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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澳门博彩业的“独特”社会责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黄统

  【摘要】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密切关注企业运行的方向和发展路径,并非是由于我们识别其“非正义”,人们才提出了特定的改革建议。对企业无方向、非针对性地的干预很有可能是无效的或者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企业、对企业的内部的重新安排以及企业的发展方向把握都应当从实用、实际的角度来考虑到它们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实际影响从而进行评价。从企业所在地的角度考察,澳门博彩业企业社会责任与我们一般所谈的一般商业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着诸多差异。
  【关键词】非正义 澳门博彩 社会责任
  澳门博彩业企业本身所面临的跨文化挑战在社会责任领域更是成倍地放大,全球化趋势所引领的各种大同时尚潮流并未促使不同地区地各行各业文化趋于一致。葡国文化,中国文化与澳门当地形成的综合文化在趋同表像的深层是中葡悠久历史决定的文化内核;经济全球化所浓缩的世界版图并未将中葡国家以及澳门的社会利益都纳入统一的世界社会利益的概念范畴之内;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葡国殖民文化价值观和澳门自身发展所形成的观念以及世界大流传统观念之间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并非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各行各业的虽然在宏观上的发展上走向一维的利益价值却难以将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肤色的雇员的思维路径与伦理道德重塑为一体的价值观。简而言之,澳门博彩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缘起的基础变得更加复杂和必要,这一切决定了澳门博彩业企业与一般商业企业责任相比,在社会责任的构筑基础、主体目标、社会期望以及监管方面有着其特殊性。
  澳门博彩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建立在包括葡国、中国和澳门地区的多种文化和伦理的基础之上,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经过文化和伦理塑造的社会期望,澳门博彩业的社会责任同时受制于多元社会环境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既然是一种自律责任,则主要依靠经营者及其雇员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文化和伦理决定或影响个人意识形态的形成,凯恩斯说过,“思想观念是一切力量中最强大的经济力量”,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思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家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文化和伦理形成的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将会决定或影响社会责任的社会标准及其监管成本,“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的意志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方。”诺斯认为,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用于克服搭便车,道德危机和偷懒行为的社会工具,是节约制度动作哦一种有效机制。比如日本公司(以及在海外运作的日本公司)社会责任的做法和概念在重要的方面都与西方的有所差别。”探究成困在于,日本公司社金责任的基础是由组织成员的观念、儒家学说和忠诚三个基本文化与伦理特征所购成的,按照诺斯的观点,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所以,企业社会责任是由文化、观念、企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等塑造而成的,并不存在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澳门博彩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与一般企业的目标存在质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澳门博彩企业的行业的特殊属性和企业位置所决定的“混血”身份。即使是合法化了的博彩业,仍然由于其自身的天然属性和兴业性质有着无可否认的社会危害或曰“社会成本”。“博彩业制造的行业成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从赌客之不负责任的滥赌行为中衍生出来的社会成本,另一类是在赌场内外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而孽生出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所制造的社会成本”比如犯罪、因犯罪而产生的司法成本、工作时间和劳动效率损失、失业、破产、自杀、疾病、家庭问题、个人财务损失、社会救助开支、车祸等,不能掩盖其自身的“先天缺陷”。因此,在我们研究澳门博彩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应当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澳门博彩业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目标人群对于澳门博彩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期望超过了一般企业的标准以及国际通行的标准。这种高期望值主要是基于对澳门博彩业垄断行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实力。一般而言,在各国,公司社会责任具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在美国,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责任和对于社区的捐款(例如捐赠给大学)、文化活动、禁止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利用童工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等。在德国,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都是公司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日本,环境问题和维持雇佣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同样是公司必须承受的社会责任。我们不难看出,公司社会责任是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公司社会责任是根据这种‘社会信赖’即以社会期待的某种方式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这种特定的社会期待,与该社会本身的文化也有密切的联系的关系。同样,社会现状对社会期待的形成和改变有着极大的影响,而社会期待的变化会与之响应的引起公司社会责任的变化”亚里斯多德在其著作《伦理学》中有过深刻的阐述:“财富显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的,而只是实现其他事物的手段。”一面是随着博彩业的经济高速迅猛发展,其追逐利润的能力越来越强,另一面是澳门其他行业增长水平的降低和澳门人福利的减少,因此,博彩业作为澳门经济的龙头产业,掌握和控制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因此难免被人们赋予了更高的期望,澳门博彩业应该为澳门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
  无论从澳门博彩业本身还是一般企业的客观视角来看,澳门博彩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评价标准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由澳门博彩企业经营的经济逻辑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所决定的。
  因此,澳门博彩企业需要承担包含经济责任在内的广义社会责任,为澳门的稳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但博彩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涉及的利益主体非常广泛、利益关系极其复杂,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相互协作,共同降低或消除博彩业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第一,对于澳门特区政府来说,应该制定出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标准,明确要求和鼓励博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随着澳门博彩业的快速发展,相关的法制建设也同步跟进。除了基本法关于旅游娱乐业的规定和《澳门民法典》第二卷「债法」第十三章关于「赌博及打赌」一般原则规定之外,立法会先后制定了关于博彩业的4部法律,包括《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不法赌博》《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法律制度》《预防及遏制清洗黑钱犯罪》。除此之外,还颁布了有关澳门博彩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长宫批示共计40余项,以及作为行政合同的博彩经营合同。但从澳门立法的角度而言,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澳门政府对于该问题的关注,虽然难免存在不足。首先,当地语系化后的《澳门商法典》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不是那么明确。虽然在公司治理机制的设计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一些内容,如《澳门商法典》第248条、第249条及第250条关于对公司股东、债权人或第三人权益保护的规定,体现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应有内涵,虽然《澳门民法典》中有关于权利人形式权利明显超越基于善意、善意风俗或该权利所具之社会或经济规定,但我们可以看到,《澳门商法典》在关于公司的通篇规定中,未曾出现过有关社会责任的表述,这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二,对于澳门博彩企业而言,应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资讯披露制度在澳门的初步推行。此做法在澳门博彩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当中,已有了初步的发展—日前,MGM国际度假集团在其发佈的首个综合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提高了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标準。这份以“激励我们的社会”为主题的报告,反映了MGM公司就多样性与包容性,慈善事业与社区能力以及环境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所实践和肩负的重要责任。MGM国际度假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im Murren表示,“在此我们承诺,公司会始终秉承著优质的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不断提高自己。保护环境是每个公司都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第三,对于员工、社区、社会团体和全体居民等利益相关者来说,必须通过各种有效措施促进、推动和配合博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社会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主体之间的第三部门,以自治和自律为基本特征,可以克服“市场失灵”和预防“政府失灵”。它因具有平衡协调功能和公私混合的特点,符合社会本位的理念,故而成为经济法的重要主体。近年来,澳门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已成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在社会众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作用,由于它地位的中间性,故它的协调和监督比较客观、公正,有利益督促澳门博彩业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现今已有众多针对性的义工组织和辅导机构,如逸安社、澳门工业福音团契问题赌徒康复中心、澳门宣道会感恩堂、明亮行动联盟、圣公会等非营利性组织和教会性质团体。当前看来,澳门这些具有预防和戒赌功能的非营利性机构仍然有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空间,加强各类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可以大大提高机构的运行效率,强化社会对博彩企业的监督作用,促进博彩企业向高标准的良好企业公民迈进。
  最后,我想我们的企业在追求盈利,从社会获取利益的同时,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关注他赖以生存的社会,一个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不可能永续经营,而一个缺少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企业的社会也不可能健康发展。所以只有取之与社会,用之于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黄统(1989-),男,江苏南通人,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学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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