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誉的会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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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已经针对商誉会计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然而对于当时的企业而言，商誉会计仍旧是一项全新的事物。在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有关商誉的会计问题仍旧较多，本文主要分析了商誉会计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方式。
　　关键词：商誉;财务管理;会计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入，我国资本并购运作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通过企业合并进行资本运作的手段越来越普遍，并已经成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要组成内容。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的普及应用，传统产业升级优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新业态、新行业不断涌现。在这种宏观环境下，企业开展投资并购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在合并的过程中，企业在获得合并的协同效应的同时，在整合管理中也会面临投资并购所带来的各类问题，商誉及减值的会计处理便是这些问题中的重要一项。商誉是投资方购买价格高于被并购方资产公允价值的溢价，对于投资方来说，商誉属于一项看涨实物期权。商誉确认及减值的会计处理质量，不但影响企业自身的会计信息质量，而且影响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运行。
　　一、商誉在实际会计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商誉在减值中存在问题
　　在执行原会计制度时期，商誉的后续会计处理方法为摊销法，与无形资产摊销方法类似，如果存在减值迹象，仍然需要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但是，这种处理方法不合理之处在于，商誉的使用寿命及消耗模式无法准确预测，确定一个摊销的期间并在该期间摊销商誉，该摊销金额的估计过于随意，因此该摊销金额无法给报表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不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要求。
　　为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新会计准则将商誉摊销法改为单一减值测试法，并要求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每年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但是，现行商誉减值处理方法仍表现出来两个方面问题：
　　一是，现行商誉减值测试法是一种间接测试，减值测试的计量单元是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无法直接测算商誉本身的可收回金额，很多企业未能及时确认商誉减值损失，且确认的减值损失金额明显不足，导致会计的稳健性受到影响。
　　二是，“净空高度”的掩护效应，商誉减值无法及时确认。所谓的净空高度，是指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超过账面价值的部分。净空高度存在的原因，是由于资产组的价值并没有完全在企业报表上得到体现，包括企业在并购前已存在的自创商誉、尚未在报表中确认的资产以及报表中已经确认的资产其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中尚未确认的部分等。由于减值损失首先被净空高度稀释，只有当净空高度变为零时，才会开始确认商誉的减值。因此，净空高度的存在，必然会减少商誉的减值损失。
　　（二）商誉的信息披露问题
　　我国会计准则仅对商誉及减值的披露进行原则性的要求，上市公司也仅是披露商誉的金额及是否发生减值，减值测试中关键预测数据、参数未能详细披露。在实务工作中，商誉减值测试一方面依赖于管理层的财务预测，另一方面依赖于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的规范程度和发展程度。在信息披露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商誉减值测试大部分时候流于形式，未能起到有效识别商誉减值风险，导致部分上市企业利用商誉进行盈余管理。
　　（三）缺乏完整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于商誉的产生及后续减值进行监管，以及中介机构的工作质量、职业素养都有待提升，影响商誉减值测试的整体测试质量。特别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商誉减值方法进行了修订，我国会计准则一旦与之趋同，将给管理层更多的主观判断空间，管理层将更加倾向于作出过于乐观的预测以避免确认商誉减值损失，从而进一步增强商誉减值测试的随意性和可操纵性，也进一步增加了审计与监管难度。因此，市场监管层出台对于商誉监管的法律、法律，已经是迫在眉睫。
　　二、对于商誉会计处理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改进商誉减值测试对象
　　在進行商誉测试时，应以企业相关的全部资产作为对象，尽可能地降低由于企业自身的问题而导致在做商誉测试时，其对象存在过分的不稳定性。企业内的固定资产以及相关资产都是随着企业并购行为进而产生的一种商誉，在企业并购之前只有一个自创商誉，只有一个参考对象。当前为了避免企业在做商誉测试时，存在的不规范不合理问题，保证所有商誉测试的准确性和合理性，需要明确参考对象是什么，并且不改变这一参考对象。通过对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进行分析，发现商誉在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有着十分明确且详细的规定，但是企业部分企业会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或者始终考虑到自身发展，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操作商誉。这种操作商誉会导致企业所做出的商誉减值测试的结果并不满足企业的实际状况，甚至会让企业商誉减值测试的方式变得更加烦琐，并且缺少透明性。很多企业管理者都不会将企业进行商誉测试时的测试方法、测试对象与大众公开。企业的商誉测试具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导致市场中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以及消费者并不信任企业的商誉减值测试结果，认为企业的商誉减值结果第一没有说服力，第二结果不准确。并且我国市场中的监管部门，可以选择基于期权的商誉计量方式，并且对并购企业的商誉进行简单的计量，明确商誉在减值测试时，其定期的全模型相关参数是什么、合并商誉的金额，并且在合并之前了解到所产生的商誉价值差额是多少。在合并商誉时，了解到商誉的比例小于零时，则需要从最初始的合并商誉中扣除这一部分。
　　（二）对商誉在披露方面出现问题的策略
　　通过对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进行分析，会计准则中明确规定了企业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需要将当期损益放入到商誉减值这一损益的科目中。但是这种方式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并不符合我国会计准则中要求的会计数据真实性这一原则，商誉价值变动本身并没有实现最基本的企业经济要求，应该考虑到商誉在披露过程中所涉及的成本与费用，企业无论是在合并或者是在收购中，都会出现相对明显的商誉减值。商誉减值计入综合收益科目中，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是企业的财务报表利润表中有着明确的显示。然而现阶段我国部分企业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并没有在这一方面展现出问题，也没有将企业的商誉减值融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在企业的财务报表附注披露时，其需要披露的内容不仅包括了传统的企业发展的相关参数，还要披露企业的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以及在开展商誉减值测试时所涉及的一系列设计参数、设计内容，使得商誉减值在市场应用时具有一定的可审性，可以验证商誉减值的质量。与此同时，企业管理者需并购商誉减值，将其移出企业的利润发展之外，确保企业的商誉减值和企业的利润是可以分离开，本身并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由于并购商誉减值是企业权益者的项目，但是并不是利润。为此，将并购商誉除去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让企业在经济发展时，发展效益得到提升，同时也可以减少市场中在并购时过分溢价的情况，让企业的经济发展效果能逐步提升，控制市场中出现了巨额亏损的现象。以往我国对于商誉的概念相对模糊，也导致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其成本相对较高，有关商誉的概念，现阶段的讨论内容比较多，不同的学者以及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商誉，给商誉赋予更多的看法以及全新的解释。从现阶段商誉的发展效果分析，商誉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仍旧可以认知商誉是在企业长久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资产，现阶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商誉的认知也越发的深刻，而通过大量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商誉主要分为三个不同的含义：第一消费者对于某一个企业所体现出的好感，进而让其企业的市场经济价值得到了提升。第二，企业的预想收益后以及企业在商誉的总投资上所剩出所剩余的回报。第三，企业的总价值减去企业中所蕴含的有形资产或者是无形资产，其中的总和同样是企业的商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更好地评判企业的商誉，当前制度制定出更加准确的企业商誉概念，并且给出一系列有关商誉减值测试中的规范操作，确保商誉减值的质量能够得到提升。 　　（三）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
　　由于传统我国商誉在确定时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在商誉的初始确认或者是在后续的计量中，都没有十分完善的相关规定，导致商誉的测量质量相对较差。在开展测试环节处理难度也在逐步提升，只有规定越发的清晰、明了，才能更加符合商誉减值测试中的实际操作要求，防止在商誉操作的过程中其争议越来越多，企业的支出成本也可以逐步减少，这种方式能直接提高企业在进行商誉管理时的整体管理质量，并且让企业更加公允、更加客观地去判断商誉减值的价值估量，提高商誉管理的准确性。现阶段还需要提高我国企业内所有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由于商誉减值操作本身需要会计人员参与到其中，而会计人员对于我国政策以及相关规定的了解、熟悉程度皆影响商誉减值测试的整体质量。可以在市场中建立专业的商誉测试相关考级，确保所有参与到商誉测试的会计从业人员，具有其专业素养。会计人员的专业素养提高能够帮助我国开展商誉减值测试的处理中，测试质量更佳，要求所有的会计从业人员对我国所下发的财政政策以及审计政策，非常准确地了解、掌握市场发展情况，确保商誉处理的专业性以及合理性。在商誉处理的前期、后期以及中期环节，都需要进行细致化的处理与规定，才能不斷地完善有关商业发展的各项指标以及必经程序。在不同情况下，针对商誉减值测试应有明确的对应点，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做一个大致或者是大概的时间要求。确定减值测试方法以及测量依据，该做到细化规定，降低由于主观因素的参与而导致商誉的确认和测量的质量不佳这一问题出现。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现阶段在企业商誉测试处理的过程中分析，其会计处理上仍旧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国相关部门以及企业自身都格外重视。无论是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素养或者是明确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到什么是商誉、对商誉进行准确的定义，根据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做到与时俱进，都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支出，并且帮助企业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使企业的经济发展效益能够逐步提升达到最大化。帮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益更加稳定，使得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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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朱其芬，韦云龙.关于企业商誉会计处理的思考[J].中国总会计师，2019（12）：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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