储蓄和投资放到了特殊重要的位置，凸显了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而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斯旺等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见公式2）则隐含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这实际上是忽略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一个硬伤。
　　无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索洛-斯旺模型，基本上都将技术进步作为偶发的外生因素处理，也未考虑制度变化的影响和作用，这让人们感觉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从而与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这让增长理论一度成为经济学花园中的冷僻之地。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5]，将技术纳入了增长的内生因素，也使得增长理论重新开始受到重视。罗默认为，除了资本和劳动这两个要素之外，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也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一方面，掌握了更多知识的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体现为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体现于新设备、新材料等物质产品上的技术进步成果，可以用技术水平变量来表示。其实，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更早注意到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过，熊彼特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描述上，未能将其整合进入规范的经济增长理论中[6]。
　　国内较早反思凯恩斯主义对中国经济过度影响的学者是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提出者滕泰博士，他在2005年就发表了《凯恩斯主义调控政策只摸到象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全面觉醒》等系列文章，批评短周期刺激，同时也对经济史上的长期增长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梳理。2012年，在其《新供给主义宣言》中再次强调，“在几百年的经济学史上，长期增长理论都是围绕供给层面展开，比如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研究制度和社会分工的作用，熊彼特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库兹涅兹的增长理论重点在于研究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多地体现前述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滕泰博士把从引发制度进步与社会分工变化所带来的增长定义为“斯密-诺斯增长”（Smith-North Growth）;把依靠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叫做“库兹涅茨-索洛增长”（Kuznets-Solow Growth）;把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成为“熊彼特-罗默增长”（Schumpeter-Romer Growth）。并用上述三大模式总结了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认为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增长较多体现的是斯密-诺斯增长，即制度和社会分工的变化所带来的改革红利，包括制度改革红利和市场化红利;而1990年之后二十多年的增长则更多体现的是“库兹涅茨-索洛增长”，即丰富的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要素红利，包括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储蓄红利;当然贯穿中国经济四十年奇迹的还有熊彼特-罗默增长，即新技术驱动，包括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和自主创新的技术红利。
　　2013年以后，从供给侧来研究探讨影响经济增长问题，在中国学界逐渐成为主流。
　　二、中国模式之辩与新供给增长模型
　　在2018年以来关于“中国模式”和“普世模式”的争论中，“中国模式”派学者，更强调政府的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关系，而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的学者则把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成就应归功于企业家和市场的作用，以及复制了西方三百年数次工业革命留下的技术成果[7]。在新供给经济模型看来，“中国模式”派过分重视增长的条件，因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本质;“普世模式派”则过分强调了增长的技術驱动力，而忽视了增长条件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总结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要素和驱动力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8]。
　　滕泰博士的新供给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依靠技术的驱动，企业家通过对要素的创造性组合，创造出新的供给。其中，技术是将劳动、土地和资本组合起来，形成有效供给的方式，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技术背景下，产出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个静态的时点上，技术是不变的，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可变的;但是如果拉长时间轴，比如在10年时间内，可能一个国家的人口、土地、资本规模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而技术却是主要的变化因素，因此，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 　　在新供给增长模型中，制度主要指资源配置方式，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制度是增长的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或许经济制度的变化对于欧美的成熟市场经济而言并不明显，但是在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的确时时都在变化，中国人已经习惯把经济制度的不断深化改革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正如滕泰所说，短期和静态分析，土地、资本和劳动是生产的可变要素;而从长期来看，制度和技术不仅也是可变的，而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和根本驱动力[9]。由此，新供给增长模型，将技术和制度都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纳入模型。
　　与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罗模型不同，新供给增长模型并不是将五大财富源泉作为同质化的自变量列入函数即告结束，而是分别研究了这五大源泉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按照条件、要素和驱动力的不同维度进行划分，由此建立起“三维”而非“平面”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新供给增长模型中，土地、资本和劳动是生产要素，技术是根本驱动力，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条件[10]（见图1），以创新和统一的视角，解释了资本、土地、劳动、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
　　用新供给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历程，就会发现，中国奇迹既来源于制度进步，也来源于新的要素投入、新的技术驱动力。中国经济持续四十年的增长奇迹，得益于渐进式改革带来的三大新红利：1.要素红利，即劳动力要素的充分释放，土地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全球最大规模居民储蓄转化成投资以及大规模的外资引进;2.技术红利，中国几乎在几十年的时间中吸收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革命技术成果，形成了强大的后发增长驱动力;3.改革红利，中国通过双轨制渐进式改革，逐渐让市场替代政府计划，更多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断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新供给增长模型从这三个维度对中国经济奇迹的理论解释，几乎能够涵盖经济增长的各个重要因素，既实现了理论自洽，也具有高度的历史还原性。
　　三、从新供给增长模型看中国经济长期前景
　　面对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新供给增长模型不但给出了比较全面而有信服力的理论解释，并从“致用”出发，提供了可用的政策工具。
　　从新供给增长模型来看，中国经济增速降低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带来的要素红利、后发技术红利和改革红利的边际递减，因而扭转这一势头的“药方”也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如果能够在要素供给、技术驱动力和制度条件这三个方面打开新的空间，创造出新的供给，形成新的红利，就能够使中国经济增长再度进入上升轨道。
　　首先从要素来看，随着传统人口红利的消退，增加人力资本是创造新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目前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已经得到公认，未来还应当重视“科学家红利”“设计师红利”“艺术家红利”“高端移民红利”等[11]。而土地方面，中国目前的土地资源紧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对土地投放的严格限制造成的，由于土地收入作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维持较小的供地量来维持地价在较高水平，多个大城市每年实际供应的土地数量远远小于年初制定的计划数量。因此，如何增加城市土地供给以及加快农村土地确权和流转的步伐，放松行政之手对土地供应的约束，也是创造新的土地红利的重要思路[12]。对于资本要素来说，当前中国的储蓄总额与经济体量相比，仍然处在资本要素供给充足的阶段，但是由于体制、结构、政策、体系、定价、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对储蓄向资本的转化形成了很大约束和障碍。如果能够通过金融供给侧改革，从体制上打破银行业的垄断格局，减少利益刚性，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银行治理结构现代化;从结构上鼓励金融创新，发展金融科技，加大普惠金融力度;从政策上破除新计划经济思想，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深化市场化改革;从体系上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改善金融供给结构，满足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从定价上取消行政定价和定价限制，加快利率和股票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从文化上打破刚性兑付，建立相关的信用评估体系，就一定能够将全世界最充沛的储蓄资金供给转化为资本形成，创造出新一轮资本红利[13]。
　　从经济增长的技术驱动力来看，当前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技等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中国自身的科学技术研发力量也具备了一定基础，如何告别后发技术红利，在自主技术创新方面加快步伐，也需要科研体制和教育模式的深化改革[14]。
　　增长的制度条件应当如何改进？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核心在于围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是以理念和设计上的新突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二是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制度。具体而言，当前在改革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制度、国有资本的经营体制等重大问题上，还存在不少对人们的头脑和改革实践产生束缚的旧观念。实践证明，每一次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出台，都是以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作为前提和先声，因此需要首先破除那些不适应新形势下促进经济增长需要的旧思想、旧观念，才能在决定要素创造性组合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上迈出新步伐。另一方面，在粗线条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之后，应当全面消除计划经济遗留的“砂砾”——对生产、要素和各行业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5]。
　　面对2020年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悲观，但放到新供给增长模型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疫情防控造成的短期供给冲击和需求萎缩之外，疫情对新供给增长模型中三个维度、五个方面的长期增长因素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不仅如此，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公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些重大改革举措如能贯彻实施，必将有利于再造要素和制度新红利。同时疫情的冲击也加快了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最后，只要疫情结束后及时取消各种短期“供给约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就不会改变。
　　注释
　　[1]  [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0.
　　[2]  [美]哈里·兰德雷斯 等.经济思想史（第四版中译本）[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58.
　　[3] 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138-141.
　　[4] 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142-146.
　　[5]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
　　[6]  [美]斯坦利·L.布鲁 等.经济思想史（第7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81.
　　[7]-[8] 滕泰.下一个四十年的經济驱动力[J].中国科技财富，2019（2）.
　　[9] 滕泰.新供给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36.
　　[10] 滕泰.新供给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34.
　　[11] 滕泰.新供给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135-141.
　　[12] 滕泰.新供给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148-156.
　　[13] 滕泰.新供给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142-147.
　　[14] 滕泰.新供给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157-166.
　　[15] 滕泰.新供给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89-124.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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