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视角的中国海归创业二元网络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枢盛 陈继祥

　　摘要：海归企业发展迅猛，作用巨大，但是理论学术研究却滞后于海归企业发展现状。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海归企业的现状和中国情境下关系的概念内涵和中国文化基础，同时比较了中国关系与其在西方文化相对应概念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海归二元社会网络的文化差异机理，从而为后续的海归创业、海归二元网络及战略发展的构建了基研究础性，最后进行了未来研究展望。
　　关键词：海归；二元网络；关系；文化
　　一、 引言
　　中国的海归企业兼具全球化和中国元素，潜能巨大，根据2011年的数据，仅北京中关村平均每个工作日就有2家“海归企业”诞生，中国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一半以上都是由海归创办管理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分别由三代企业家推动了三次经济高速的发展，第三次创业潮就是以一大批在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和实践的海归为代表，加上部分本土知识精英。然而目前对海归企业的理论学术研究却滞后于海归企业发展现状。海归企业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将有潜力成为我国创业创新的中坚力量之一，对其的研究将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网络的研究在社会学和管理学近年得以广泛应用，社会网络深受文化的影响，关系式一种社会网络，在很多国家存在，但是受其本国文化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含义和作用。海归同时受中西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二元文化，并进而影响了其国内国际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在起创业和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值得深入分析。关系是中国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最直接和全面的反应，关系及其作用被认为是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基础性变量，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主导下的企业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成为国外了解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经济管理的一个突破口。因而从文化视角入手，分析海归社会网络的差异，将有助于全面解析海归的二元社会网络的作用机理。
　　二、 海归企业的相关研究评述
　　海归企业是很多新兴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重要现象，对当地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obert E Lucas，Jr（1990）提出了“人才回归论”（Brain Gain），他指出欠发达国家缺乏高技术的人才和人力资本，这样可能使得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有更好的机会和利润空间。Annalee Saxenian（1999）是提出“人才循环论”（Brain Circulation）的学者之一，她指出今天国际人才的流动已经开始了双向的流动，在海外的原发展中国家人才会对其母国经济生产力的增长、新企业的创建、就业机会的增加、研发和直接投资及技术创新都起到积极的作用。Saxenian（2005）指出，美国硅谷的成功，中国和印度的人才功不可没，而这些穿梭于美中之间的风险投资者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Raj，Dhooleka Sarhadi （2003）分析了“海外印度人”对印度的影响，认为这些海归带回了大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与世界各大公司的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印度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关于中国创业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中国转型经济下的创业问题却没有得到完备的分析。中国创业的研究要考虑中国的情境性，如Tan（2008）的研究显示已有的一些西方理论并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的创业问题研究，而应该考虑到中国具体环境的特殊性，因此，对中国创业活动特殊规律及其理论贡献的挖掘总体上仍不尽如人意。
　　关于中国海归企业的研究中，Mike Wright等（2008）从资产互补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海归企业的创业园选址和企业家经验类型及绩效的关系；Ou Dai和Xiaohui Liu（2009）从基于知识和网络的视角对比实证研究了中关村的海归和本土中小企业的绩效；Lgor Filatotchev等（2009）研究了在新兴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中，海归创业者的知识转移作用；Xiaohui Liu等（2010）则实证研究海归企业与本地的其他企业的创新能力及知识溢出的新方式。
　　三、 社会网络的文化对比分析
　　1. 关系的中国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导，其特点首先是注意宗法等级观念，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一。中国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在宗法关系上形成的注重“关系取向”与“身份取向”的伦理型文化，这种传统导引出的是等级制度、“家长权威”、人与人关系间的“特殊主义”倾向和“依赖人格”。其次是“君师合一”。君王是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圣人则是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二者合一，就是伦理与政治的合一等。
　　商业的传统地位在历史上一直非常低，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自古就依靠土地，统治阶层依靠的是田赋，从而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和“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列。商人被认为是不从事生产寄生的，其价值在传统文化中被否认而置于最低层，因而是可耻的。再者商人致富便拥有驱使贫苦民众而造成势力，破坏既定秩序威胁统治阶层的利益，因而政府要重农抑商控制经济。同时，中国缺乏契约精神。在商业被压制的社会里，买卖交易，私人契约之类皆依风俗习惯，无私法可言。如费正清所言：中国没有把公司看作法人的思想。大的商号都是家庭企业。商业关系并非冷酷不讲人情，它不受那些与家庭处于另一世界的法律或契约原则的约束。商业是维持中国人生活的人情、亲族义务和私人关系的整个巨网的一环。在旧中国，法律、契约的神圣义务和自由的私人企业三者之间，从来没有成为神圣的三位一体。由此可见，关系在中国经济管理活动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商业活动更多地以私人关系为基础（Relation-based）。
　　关系是中国一个传统的历史文化现象，要想定义清楚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目前关系依然没有一个精确和统一的定义。从字面意义上讲，“关”指门或者障碍，“系”指连接，合起来“关系”指通过门或者克服障碍来取得联系。广义的讲，关系就是个人间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非常看重的是网络、信任、承诺、好处、共同的、互惠和长期的收益。在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进行关系研究时，关系被视为一种社会网络。从社会学角度而言，Luo（1997）提到，儒家认为社会是关系导向的，建立一个强有力和有秩序的层级关系，就会获得社会和经济活动的秩序和谐。在这样一个层级社会里面，个人之间形成的隐含着相互义务、互利性和信任的联系就构成了中国社会关系和关系网络的基础。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以已为中心”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是“以人伦为经，以亲疏为纬”的人际网络。从管理学的角度而言，Peng和Luo（2000）提出关系在组织层面就是管理者和合作者及政府官员的可以用为来组织目的所利用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管理者的社会网络。同时，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因为它包括了社会交往的互惠性义务和决定一个人的面子，关系成为一种人们之间相互信任与合作的资源，运用关系能克服资源短缺，因而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来源。 　　2. 中国社会的关系与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的区别。
　　中国社会的关系与其在西方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存在较大的差别。然而就是西方各国的关系也是具有较大的差异，因为西方各国的文化之间就存在差异。比如，福山认为中国、法国、意大利为低信任社会的代表，美国、德国、日本为高信任社会的代表。
　　简单的说，中国社会的关系相对复杂，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比较简单，两者的共同点就是互惠性，而中国社会的关系的互惠性是隐性的，是建立在感情和私人关系基础上的，而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是显性的，就是一种非私人关系的经济权衡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的关系遵循的是社会一种习俗、惯例和规范，而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遵循的是法律和规则。中国社会的关系的角色是比较隐晦的，这种关系的互惠性范围也是比较有弹性的，而西方社会的交换性关系是比较明确的，关系的互惠性范围也是限定好的等等。二者的对比见表1所示。这只是一种简化的、抽象的对比，而这种差异显然是由于深层的文化因素所决定的。
　　四、 海归二元网络的文化差异机理
　　社会网络研究的核心观点可以归结为：以Granovetter（1973）为代表的联结强度（Strength of a Tie）特别是弱联结的力量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以Bourdieu（1980）、Coleman（1988）为代表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观点、由Burt（1992）为代表的结构洞 （Struetural Hole）理论以及以Polanyi（1957）、Granovetter（1985）、Uzzi（1996）为代表的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社会网络深受文化的影响，因为文化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文化的差异将传递到社会网络上的差异，这种影响机理可以用图1来表示。
　　总体而言，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西方认为个人和社会为两独立之本体，而在中国则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这是中西的历史发展路径不同造成的，因此中国现代社会脱胎于伦理本位的宗法社会，而西方现代社会则源于基督教宗教信仰的集体生活的社会。为了对这种文化差异进行度量，Hofstede（1980）提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维度并被广泛应用。西方社会中，美国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而这种文化的不同又影响着人的行为，特别是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相互关系，从而影响了社会网络的两个重要属性：连接强度和结构洞。
　　影响社会网络的信息等资源获取的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变量是信任。根据对于没有密切关系的人的信任程度的不同，信任可以分为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和特殊信任（Particularied trust）。虽然普遍和特殊两种信任都可以减少创业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监督违规行为的成本，但因为二者嵌入的社会文化不同，社会网络作用的机理就不同。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或准亲戚关系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特殊信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圈内（Ingroup）的人变得更加的凝聚，从而不断发展出于圈外人不同的模式化的思维。这样的内在凝聚力和模式化思维反过来会阻碍圈内的个人去接触其他的圈子并获得信息，从而降低了创业机会感知的可能性。相反，普遍信任会减少不同圈子之间的冲突，增进合作，从而有利于发现和利用创业机会。
　　海归回国创业，但在国外依然维持着社会网络，与国外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可以方便地获得国际重要资讯，从而能及时跟踪世界高新技术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研发新产品和开拓市场。据调查发现，接近80%的海归曾在不同时期参与过起码一个不同的社团、商会、行业组织，校友会、同学会、创业园区组织等。这些机构的参与，对于海归扩大创业与发展的网络，认识新的合作伙伴，寻找和交流新的创业信息，建立新的社会关系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海归的一个独特和重要的特点就是文化的二元性，他们既受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海归的二元网络就是根植在二元文化的基础上的。如上所述，二元文化差异导致了海归的二元社会网络差异。
　　五、 讨论与展望
　　目前对中国海归企业的学术研究明显滞后于海归企业的发展现状，因此急需快速推进对海归企业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海归企业的特征分析。通过对比研究海归企业与传统企业等其他企业的差异，全面勾勒出海归企业的特征，阐释其所具有的特殊性。其次，对中国海归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创业机理和全球资源、知识整合的实现方式进行深入研究。社会网络在机会识别、资源获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重点研究海归企业网络自身的发展机理和演化模式，特别是中国情境下社会网络的类别、特征和作用的研究。
　　而相对于关系的研究在管理学的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展开。后续的研究首先应该就关系的概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国外的很多研究总让人感觉隔靴搔痒，毕竟在管理学领域能精通中国文化的人非常少，因而本土的研究者可以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次是关系的测度还比较散乱，因此有必要对关系的维度及量表开发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关系的概念及很多与关系相关的概念，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存在，比如面子是在各种文化中都存在的概念34，那么这些概念在管理学术及商业实践的区别在哪里，可以进行对比研究，尤其是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进行对比研究，比如中、日、韩和新加坡等国及台湾、香港等地区，这些地区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是本身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制度建设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的形成和对关系及关系在管理及商业实践中的影响就非常值得研究。
　　结合以上二者的研究，将极大的深入海归二元网络的研究，为以后基于二元网络的创业和发展研究，以及相关的对比拓展研究，建立很好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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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组织文化与组织创造力研究——基于组织的二元情境视角”（项目号：71032003）。
　　作者简介：陈继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枢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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