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经义述闻》对虞翻《易》注的辨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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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论及清代《易》学,今人多仅关注其钩沉整理汉《易》之功,以至于对清代《易》学的认识有失片面。其实,清吴派学者对汉《易》多钩稽之业,而皖派学者对汉《易》则多所辨驳之功。吴派和皖派学者都以探求经籍本义为归。吴派学者因汉儒去古未远,因而致力于汉《易》的钩沉,以求古之途径而求是;皖派学者则认识到汉《易》亦非尽得《周易》之本义,因而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可疑,以考据之途径而求是。皖派释经方法至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益精。本文通过梳理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对虞翻《易》注的辨驳,从一个侧面探究皖派学者解《易》特色,冀对清代《易》学有更为全面的评估。
　　关键词:王引之;《经义述闻》;虞翻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4-0011-03
　　
　　论及清代《易》学,今人多关注其钩沉整理汉《易》之功,以至于对清代《易》学的认识有失片面。其实,清吴派学者对汉《易》多钩稽之业,而皖派学者对汉《易》则多所辨驳之功。吴派和皖派学者都以探求经籍本义为归。吴派学者因汉儒去古未远,因而致力于汉《易》的钩沉,以求古之途径而求是;皖派学者则认识到汉《易》亦非尽得《周易》之本义,因而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可疑,以考据之途径而求是。皖派释经方法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益精。本文通过梳理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对虞翻《易》注的辨驳,从一侧面探究皖派学者解《易》特色,冀对清代《易》学有更为全面的评估。
　　
　　一
　　
　　虞翻发明卦爻多以“之正”为义,阴居阳位则之正而为阳,阳居阴位则之正而为阴。王引之颇不以为然。他在《经义述闻》中说:“夫爻因卦异,卦以爻分,各有部居,不相杂厕。若爻言初六、六三、六五,而易六以九;爻言九二、九四、上九而易九以六,则爻非此爻,卦非此卦矣,不且紊乱而无别乎?”
　　《周易》卦辞中凡有“贞”者,虞翻一概以“之正说”解之。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对之一一加以辨驳。如,坤卦卦辞“利牝马之贞”,虞注:“初动得正,故‘利牝马之贞’。”坤卦卦辞“安贞吉”,虞注:“复初得正,故贞吉。” 王引之以《易传》为据辨驳说:“《彖》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又曰‘安贞之吉,应地无疆’,皆以纯阴之卦言之,未尝以为初爻之正也。”
　　《周易》爻辞中凡爻不当位而言“贞”者,虞翻皆以“之正”为解。王引之认为:“寻文究理,实不当如虞氏所说。” 因而对之也一一加以辨驳。如,坤卦六三爻辞“含章可贞”,虞注:“三失位,发得正,故‘可贞’也。” 王引之以《易传》为据驳之曰:“《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谓内含章美,待时而发,非谓动而之正也。” 针对未济卦六爻皆不当位的特殊情况,王引之说:“未济六爻皆不当位,如以‘之正’为义,则六爻皆当言‘贞’,何以九二、九四、六五言‘贞’而其余则否乎?”
　　不当位之爻,虞翻固以“之正”解之;得位之爻,虞翻有时也以“之正”解之。如益卦六二爻辞“永贞吉”,虞注:“二得正远应,利三之正,己得承之,上之三得正,故永贞吉。” 在这里,虞翻以益卦六三和上九两爻“之正”解益卦六二爻辞中的“永贞吉”。王引之对此质疑说:“如其说,则‘永贞’之文何不系于三、上两爻,而系于六二乎?”
　　最后,王引之总结说:“(虞翻)于经所本无之义而强为之说,其能若合符节乎?……理由牵合,文则龃龉,未见其为不易之论也。虞氏言之正者不可枚举,而其释‘贞’以‘正’最足以乱真,故明辨之。”
　　汉代旧注虽然“去古未远”,但《易传》则离古更近,因此,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辨驳虞翻“之正说”时,几乎都以《易传》为据,这反映了清儒“愈古愈真”的考据思路。 郑吉雄先生指出:“《易传》的许多解释,其实并没有与《易经》分离,甚至往往是扣紧着《易经》而加以演绎发挥。” 刘大钧先生指出:“后人多以为汉《易》可信,其实,汉初即有人‘持论巧慧’‘改师法’了。” 《易传》既与《易经》的本义密切相关,汉《易》既然并非完全可信,那么,王引之以《易传》辨驳汉《易》的工作就不仅合理,而且是十分有意义的,它启示我们辩证对待“以传解经”和“经传分观”两种解《易》思路的利弊得失。
　　
　　二
　　
　　虞翻解《易》常不依本卦,而据旁通之卦。王引之认为“《易》之《彖》与《大象》惟取义于本卦。健顺动巽险明止说之德,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无不各如其本卦,义至明也”,因此,在《经义述闻》中特立“虞氏以旁通说《彖》《象》显与经违”一题加以辨驳。
　　在辩驳虞氏“旁通说”时,王引之多据《彖》《象》本证。如,履卦《彖》辞“履,柔履刚也”,虞翻以履卦的旁通卦谦卦的上卦坤解之曰:“坤柔乾刚,谦坤藉乾,故‘柔履刚’。” 对此,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加以辨驳说:“经云‘说而应乎乾’,谓下兑上乾也。若取义于下艮上坤之谦,则是止而应乎坤矣,岂‘说而应乎乾’之谓乎?” 又如,小畜卦《象》辞“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虞注:“豫坤为文,乾离照坤,故‘懿文德’。” 在这里,虞翻以小畜卦的旁通卦豫卦的下卦坤解释小畜卦《象》辞‘懿文德’的象数依据。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驳之曰:“经云‘风行天上’,不云‘雷出地奋’,何得以豫释之乎?”
　　最后,王引之总结说:“夫《彖》《象》释《易》者也,不合于《彖》《象》,尚望其合于《易》乎?今世言《易》者多宗虞氏,而不察其违失,非求是之道也。”
　　以月体纳甲说解《易》是虞氏《易》学的一大特色。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虞注:“月三日变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兑见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谓二阳为朋,故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二十九日消乙入坤,灭藏于癸,乙东癸北,故东北丧朋。”⑪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驳之曰:“如虞说,二阳为朋,则一阳犹不得为朋,月之出丁成兑,已得二阳,可谓朋矣,若出庚成震,甫得一阳,未可谓之朋也。经文但云‘南得朋’可矣,何得云西乎?消乙入坤,可谓丧朋矣,若纳气于癸,则与日同躔为阳精复生之本,不得仍谓之丧。经文但云‘东丧朋’可矣,何得云北乎?十六日之旦,明初退于辛方,二十三日之旦,半消于丙方,皆丧朋之象。西南亦有丧朋之时,何以独云得朋乎?望夕月半,月盈于甲方,纳其气于壬方,三阳并着,乃得朋之最盛者。东北亦有得朋之时,何以独云丧朋乎?坎为月而坤则否,卦为坤卦,何为取象于月乎?出庚方则为震,出丁方则为兑,于坤何涉乎?《彖传》曰:‘西南得朋,乃与类行。’谓众阴为朋也。今乃云二阳为朋,不与《彖传》相戾乎?虞说殆不可通。”⑫蹇卦《彖》辞“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虞翻亦以月体纳甲说解之:“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为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谓西南得朋也;艮,东北之卦,丧乙灭癸,故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则东北丧朋矣。”⑬王引之辨驳说:“上弦与下弦相对,望与晦相对,论上弦生魄始于庚方丁方,下弦死魄始于辛方丙方,则西南有利有不利。论望夕光盈于甲方,纳气于壬方,晦夕光沦于乙方,纳气于癸方,则东北亦有利有不利。何得于生魄但言其始,于死魄但言其终,而云‘利西南,不利东北’乎?且‘坤,西南卦’,谓坤之方位也,而云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则又以月所在之庚方、丁方言之,而非卦位矣;‘艮,东北之卦’,谓艮之方位也,而云丧乙灭癸,故不利东北,则又以月所在之乙方、癸方言之,而非卦位矣。意义混淆,莫此为甚。且月消于艮,乃下弦于丙方之时,其位南而非北。月消于丙方,则是南亦不利,与所谓不利东北者相抵牾矣。” 最后,王引之得出如下结论:“月体纳甲,见于魏伯阳《参同契》,乃丹家傅会之说,原非《易》之本义,而虞氏乃用之以注经,固宜其说之多谬也。”
　　
　　三
　　
　　清代朴学之风大盛,主张由小学以通经明道,因而训诂之学十分发达。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辩驳虞翻《易》注时,经常以训诂而立论。如,师卦《彖》辞“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虞注:“毒,荼苦也。” 王引之根据《广雅》、《孟子•梁惠王》和《老子》,认为师卦《彖》辞中的“毒”当训为“安”。他说:“《广雅》:‘毒,安也。’毒天下者,安天下也。《孟子•梁惠王篇》曰:‘《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其义。《广雅》训‘毒’为‘安’,盖《周易》旧注也。……《老子》曰‘亭之毒之’,亦谓平之安之也。”
　　高邮王氏父子解经善用声训。陈祖武先生说:“王氏父子之学,以文字音韵最称专精。” 王念孙曾对其子王引之说:“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诘鞠不通矣。毛公《诗传》多借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假借之例大明。后儒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 王引之承父庭训,在辩驳虞氏《易》注时亦运用了“声训”之法。如,泰卦《象》辞“后以财 成天地之道”,虞注:“坤富称财。” 王引之根据声训,认为“裁”当训为“载”。他说:“裁之音与载相近,裁之言载也。”载者,成也。王引之说:“《白虎通义》曰‘载之言成也’;……《小尔雅》曰‘载,成也’;《皋陶谟》‘乃赓载歌’,《传》与《小尔雅》同;《周语》引《大雅》‘陈锡载周’,唐固注曰‘言文王布赐施利以载成周道也’;《老子》‘或强或羸,或强或堕’,谓或成或堕也。” 王引之认为“载”与“成”为同义连用,因此,虞注是不正确的。他说:“‘载成天地之道’,载即是成,犹下文‘辅相天地之宜’,辅即是相也。载成、辅相皆平列字,不当上下异训。”
　　清儒崇尚“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在《经义述闻》中经常出现“遍考”字样,反映了王引之为求得精审的考据结果,用力之勤。如,考辨渐卦六二爻辞中的“盘”绝非盘石之义时,王引之说:“遍考西汉以前之书,言‘盘石’者皆连‘石’字为文,无单称‘盘’者。”⑪又如,辩驳虞翻“艮为霆”“兑为雨”之说时,王引之曰:“遍考书传,无以霆为艮,雨为兑者。”⑫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记载:“(戴震)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墅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两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应。”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引述此段故事,以说明清皖派学者的怀疑、批判精神。⑭王氏父子为扬州学者,其学术思想源出皖南戴震。遵循戴震“不蔽于古”的学术思想,王引之对虞翻《易》注采取了是其是而非其非的扬弃态度。王引之对虞翻《易》注的辨驳是汉学内部的争鸣。其考据结论虽然并不完全正确(如对虞翻“巽为木果”的辩驳等⑮),然而它反映了王引之不迷信汉《易》古注的创新意识。汉学内部的争鸣活动虽然未必能达到对经典本义的真理性认识,然而却可以尽量地趋近于经典本义。⑯绝对的经典本义虽然也许是永远无法获得的,但经典本义依然是汉学家们永恒的追求。求真是科学的基本属性,汉学家们对经典本义的执着追求,是史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历史科学”的根本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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