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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信息披露、所有权性质与权益资本成本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何玉 胥琛

  【摘要】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文章实证分析了企业披露绿色发展信息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不同所有权性质下这种影响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绿色发展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呈“倒U型”关系,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这种“倒U型”关系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发展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倒U型”关系在重污染行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中更为显著,但在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地区之间并没有产生显著差异。
  【关键词】绿色发展;信息披露;资本成本;所有权性质
  【中图分类号】F275.1
  ★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企业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经济后果及动力机制研究”(20BJL136);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江苏企业碳排放共生战略绩效评价机制研究”(2017ZDIXM063)支持。
  一、引言
  近年来,绿色发展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议题,而企业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中流砥柱,其生产和经营的绿色转型对于整个社会实现绿色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企业经营存在着典型的经济“外部性”问题,企业消耗资源攫取经济利益而造成的污染却由全体社会承担。因此践行绿色发展更加需要企业的参与和努力。
  绿色发展信息披露是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绿色发展战略、督促企业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途径。绿色发展信息在国内以自愿性披露为主,又由于企业编制和披露切实可靠的绿色发展信息报告需要付出大量成本(杨洁等,2020)[1],所以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出发企业披露绿色发展信息的主动性不强。以往的研究认为企业充分披露会计信息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何玉和张天西,2006)[2]。本文通过对201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绿色发展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倒U型”关系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研究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重污染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中更为显著,但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影响较小。本文丰富了以下三方面研究:首先,国内现有研究绿色发展的文献大多从政府、区域和行业等宏观与中观角度出发(刘纪远等,2013;苏利阳等,2013)[3-4],而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角度对绿色发展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其次,本文研究专注绿色发展信息而不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Dhaliwal等,2011;孟晓俊等,2010)[5-6]、环境报告信息(Peter等,2007;叶陈刚等,2015)[7-8]或碳信息(何玉等,2014;崔秀梅等,2016)[9-10],绿色发展信息披露与其他信息披露并不相同。最后,本文研究结果证明了中国企业绿色发展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呈“倒U型”关系而非简单线性关系(Welker,1995;Sengupta,1998;汪炜和蒋高峰,2004)[11-13],深化了绿色发展信息披露相关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一)绿色发展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绿色发展是以绿色经济增长模式为基础,协调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将环境因素视为生产的基本要素,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为目标(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Jouvet和 Perthuis,2013)[14-15]。
  而对于绿色发展济后果的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从区域、行业等宏观或中观角度出发,Wang等(2021)[16]通过研究中国城市群之间增长竞争力的差异发现工业绿色发展有利于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Zhang等(2020)[17]运用自相关模型研究中国地级或直辖市的环境表现结果发现城市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远大于挤出效应;徐胜等(2018)[18]从省份面板数据出发验证了绿色信贷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显著影响,以市场为导向合理配置绿色信贷资金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的绿色发展转型;李顺毅(2017)[19]的研究发现绿色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且其幸福增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张雯和徐晓东(2019)[20]的研究发现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有助于企业提高出口比例、政府应适时对亟待绿色发展转型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助支持。
  以往对于绿色发展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和区域层面,从企业层面出发研究绿色发展经济后果的文献相对较少,而研究绿色发展对于资本成本影响的相关文献则更为稀缺。
  (二)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
  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Dhaliwal等,2011)[5]。信息不对称程度是信息披露影响资本成本的重要途径(Verrecchia,2001)[21],充分的信息披露促使利益相关者能够准确判断企业的价值、避免高估企业的风险。Healy和Palepu(2001)[22]研究发现企业能够通过增加信息披露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并获取额外收益;王华和张程睿(2005)[23]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对于主动披露信息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筹资成本,其主要依靠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来实现;Reverte(2016)[24]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够帮助投资者正确评估投资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避免逆向选择。
  目前考察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财务和非财务两个角度出发。从财务角度出发,Botosan(1997)[25]和Plumlee(2002)[26]最早证明了公司透明度与资本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汪炜和蒋高峰(2004)[13]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之间同样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支晓强和何天芮(2010)[27]通过多种计量方法衡量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结果显示二者联合则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同样证实了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负相关关系(Welker,1995:Sengupta,1998)[11-12]。非财务角度则主要包括企业碳信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环境保护信息披露、企业绿色发展信息等,何玉等(2014)[9]研究发现企业充分披露碳信息一方面能够降低资本成本,另一方面能够减轻企业面临的法律压力;崔秀梅等(2016)[10]认为社会压力影响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孟晓俊等(2010)[6]研究发现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通过增加公司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最终来实现资本成本的下降;李姝等(2013)[28]的研究提出了“首次披露”效应,即企业首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李力等(2019)[29]认为碳业绩较好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企业的碳信息,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融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叶陈刚等(2015)[8]的研究则专注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二者同样呈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不同于以上,杨洁等(2020)[1]以A股高碳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了碳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倒U型”关系;李虹等(2016)[30]关于企业环保投资与资本成本的研究结果显示资本成本并非随着环保投资额简单线性变动,同样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

nlc2022051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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