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瑶田与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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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程瑶田是安徽歙县人，清代乾嘉年间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文章借助于第一手文献资料，对程瑶田的书法观、学书方法论、书法文化交游以及他的书法成就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关键词：程瑶田；书法交游；书法观；学书方法；书法成就
　　中图分类号：K8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101―0152―05
　　
　　程瑶田(1725―1814)，安徽歙县人，字易畴，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人。程瑶田学贯汉宋，博雅宏通，于天文、地理、算学、典制、音韵、名物、书法等许多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代表作是《通艺录》。焦循称赞程瑶田：“实事求是，穷极微芒。允哉通艺，轶汉驾唐。”这是他对程瑶田的学术人生的高度评价。本文拟对程瑶田的书法交游、书法观、学书方法论、书法成就等加以考察。
　　
　　一、程瑶田的书法交游活动
　　
　　由于程瑶田品性敦厚，学艺兼善，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书家都和他有密切的书法文化联系。
　　程瑶田学识渊博而又喜欢与后学交往。汪中为人桀骜不恭，盛气凌人，但对于自己所佩服的人，则由衷敬重。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汪中在致刘台拱的信中说：“去年交程举人瑶田、洪中书榜。……又长夏客江宁，与钱少詹事相处，日夕谈论甚契。程君有体有用，不可不内交之。”从汪中的书札中，我们看到了他对友谊的热情歌颂，也了解到了他与程瑶田等人切磋学问的情况。汪中本人的书法艺术是极为出色的，但他更加佩服程瑶田的书法造诣。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毕沅、谢墉、王昶一齐推荐汪中前往杭州承担校勘《四库全书》之役。作为一介布衣，汪中为能参与此事而兴奋。所以，校勘事毕后，汪中自撰楹联并请程瑶田书之：“家有射阳画像，身典金山秘书”。王念孙说：程瑶田和他是“忘年交”，“同在京师则晨夕过从，南北索居则尺牍时通，相与商榷古义者四十余年。先生立品之醇，为学之勤，持论之精，所见之卓，一时罕有其匹。……说之精，皆出于心之细也。”汪中、王念孙都比程瑶田小十九岁，都可说是程瑶田的晚辈，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之笃厚。
　　程瑶田年长邓石如十八岁。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邓石如在安徽广德邂逅程瑶田，彼此初识相得，倾盖而谈，从此也成为忘年之交。四十五年庚子(1780)，邓石如在扬州学习篆隶，而程瑶田从京城来扬州。程瑶田见邓石如临古有得，甚为高兴，便把自己行囊中的碑帖悉数借予邓石如，供其抄录临摹，同时还让邓石如抄录了自己的五篇书论文章。四十七年壬寅(1782)，邓石如鬻艺于歙县时，曾前往歙县溪南拜访程瑶田，并在程瑶田家留住十天。就在这年，经由程瑶田的介绍，邓石如认识了金榜。金榜也是歙县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状元，师江永，友戴震，深于经术。后来，张惠言授馆于金榜家，便是通过金榜结识邓石如的。张惠言本人之善篆书，与他曾经向邓石如学习篆法不无关系。他坦承：“余之知为篆书，由识石如。”考察以程瑶田为核心的上述交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天看邓石如，我们在肯定其篆隶成就的同时，不应忽视程瑶田等人对他的影响。邓石如有一段自述：“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至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志，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程瑶田爱好金石碑版的搜集和著录，联系到邓石如与程瑶田等长辈学者的交往，我们有理由相信，邓石如在篆隶书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与程瑶田等人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同道间的书艺交流对于书法学习来说是很重要的。程瑶田说：“人自就傅之后，最相习者，友也。故熏陶之功，得之友者为多。”而他本人就是一个善于向他人学习的人。潘有为，广东番禺人，字毅堂，为翁方纲弟子，与程瑶田同年。程瑶田说：“番禺潘舍人毅堂与余同年，……毅堂博洽多闻，尤精元鉴，藏法帖、名人字画，皆神妙品。惟其能辨真赝，赝者必斥去，故所收虽宝金白玉不啻也。……(所蓄)钟鼎尊彝诸器有款识者甚多，……浸假而及于印章。……(每有暇则)邀余往鉴焉。”程瑶田自认为在与潘有为的交往中获益良多：“向非毅堂好古、蓄铜章如是之多，余亦安能窥六书之精义而发古人之蕴若是哉!”李光地曾说：“出门之功甚大。闭户用功何尝不好，到底出门闻见广，使某不见顾宁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韵、历算之详。佛门中遍参历扣，最是妙义，岂必高明人，就是寻常人，亦有一知半解。”游学与请教他人，是提高自我的重要途径。程瑶田与当时书家间的交游，无疑是有利于双方的，书家藉此增长了学问，而他本人也因此而提高了书艺。
　　孙星衍有一首诗，记录了他与友人的密切交往：“把臂梁园近十年，雪鸿忽聚此山前。画图他日传佳话，金石交情翰墨缘。”一句“金石交情翰墨缘”，道出了古代学人间的友谊。借用这句诗来描述程瑶田和他的朋友们围绕着金石、文字、书画而产生的频繁的互动关系，也是十分贴切的。这种互动关系所折射出的是一种浓厚的学术气氛、高雅的艺术格调和醇厚的君子之风。
　　
　　二、程瑶田的书法观
　　
　　程瑶田毕生以治经为职志。他认为，读书、治学是正业，而“艺”，包括书法在内，则都属于余事。程瑶田在其论文《游艺篇》中，阐述了他对艺术的理解。
　　程瑶田说：“学者之于文，终身焉耳矣。文在六经，日‘六艺’。孔子之教也，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孔子之言学也，则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故，游艺者，学之终事也。……道在于艺，故必于艺中而得其道，得其道然后可以尽伦，得其道然后可以尽职，尽伦尽职则德修于身而可以据于德矣。伦无不尽，职无不尽，则仁全于心而可以依于仁矣。夫德之能据也，仁之能依也，皆于艺乎得之。而德则欲其始终能据也，仁则欲其始终能依也，是不可不有以养之也。于艺乎得之者，还当于艺乎养之。游艺者，所以养其所得之道也。而且温故可以知新也，资深乃以逢源也，故日：游艺者，学之终事也。抑是艺也，岂惟是足乎已也云耳哉?道在，我将以兼善天下也，通经足用，艺者，出治之本也；道在，我将欲传之其人也，博学详说，艺者，教人之方也。今夫圣人，艺之宗也，以其从心所欲不逾矩者，笔之书，是艺之所从出者也。然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犹且好古敏求于艺之中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在此，程瑶田阐述了他对于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几句话的理解，同时也就表达了他对包括书法在内的“六艺”的看法。“六艺”一说，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日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266)程瑶田认为，读书学习，应当从“艺”人手，所 谓“学固从艺入耳”。为什么呢?因为学习的目的在于求道，而求“道”必须有技艺，所以，“必于艺中而得其道”。习“艺”的过程，究其实际，乃是求道的过程；既“得其道”，也就“据于德矣”、“依于仁矣”。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德之能据也，仁之能依也，皆于艺乎得之”。而“于艺乎得之者，还当于艺乎养之。游艺者，所以养其所得之道也”。也就是说，“游于艺”承担着两种作用：它既是读书人求得道从而“据于德”、“依于仁”的手段和途径，又是读书人确保“德…‘始终能据”、“仁”“始终能依”的手段和途径。既然“游于艺”是读书人确保“德”“始终能据”、“仁”“始终能依”的手段和途径，所以，很自然地，程瑶田便进一步提出，读书人应当活到老，学到老，所谓“游艺者，学之终事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好古敏求于艺之中而不知其老之将至”。
　　程瑶田的这段文字，精炼、归结成一句话就是：“游于艺”乃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手段和途径。由此，我们看出了“艺”在程瑶田心中的地位：在他看来，“艺”是技能，是工具，是手段，仅此而已。书法亦当作如是观。程瑶田在这篇文章中所阐发的对艺术的见解，代表了他对于书法的看法。那就是，在程瑶田看来，相对于他所孜孜砣砣终身以之的学术事业来说，作为“六艺”之一的书法，乃处于“文艺之末”的地位。它和治经的事业相比，一下一高，一次一主，一末一本，不容颠倒。因而，程瑶田总是从“技”的角度看待书法。在他看来，无论从政、从教，治学、为诗、为文，或其它文人职事，“书写”是离不开、少不了的。如果说他重视“书写”，乃是因为这种“技艺”是文化人所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文化人”的一个标志。如果说他轻视“书写”，则是因为在他看来，“书写”作为手段，与学者的著述、诗文家的诗文写作、为官从政者的官方实用书写和社会交往、信息传布等各类既定“目的”比较起来，“目的”总是重于“手段”。程瑶田本人固然善书，也大有书名，但总的来看，他视书法为“技”、“学之终事”等，乃是一个基本的思想倾向。
　　
　　三、程瑶田的学书方法论
　　
　　尽管程瑶田视书法为“学之终事”，但他又雅好书法，所以，关于学习书法的方法问题，程瑶田有很多论述。苏东坡说过：“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不过，东坡所达到的这一境界是建立在对古代经典书迹的熟谙把握的基础上的。人们在学书的起始阶段是不可急于求成的。因而，程瑶田关于学书方法的论述，主要谈的是临习碑帖的方法。
　　程瑶田说：“书者，心画也，得之于心而借书于手者也。借于手而手不能，居然而为书，则又有为手所借者笔也”；“夫书之成，成于笔也”。所以，要把一笔一画都交代到位，就必须注意用笔或者说笔法问题。程瑶田指出：“书法贵中锋也。……通此一关，书学思过半矣。”程瑶田的长孙程锡露，善书，惜二十四岁而卒。程瑶田在为程锡露所作的奠文中写道：“汝十三岁作擘窠书日‘兰花坡’，匀称不容改作。余喜其有骨法，作诗日：‘右军有笔谁能掣，到溉斯才老弗如’。”由此观之，在程瑶田看来，用笔的核心问题在于“中锋”二字。因为做到了中锋用笔，笔画自然也就有了立体感，当然也就有了“骨法”。但是，仅仅做到中锋用笔还不够，“每作・笔，自首至尾”，以及构成每个字的各个笔画之间，还有个气息连贯的问题。所以，程瑶田又说：“每作一笔，自首至尾，气必贯注。”“因其自然，尽其能事，点画之变形亦运之以天而已矣。…‘书之为道，虚运也，若天然，惟虚也。…‘所谓一顿一折之道也，属文则然，其于作字也，安得而不然?……若夫点画既断，错聚成章，而其气脉无不相连。……一字之结体，若八音之相宣，暾如也，亦绎如也。”在这里，“点画之变形亦运之以天”，也就是“因其自然”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点画是自然而然地写出来的，而不能造作；程瑶田所说的“虚”、“虚运”，其实也不玄妙，无非就是要求用笔灵活而勿板滞。他认为，学书者注意到了这些问题，那么，一顿一折，“气必贯注”，“气脉相连”，整个字的结体也就不会显得板滞而无生气了。梁同书对程瑶田的这些论述评价很高，认为是“皆发前人所未发”。程瑶田还说：“书法不传于世久矣。然其阴阳、反正之理，运转、变化之妙，自具于人之手，虽使初知执笔之童子，莫不有其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在焉。”书法固然是要讲究技法的，但书法技法并非是神秘莫测的东西，即使是对初学执笔的童子而言，亦是如此，因为，技法毕竟是属于形而下的东西，它仅仅是需要一个熟练的过程而已。当然，实事求是地讲，程瑶田在这里所说，就书法之“阴阳、反正之理，运转、变化之妙”而言，即使是“初知执笔之童子”，也“莫不有其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在焉”，又也许把问题说得过于简单化了吧。
　　
　　四、程瑶田的书法成就
　　
　　程瑶田于书法兴趣甚浓，成就很大，并且有书法著述传世。程瑶田的论书著作《九势碎事》一卷，收于《通艺录》第十八册。《九势碎事》中，收有他的《书势五事》、《书势纂言》、《论书示瑞儿》、《论书示露孙》、《论赝书帖子》等专门研讨书法的文章。作为卓越的小学大师，在书法艺术领域，程瑶田不只有理论，其创作水平也不同凡响。他“精艺事，诗歌、书法、篆刻，无不工妙”。清人李斗说：“易田书法，步武晋唐，均为其学问所掩。”钱林则说：“易田隶书，出入晋唐，精妙无比。”包世臣又说：“程瑶田小真书”“逸品下”。从前人的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断定，程瑶田于书法有着非常全面的成就，只是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太过耀眼，他自己也总把书法看作是“学之终事”，所以，人们提起他时，首先想到的总是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程瑶田论人、论书都崇尚中和而不喜乖戾。他“性和缓，终身不解诟詈。”他有一副对联是：“直认理来终惹气，曲通情处渐能和”，他又说：“和者，无乖戾之谓。”“学者之持身而涉世也，一出于和而已矣。和以治己，则居之安；和以治人，则人皆乐之而日迁于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夫圣人之赞化育而参乎天地也，惟在和而已矣，而况于学者乎?”程瑶田的书法就有一种中和美。他传世的作品，看似信手拈来，但用笔、结体的微妙变化尽在其中，书卷气息非常浓厚。
　　或许有人会问，程瑶田视书法为“学之终事”，那他怎么会取得如此的成就呢?我们认为，二者其实并不矛盾。钱大听说：“盖才之大者，能兼众人之长。”但我想更重要的，还是他在终身不辍的读书生活中所逐渐积累起来的学养和终其一生都不曾停止的抄书、札记、著书立说的过程中所练就的书法功力起了作用，正所谓“本深而末愈茂，形大而声自宏”。
　　元人许谦说：“吾非有大过人者，惟为学之功无间断耳。”程瑶田在书法上之所以能有不凡的成就，也和他在学术上取得高度成就 的原因一样，在于他的“为学之功无间断”。当然，这里所谓“为学之功不间断”，不是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书法的研习上，而是指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在学术研究上。程瑶田耽于治经，一辈子抄书、札记、著书不辍，且取得了重大成就，这并非是妨碍他的书法艺术活动的消极因素。相反，正是他的学术研究生涯，不仅锤炼了他的功力，还开阔了他的胸襟，丰富了他的学养，使他笔下的文字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从而在文化层面上大大提高了他的书法的审美境界。章学诚曾打过一个美妙的比方：“缙绅高会清谈，其中有妙言语者，亦有绌口辨者，相对自无愧怍。忽有夏畦负贩，衣冠揖让其中，不待启口，即见本色。毋论为谨为放，皆无是处。”是“缙绅”还是“夏畦负贩”，不必开口，即见本色。在这里，一个人品位的高低，不在于他是口若悬河，还是言词木讷，而在于他是不是有相应的气质。气质对一个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撇开这段话中所流露出的封建士大夫的自我感觉良好和对劳动者的鄙视不谈，应当说，章学诚的这段话是很有道理的。书法也是如此，程瑶田的书法，所以有韵味，所以能得到人们的称许，不在于其外在的笔墨语言，而在于它作为学者书法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程瑶田的书法成就，其实就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副产品，也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事情。
　　在谈及书法时，程瑶田曾发表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论。他说：“世之自谓能者，或不必其果能；而其不能者，反时时流露其能也。譬之草木花实，在天地之间，初何尝有人养之?而未始不应时舒英，当候垂实；而所谓善养树者，尽心于其间，反致枯槁者不少也。”今人贺麟先生的一段话，似乎是程瑶田这段话的注脚：“有许多天天讲卫生，随时随地都在用科学方法想保持健康的人，每每容易生病。反之，一个很忙的人，听其自然，不特别讲卫生，也不特别戕贼身体，反而身体健康。同样，许多天天讲人生观，讲修养，道德名词挂在口上说的人，反而每每道德并不好。而许多从来不谈人生，不谈道德的人，生活反较快乐，道德反而很好。”有意思的是，黄宗羲也认为，“古今来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便是至文。”类似地，我们认为，古今来不必惟有纯粹的书法家始有优秀的书法作品，那些无意于做书法家而重视学术研究的学者，以其丰富的学养和深厚的功力为支撑，他们兴之所至，偶一涉笔，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出色的书法作品的。程瑶田就是如此。
　　在中国书法史上，把书法描述得天花乱坠的，可谓不乏其人。张怀瑾借用曹丕的话，视书法为“不朽之盛事”，并认为“其道有贵而称圣，其迹有秘而莫传；理不可尽之于词，妙不可穷之于笔”，真是神乎其神。只是，对于被称作“不朽之盛事”的书法，程瑶田尽管也一向喜好，且成就非凡，但终究视之为“学之终事”。在他看来，较之学术研究，这“学之终事”是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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