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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分异:结构动力与文化动力的双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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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居民阶层化的重要表现,其极端形式表现为贫困区位化。居住空间的分异是各阶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体现,其形成过程极为复杂。本文拟从空间分异的各种表现出发,用结构――文化的视角分析其形成机制,以便突破空间对人际互动和资源分配所造成的障碍,推进城市住房分配的合理化进程。
  [关键词]空间分异;空间隔离;社会内卷
  [中图分类号]C9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8)05-0744-05
  
  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在多种地域尺度上存在。只要有阶层分化和群体差别,居住空间分异就不可避免。居住空间分异是具有特定特征和文化的人群聚居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整个城市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它反映着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空间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与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
  
  一、空间分异的表现与社会内涵
  
  在社会理论里,空间不能不参照社会实践而加以定义,空间不仅是一个物质产物,而且是相关于其它物质产物而牵涉于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以形式、功能和意义。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城市空间在建构社区文化、形成群体意识、影响资源分配、阻断阶层交流、塑造支配权力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并从多个方面揭示出空间分异的内在实质。
  
  (一)空间分异的表现
  随着城市经济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转型,城市中同一阶层的人们在居住和活动空间上日益体现出同质性,从而形成城市空间的区位化分布,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萨森在研究了“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后,提出了“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zation)”理论。该理论认为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非但没有带来中产阶层的扩张,反而使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呈现两极扩张的趋势,形成“沙漏型”社会结构。作为社会极化的空间后果,“分裂的城市(Divided Cities)”和“二元城市(DualCities)”开始出现,一极是城市精英阶层的防卫型社区,另一极是弱势群体、贫困人口高密度聚居的城市中心地带,由此而形成了穷人与富人居住区的空间隔离。
  居住空间隔离包含两种情形:其一,对两个(或以上)团体(阶层群体)而言,居住隔离必须满足居住空间上的隔断和团体主体互不接触两个条件;其二,对一个特定团体(阶层)而言,其居住分布区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一定空间距离的地区组成,在中间地区里没有该团体居住。第一种情形表现为城市各阶层居住空间的圈层式隔离和扇形隔离,第二种情形具体表现为镶嵌式隔离。古典人类生态学家提出的同心圆学说、扇形学说和多核心学说都是借助空间模型来探讨城市中人与人、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黄怡也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居住隔离的空间分布。
  空间分异最极端的表现是贫困区位化,联合国居住规划署将其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这些贫困社区多半分布在中心商业区的停滞发展地带和城市边缘地区。怀特在构建的21世纪城市模型中指出,贫困阶层聚集在CBD周边的停滞发展地带,少数民族聚居区呈现扇弧形插入中心。曼恩也发现英国中等城市中低收入和最低阶层分布在城市外围边缘区。麦吉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型中,擅自占地非法建设区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区。这些贫困地区不仅在空间上与其它阶层活动区隔离开来,而且在住区特征,例如住区环境品质、公共配套设施、物业管理水平、住宅价格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差状态。
  
  (二)空间分异的社会内涵
  城市居住空间既是一种地理空间,也是一种社会空间。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化与隔离是城市社会等级结构的外在体现。在居住空间的区域化分布中,文化、情感、象征、权力、歧视、排斥等社会性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生态学认为,情感、价值和理想对社会体系的空间定位具有明显作用。文化价值与空间的关系是一种象征关系,空间的特性不是其自然性,而是源自空间的某一文化体系的象征性。因此,象征性的社会――空间关系可以定义为空间的特性是外赋的,社会体系的各项目标源自文化体系,并在空间内分布。共享同一价值观的社会体系会产生空间认同,趋向于保持该处的土地利用方式。弗雷通过对波士顿中心地区土地利用状况的分析,指出空间对社会活动具有凝聚、恢复和低档的作用,可以与一些社会价值结合在一起受到崇拜,可以让共有某种文化或价值的人群聚居。居住空间的分异不仅体现各阶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权力资源、文化价值的差异程度,也反映出政府和社会对待贫困人口、少数民族、外来移民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安排。
  
  二、结构动力及其隔离效应
  
  关于空间分异形成机制的结构视角倾向于把空间分异归因为外部作用力,包括经济重组、制度变迁、公共政策的排斥等因素,是非自愿性隔离的产物。
  关于居住空间分异,人们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收入水平上,因为收入的高低制约着人们进入哪一类住房市场。在社会分工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收入取决于职业资格以及人们在组织中占有的地位和从事的业务。职业的稳定性是在生产系统和社会分层体系中,政治――意识形态整合的结果,一个人能得到什么类型的住房依据他们被社会整合的程度。但是,社会关系与地理空间的高度结合为各阶层的社会接受度设置了不同标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位、城市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程度、支配性权力的利益追逐和歧视性制度的主动排斥都在结构层面上削减了弱势群体进入住房市场的机会和能力。
  美国学者凯恩指出,工作岗位的郊区化和美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居住隔离是造成内城工作技能不足的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和黑人)失业率较高、收入相对较低和工作出行时间偏长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空间不匹配”假设。这一假设实际上揭示了城市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位问题,一方面弱势人群由于进入市场能力低下无法购买郊区高档住宅而被迫滞居在内城,同时生产性行业的外移使他们在内城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到外城上班的时间成本。城市地理空间和主流社会关系的反向流动减少了弱势人群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
  住宅阶级理论认为,人人都希望有较好的居住条件,但城市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各社会群体必须借助不同的社会资源争取到不同的住宅。一般而言,较富裕者会住在环境清静宽敞、设施现代的郊区,贫困者因交通费和楼价的昂贵只能留在城市中心附近破旧拥挤的贫民区。这一结果的出现是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和支配性权力追逐利益的产物。城市空间私有化的过程也是住宅市场化的过程。房地产业只对利润和保持城市的商业活力感兴趣,随着私人空间占有面积的扩大,他们将城市空间从传统空间中剥离出来,公共空间变得支离破碎并逐渐消失。私人控制公众准入以保证本体性安全。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考验着各阶层进入住房市场的能力,对此,卡斯特指出,住房不平等被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层次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公共住房生产与管理的经济制度、文化机构的不平等待遇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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