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重点关注生猪生产、脱贫攻坚、农村土地利用等问题

作者:未知


  5月18日,在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集团举办的媒体沟通会上针对“三农”问题分享了3项提案:《双疫情影响下加速恢复生猪产能,实施综合性提振复产措施》《做好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产业衔接,建立城乡一体扶贫保障新体制》《解决农村耕地抛荒,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双疫情影响下加速恢复生猪产能,实施综合性提振复产措施
  受非洲猪瘟的影响,2019年我国生猪存栏同比下跌27.5%。今年以来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叠加非瘟疫情的常态化,进一步影响了全球的生猪产业,生猪供给可能较长时间处于偏紧状态,猪价处于持续高位的时间比以往的各轮周期要长。为应对此种情况,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以扶持生猪生产、保障猪肉市场供应的政策措施。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专门指出“要确保2020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但重振生猪产业,涉及养殖用地、资金投入、金融服务、基层动物防疫、科技研发、人才建设等多个方面。
  为促进在双疫情压力下加速恢复生猪产能,刘永好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在国家层面设立生猪产业发展母基金或发行特殊国债。非瘟加速中国养猪业转型升级,规模化养殖成为主流,金融支持也应改变过去小额补贴到户的方式,应时代变化而变。建议通过在国家层面设立生猪产业发展母基金,并投资于专项子基金的方式,放大财政资金引导产业发展的效果。基金重点支持因非瘟引发的生猪养殖行业整合和保供任务中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规模化、现代化、环保型生猪养殖基地建设,以及以生猪养殖为核心,涵盖饲料、屠宰、中央厨房、食品深加工等环节在内的产业链建设。近期中央提出将“发行特别国债”,用于防疫抗疫等用途,也建议考虑划出一定额度,专门用于重点支持规模化养殖项目,以克服双疫情下的复产不利因素,促进生猪产业投资与产能加速恢复。
  (二)支持养猪用地“聚零为整”,适当推广聚落化养殖模式。 双疫情威胁之下,“聚落化养殖模式”凸显防疫情、讲环保、控成本等多方优势,建议在合适的地区进一步推广这一模式,推动国家生猪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合理的单体聚落需600亩以上的土地,地块分散也不利于生物安全防控,增加了转运、洗消成本。建议政府加大“聚零为整”力度,协助企业将零星地块整合成大型猪场用地,土地调规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變通灵活处理,以加快规模猪场的建设速度。
  (三)鼓励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加大养猪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创新性的育种、养殖、疫病防控技术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疫情防控水平。企业在生产的第一线,具备科技研发的动力、条件,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建议国家加大资金支持与政策引导,继续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加快养猪产业内重点领域的科技创新。同时鼓励职业院校增设校企合作的专项教学计划,完善专业人员在职进修、专升本等学历体系,为智慧养殖培养更多的急需高端技术人才。
  (四)加强跨区域协调,适应产能恢复期的跨区域生产布局需要。当前生猪产业仍处于产能恢复期,不同区域、省份之间产能布局存在差异,单一区域与省份内种猪产能与仔猪供给,尚不能实现自我平衡。大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需要跨区域、跨省份调配种猪与仔猪,实现全国生产布局。建议在当前的产能恢复期,国家在严格落实非瘟防控的前提下,创新政策安排,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内部和企业之间跨省、跨区域调配种猪、仔猪,优化全国生猪生产秩序。
  做好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产业衔接,建立城乡一体扶贫保障新体制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我国即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但2020年之后,国内仍将产生新增贫困人口,相对贫困现象将长期存在。首先,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进城务工农民的失业概率会大幅提高,城镇低劳动技能群体也会受到很大冲击。其次,过去集中连片、以农村为主的贫困地域特征将改变,贫困人口将分散在城乡各处,因病、因灾、因失业致贫返贫的青壮年及其家庭,留守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将成为主要帮扶对象。因此,针对性的扶贫减贫仍将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总结前期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转变精准方向、制定新的贫困人口判定标准,增加精准措施、搭建新的应急救济、长效帮扶、社会管理体系。
  为此,刘永好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适应新形势,制定新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体系。因突发灾害、重大疾病、鳏寡孤独等因素,新增贫困人口、家庭将持续存在。与以前制定绝对贫困线、把线下人口作为扶贫对象的方法不同,要制定新的贫困户判定标准、构建城乡一体、精准识别的新体制。针对贫困人口城乡并存的新情况,“十四五”期间要以城乡收入的变动情况,按人口比例划定百分比、等级,制定不同标准,对应惠及不同群体。
  (二)建立新的城乡一体扶贫保障体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继续在财政上加强投入,持续提高“三区三州”区域的教育和医疗水平,让相对贫困群体特别是老人、妇女、儿童获得应有的教育、医疗、养老服务。特别要加强儿童学前教育、儿童营养餐、远程教育软硬件设施等基础保障,扩大新农合重大疾病和门诊慢性病保障范围,扩大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普及远程医疗诊断基础设施,构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补充商业保险+社会公益救助”多级保障体系,降低求医成本和医疗费用,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三)加深夯实农业产业基础,加快农村金融普惠转型。建议继续大力发展高效环保、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产品价值链。在财税、金融、土地等方面提供支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产业衔接,让攻坚战中培育的产业项目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存在由政府、龙头企业主导的“消费扶贫”,虽然可实现短期成效,但要坚持引导产业项目真正对接市场,提升技术水平,改进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独立行走”。 全国1000万人的易地搬迁完成后,也要强化“扶后管理”,通过延续产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帮助搬迁群体实现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同时,还要加快推进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加快数字金融在农村的运用。   (四)加强普及劳动技能培训,建立欠发达地区就业双向补贴机制。一是引入产业工人的“学徒制”培养方式,构建“地方财政补贴+校企联合培养+龙头企业安置”相结合的对口就业模式,让返乡失业青年尽快实现稳定就业。二是建立返乡就业双向补贴机制。国家曾针对担任“村官”一定年限的应届大学生给予考研考公加分的鼓励政策,未来也可以针对扎根欠发达地区、投身扶贫事业的城市户籍大学生给予一定年限的就业补贴。三是由于涉农企业大多利润率较低,难以承载大学生对薪酬福利的高要求,建议对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涉农、扶贫项目实施相应的财税减免或补贴政策,缓解就业压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积蓄人才动力。
  解决农村耕地抛荒,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对“三农”工作的扶持力度,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实施,给农村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文明进步。但在全国耕地并不富余的情况下,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仍然不高,农村耕地拋荒现象依然严重。究其原因:一是外出误工人员增多,农村劳动力匮乏;二是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经济效益低;三是种植水平低规模小,人均效益率不高;四是农业生产技术低下,产业结构调整慢;五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害能力不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为此,刘永好提出以下建议:
  (一)开展拋荒耕地大普查,下决心治理抛荒问题。建议以县为单位组织开展耕地抛荒大普查,建立农村抛荒耕地台账,精准掌握乡村耕地抛荒情况,充分发挥村、组两级基层调控作用,将抛荒耕地及时发包给劳动力富余的农户。
  (二)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促进规模化经营。各级党委、政府及村组集体经济组织要建立健全耕地流转机制,充分发挥在耕地流转过程中的引导和监管作用,积极化解耕地流转过程中的问题。对于常年抛荒的耕地,可由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终止承包经营合同,收回发包地,集體发包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对因外出务工、无劳动力耕种而抛荒的耕地,可由村组代耕或请他人代耕,或组织大户进行承包,或动员农户将经营权转让。鼓励和支持单位和个人承包抛荒耕地从事农业开发,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三)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种养加”产业化布局。要走出农业不赚钱的困境,关键是种、养、加的布局问题,建议要有一盘棋的用地规划、要有科学的空间布局。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大力引导农民更新观念,提高素质,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既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又要调整农村种养加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建立"风险共担,利益互补"机制,使农民享受产业链带来的红利,能够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有效避免和减少市场风险,从而有效保证农民收入的增加,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四)强化农业的市场导向,提高农产品效益。要减少土地抛荒,必须解决农产品价格低的问题。建议各涉农部门要积极帮助农民把准市场导向,降低种植风险。大力推广优质品种,实行区域化生产,提高粮食及经济作物品质,满足市场需求。引导农产品走精深加工的路子,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对农产品加工企业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和扶持,鼓励创优质、树品牌、拓市场,不断提高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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