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是否有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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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天翔
【摘要】本文以上海、安徽、重庆等长江经济带11个代表性省份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针对调查的长江经济带整体以及东西中三个区域，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均能对该地区企业家精神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还在不断加速。针对此现象和三个区域的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结合现存问题以及未来较为合适的发展方式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 产业集聚 企业家精神 长江经济带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获得了爆炸性增长。对我国而言，企业家精神能够有效激励地区和企业的创新，在为我国培养大量技术人才的同时，也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最能直接体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绩效，其企业家精神对产业发展影响深远，而对企业家精神的要求也往往高于其他行业。
企业家对企业发展举足轻重，企业家精神更是企业家的重要品质。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如今尚处于边缘状态，其概念与理论研究虽然较为成熟，但在我国新时代特定背景下的研究则比较稀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企业家精神往往有创新和创业两方面的特质，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论证企业家精神对企业财务绩效、创新绩效和企业成长转型等方面的正面影响，很少谈到如何在实践中注重培育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并研究适合企业家精神的外部环境。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是企业家精神高度活跃的区域，其所提供给企业家精神的优质创新创业环境是其他地区所不能及的。长江经济带是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超过40%，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高新技术产业，分析其产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通过经验证据，对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产业升级提出政策建议，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家精神
近二十年来，企业家精神受到格外重视。随着创业创新对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作用越来越凸显，个人、企业和社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被相继开发。此后，又有学者进一步从22个主题对其进行研究分类（Gwen，2003），并构建出一个系统完整的研究框架。
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开始就有许多争议。“Entrepreneurship”一词具有指特定学术领域或是管理学概念的双重含义[1]，因此在本文的研究视角下，笔者将采用“Entrepreneurship”作为个人、组织和社会层面的不同表现的定义方式。三个不同层次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方式、内容和进展均有很大不同，其内涵及相互关系框架参见图1。
个体层面的企业家精神首先开创了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企业家的行为机制进行初步研究时首先选取了那些具有成功经历的企业家，再开发出一系列定量分析方法对他们的创业倾向进行精准测定，最后将心理分析过渡到行为模式分析。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学者们通常采取个案研究法，通过对比识别出企业家与一般工作者所不同的特质，得出的结论多为创业是在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不稳定结果，甚至支持企业家精神与生俱来的观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通过创业态度倾向量表、创业倾向量表等一系列量化工具来对企业家进行预测。由此，从对个体的研究也逐步扩展到环境-个体的单向作用研究。
在1990-2000年“全球企业的流星现象”出现后，组织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显得越发具有现实意义。与个人层面不同，组织企业家精神研究重点在于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以及长远规划引导的影响和贡献，其关注的单位是企业，故需以大量成功组织研究为前提，再概括出这些组织的共同点并对认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组织采取创业特质的总结归纳，以此总结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并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观点和理论。
再后来，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企业家精神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共性研究也随之诞生。社会企业家精神与前述两种有所不同，其一般体现在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层面而非停留在对企业价值的创造[2]，其对公益性和社会性的要求更高。通常，企业家需要找到一种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途径或是以较高的风险为代价分配社会价值以及抢先一步获得社会稀缺资源。其中创造价值的途径能够将其他企业家精神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有效区分开[3]。
（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作为空间经济学、新竞争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的热点问题，其发展从古典区位理论（Alfred Weber）为起始，经过新古典经济学（Alfred Marshall）的发展，最终有了如今的新空间集聚理论（Edgar Hoover）并将其列入经济学主流研究范畴之中[4]。相关文献多从空间特征与产业特征两个方面对产业集群进行界定，指某一特定产业以及相关设施的聚集，并因此形成持续而强力的竞争优势现象，将产业集聚从空间意义上的静态集聚升华到了功能意义上的动态集聚[5]。
在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最先流行的是外部经济理论，即外部规模经济理论。随后在19世纪初期，集聚经济的理论传播开来。集聚包括从单纯的规模扩张带来的工业集聚到大企业的集中对同类型企业的吸引，通常以要素、物流以及土地三个层面产生作用。而此时也从马歇尔的外部性扩展到了外部效应与内部效应。外部性同时包括局域化以及城市化两个规模，内部效应指的是一个区域内既有企业和新兴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是企业与消费者而是企业之间的效应，故称为内部效应。后保尔将其形成原因总结为运输成本与市场需求、外部经济和历史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
第三种理论为竞争优势理论，该种理论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非合背景到合作背景的转变。竞争优势理論中，产业集聚被理解成特殊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下企业具有多种层面的竞争优势。此后，众多学者对其中的非直接经济因素进行研究探索，拓展了理论思路，丰富了研究视角。 高新技术产业是一种引领技术潮流的产业，其并非“高技术产业”和“新技术产业”的简单加总，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高新技术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它以高新技术为基础，从事一种及以上高新技术研发、生产、商业化等企业集合[6]。对于这种企业，其产品的生命周期曲线的前期研发与导入非常漫长，投入相对较多，开发也有一定困难。而一旦度过导入期，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将大大超出一般产品。因此国际上也是通过这个角度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界定的，其表现在对研究与开发（R&D）经费投入强度、人员投入强度和产品技术复杂程度提出要求。高新技术产业的三个突出特点为：知识和技术密集程度很高、发展速度以及产品更替很快以及生产的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和效益都很高。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分类标准也遵循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方法，即对几个特定的行业进行划分，同时我们也结合自身国情和基础技术发展水平对高新技术产品进行明确界定，比如《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三、实证指标构建
（一）企业家精神指标
对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精神进行测量，需要规范而又合理的指标，这将最终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测度，因此在指标选取和评价方法等方面都需要更加谨慎。企业家精神是本次研究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根据研究分析[7]，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和可得性，本研究的企业家精神根据该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一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体现了企业家在一定阶段内对发展与创新的进取性，同时也能反映企业家们在企业规模管理方面的决策。
（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指标体系
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指标构建，要符合科学、可行的原则并且能够形成整体。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指标构建原则，我们用区位熵指标对江苏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区位熵又称为专门化率，由哈盖特首次提出并运用于区域经济分析中，它不仅可用于分析区域优势产业的状况，还可以根据该值的大小衡量相关产业的发展强度。由于统计方式的变化，产业总产值与资产总计数据均有缺失，而企业数量并不能反映既有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状况，就业人数更能有效反映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故本研究选用从业人员区位熵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企业集聚程度。所以，高新技术产业区位熵具体表示为某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占背景区域整体的该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比重，区位熵越大则表示产业集聚越明显，具体计算方式为：
其中，LQi表示i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程度，ei表示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数，Ei则表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数。本研究参考《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对2001-2015年间总计15年的从业人员数据进行收集与处理。由于2012年后统计方式的变化，2012年后的区位熵则由高新技术产业GDP与地区GDP计算得出，具体如表1所示。
（三）数据的稳定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因此很多时候会表现出非平稳特性，并因此而产生虚假回归，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并无任何实际相关经济关系，进行回归时也能有很高的可决系数。所以在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时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研究选用了LLC方法对各变量以及长江经济带东西中三个区域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及其在各地区的时间序列值均能通过单位根检验，这也就说明了数据的平稳性，此时可对变量进行分析，不存在“虚假相关”的问题。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对长江经济带11个代表省份进行回归分析，并对东部三省市、中部四省和西部四省市分别进行回归，根据上述研究思路及检验得到以下结果（见表2）。从分析结果来看，4次分析都引入了区位熵（集聚变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产业集聚变量的系数都是正的，也就是说与被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呈正相关关系，即产业集聚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家精神。本次简单线性相关分析的拟合度均处于0.2～0.5之间，这也说明了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产业集聚确实是企业家精神变化的一大影响因素，产业集聚程度在该区域内提高确实能够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但同时企业家精神的未知影响因素尚有很多，例如人均GDP、地区开放水平等，这不包括在本次研究范围之内。
同时本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最能得以体现，在西部地区强度相对较弱，而整个长江经济带，这种效应也未能像其在东部及中部地区发挥同等程度的作用。我们知道，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领先，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较为庞大，且呈现出技术密集的特点，这说明在一定区间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往往会加速影响。这也就是说，对于目前的长江经济带，当一个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越高，该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其影响提升的幅度也会越明显。为了验证这一推论，我们将回归分析中的企业家精神指标对数化，发现其拟合优度有明显的上升，从0.404上升到了0.495，这也验证了加速模型比线性模型更加适合用于测定企业家精神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关系及作用机理，这种加速进行的模式是实际存在的。
四、结论和建议
由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得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够对区域企业家精神产生促进作用。本研究还验证了长江经济带东西中与整体的产业集聚作用效果，并发现在高新技术产业较为发达的东部，其产业集聚产生的企业家精神更加强烈，此区间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企业家精神所产生的作用是加速增长的，并通过修改回归模型来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此推论也是成立的。
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平衡充分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的强劲动力，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给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集聚
对于长江经济带的中西部而言，其高新技术产业尚未达到促进企业家精神高速发展的程度，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则能够有效提高其高新技术产业的运作效率。便利的基础设施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促进产业集聚发展[8]。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分析，我们发现东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各方面都较大幅度超过中西部地区，而对于长江经济带整体，其企业家精神受到产业集聚增长而提升的部分也未能达到与东部相当的程度。中西部地區基础设施不完善，这是制约整个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加快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 （二）加强技术研究，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业集聚区的创新能力
高新技术产业最重要的特点是高智力密集性，而产业发展依赖于知识和创新，因此要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加强企业的研究开发工作，向产业链上游攀登，这也是企业家精神对高新技术产业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地区要瞄准世界前沿，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努力占据高附加值的研究开发环节。产业集聚的影响，一个重要途径是知识溢出效应，通过企业间的合作研究来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为，为高新技术产业做强做优提供支持。同时大量投入研发，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行为与创新能力，从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并由此激发更多企业家精神的的迸发。
（三）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高地区间分工合作水平，形成紧密衔接的供应链和产业链
除了东中西部的相互协调与合作，科学合理定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产业分工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各省市创新发展的同时，要尽量避免高新技术产业同质化，从而导致产业结构趋同，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因此要根据各省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历史因素、比较优势和区位条件，明确各自的产业定位和产业分工。要加强各地的互动协调，立足自身比较优势，统籌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长三角地区的辐射引领作用，促进中上游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从而提高地区之间的分工合作水平。
要加强国家层面的协调指导，打破地区市场壁垒，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创新创业活动一体化。
（四）加大资本投入，加强人才建设
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能力，要实现其裂变，离不开资本和知识源源不断的投入。长江经济带的中西部地区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积极招商引资，引导国内外资金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完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并给予其优惠贷款政策。特别是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小企业，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担保贷款机制，对符合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规划的企业适当放宽贷款条件，为有想法、有能力的企业家提供创新创业的环境和条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智力资源密集程度的要求较高，因此要积极引进和培育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同时加强对劳动力的技术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要推动大学等研究机构与企业深度融合，在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集聚的同时更好地培育企业家精神。
注释
[1]王晶晶，杜晶晶，夏凡.社会企业家精神差异性及其与企业成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4，30（03）：64-71.
[2]刘文华，黄鑫.基于区位熵的区域产业集聚度统计检验[J].统计与决策，2015（11）：130-133.
[3]张颖嘉.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6.
[4]樊迪.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机制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017.
[5]李亚慧.高技术产业集聚模式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研究[D].新疆大学，2019.
[6]邱士雷，王子龙，杨琬琨，董会忠.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集聚效应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30（06）：128-137.
[7]宛群超.产业集聚对中国省域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D].新疆大学，2018.
[8]裴玲玲.科技人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J].科学学研究，2018，36（05）：813-824.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贝尔英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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