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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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Moder-nity)是20世纪中国文学挥之不去的话题。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自然离不开这个主题，并非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它是反现代性的。就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境况而言，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意识的唯一标记，由此生成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就一直都在为现代性重构，构筑最基本的认知空间。
　　“十七年文学”对现代性的重构，意味着要营造一套新的叙事系统、话语系统和意义系统。因为新中国选择走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就表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开始分道扬镳，甚至是分庭抗礼；同时，也表明要对原先以思想文化启蒙为主导的现代性路径进行相应的修正和调整。这种态势反映在“十七年文学”发展中，就是要求文学叙事必须趋同于国家意识形态，赋予新的民族国家所确定的现代性意义，强调文学建设新国家的鲜明目的性和使命感，并谋求在更广阔、更悠久的历史领域内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支持，使文学在成为整个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中，也使自身成为朝着向未来过渡、发展的一种现代性的意识指南，现代性的精神向导，以获得国家主流意识的充分认同。因此，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20世纪后半叶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对现代性所进行的一种重组和重构。换言之，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国家主体为求证合法性和制定建设新社会、新文化的发展任务，强调通过对新的民族国家风貌的想象来进行现代性重构的意志体现。
　　20世纪对新的民族国家的想象，始终都在给文学的现代性重构不断地加码，使之负载着巨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期望值。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重构，把文学与国家意志联系在一起，以巨大的意识形态能量，强大的民族国家逻辑，突出了通过赋予叙事对象以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理念，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想象历史事件、现实社会和未来世界时，借民族国家意志表现与整合多种现代性价值元素，并将不同的现代性原则(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等)投射于文学表象之中的叙事特点。仅就创作题材选择而言，“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重构策略的制定，就促使了两类题材创作的特别发达：一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其特征是建构历史叙事范式，突出求证合法性的特点，体现新的民族国家进行现代性重构的历史要求；二是农村题材的创作，其特征是建构现实叙事范式，寄予“后发外生型”民族国家建设新社会，迈向现代化的现代性重构愿望。而其他两种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和工商业题材的创作，也要求与上述题材规约看齐。例如，在知识分子题材创作中，就不断地强化知识分子完成与“工农兵”大众身份认同和同构的重要性，突出知识分子以向工农兵学习的方式，成为新的民族国家大家庭成员的创作特点(如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创作)；工商业题材创作则是主张将一般性的工业事件升格为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事件，并突出通过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完成现代化民族国家主体建设和社会秩序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创作特点(如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和《上海的早晨》的创作)。与此相对应，“十七年文学”所追求的便是一种“崇高”性质的美学风范，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和民族主义激情。像被人们所称赞的“五十年代精神”，其中就洋溢着开创新世界的豪情壮志，憧憬美好未来的青春冲动和对新的民族国家忠诚与挚爱的精神。显然，形成这种想象合力的直接结果，乃是整体性地增强了对新的民族国家意志的认同感。
　　“十七年文学”在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强势的同时，也对包括一些后来被文学史家称之为“民间性”在内的多种叙事元素有所包容和接纳，但前提必须是与现代性重构的思想规定性保持一致。像对一度被批评为小资情调的“人性美”，经过反复讨论后又被重新接纳。例如，茹志鹃的《百合花》就以清新、淡雅、精致、优美的叙事格调，叙述了战争中的人性之美，从而吻合了现代性重构对人性规约的需求。又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在反映如火如荼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中，也对蕴藉在新农村中的人情美、乡情美和自然美进行了细腻的描写，从中描绘出了一幅情趣盎然、生动活泼的新农村民俗风情画卷，这显然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代性要求相一致。再如，赵树理的小说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了新文学的传统，充分表现“改造国民性”的现代性主题，对新生活、新社会所出现的种种不合时宜的言行和精神状态开展了批判，表达了新的民族国家要求通过“教育农民”的方式，实现快速进入现代化的愿望，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性重构的民间叙事风格。还有，像柳青在《创业史》中所着意刻画的梁生宝形象，尽管有过于理想化之嫌，但是，将这个新型农民形象置于现代性重构的时空里来考察，从中所寄予的不也正是新的民族国家要求树立新时代新形象的审美愿望和文化理想吗?这些现象都说明，“十七年文学”对现代性的重构和所生成的宏大叙事，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弹性和张力。
　　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虽然它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关，但更主要的则是整体性地得益于晚清以来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发展的强力驱动，也就是说，它几乎是强制性地与整个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诉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杰姆逊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政治”。“十七年文学”之所以被赋予诸多的意识形态功能，就在于它被认为能够通过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将有关现代性重构的诉求形象化地转化成人们的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重构与宏大叙事的最终成型，则标志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观念和审美认知的日臻圆熟，同时也表明它能够在相对应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中运用自如，并擅长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来反映整个国家的发展动向，在追求宏大性的想象时空跨度内来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使文学叙事总是包含着明确的民族国家发展的意识观念。
　　当然，局限也恰恰表现在这里。“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重构，在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主导下，文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依附于意识形态的特点十分明显，文学叙事也越来越承载着强大的社会一政治性负荷，这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国家主体对个人主体的忽视，从而遮蔽了现代性历史诉求的诸多矛盾，如同卡林内斯库所说：“国家主义的兴起是现代性的重大悖论之一：历史地看国家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需要民族国家体系才能滋生，它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必然会发明一种反现代神话。”如果说“五四”新文学对现代性的重构，更多地强调了个人主体的重要性，那么，“十七年文学”则出现国家主体替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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