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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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桥文化是位于太湖地区的一支夏商时期文化。上世纪60、90年代曾对马桥遗址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遗物。这其中，一批发达的泥质红褐陶罐、盆、鸭形壶等器具格外引人注目。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认识到这批器具的制法、纹饰、器形等可溯源至浙南闽北地区的江山肩头弄类型文化，且认为正是夏商时期以泥质红褐陶为代表的肩头弄类型大量北上涌人太湖地区而成为马桥文化的主要来源，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然而，尽管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与肩头弄类型同类器的关系显而易见，但是究竟红褐陶的哪些部分与肩头弄类型密切相关?二者的密切程度具体又是如何?这些带印纹的红褐陶究竟说明了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的什么关系?它们在马桥文化中又具有怎样的地位、扮演着什么角色?本文即试着就这些问题也来谈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一　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辨析
　　
　　根据发掘报告，马桥文化出土的陶器分为夹砂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泥质红褐陶四系。其中泥质红褐陶系因其器表绝大多数饰印纹，因此常通称为印纹陶，或将马桥文化的红褐陶以“红褐陶(印纹陶)”的形式表达二者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从胎质来看，尽管泥质红褐陶内部有颜色从橘红到紫褐、硬度从软到硬的变化，但这些变化被看作是一种渐变而将泥质红褐陶统归为一系③。但是，如果认真观察马桥文化的出土陶器，则会发现泥质红褐陶的情况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马桥文化红褐陶与印纹陶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从上世纪90年代马桥遗址发掘报告所发表的完整器形来看，饰有印纹的泥质红褐陶似乎还不够“绝大多数”，而只能是“大多数”。据初步统计，在68件完整泥质红褐陶器中，素面或仅施弦纹的陶器为26件、施有几何印纹的陶器为42件，二者比例约为2：3(表一)，可见红褐陶中除了大部分施有印纹之外，尚有相当一部分陶器未施加印纹。另一方面，马桥文化中施印纹的陶器也并非仅有泥质红褐陶一系。除了泥质红褐陶之外，大量泥质灰陶系的觯、觚、大盆、簋、豆、三足盘等酒器和盛食器表都印有各类云雷纹和席纹、叶脉纹等纹样，还有一部分夹砂陶系的鼎、颜、釜等炊器亦装饰方格纹、条格纹、叶脉纹等典型几何印纹。这其中，灰陶觯、觚等器的云雷纹多为戳印或压印而形成的带状装饰，可能与二里头文化有更多的相关性；而夹砂陶系炊器上的方格纹、席纹、条纹、叶脉纹则为成片拍印的纹饰，其文化特征与属性应与泥质红褐印纹陶一致。因此，泥质红褐陶中既有未施加印纹的、亦有施印纹的陶器；而印纹陶不仅包含了泥质红褐陶。同时也包含了一部分泥质灰陶和夹砂陶。就泥质红褐陶来说，其实际上包含了未施印纹和施有印纹两类陶器。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前者称为“泥质红陶”、后者称为“泥质红褐印纹陶”。
　　其次，从陶胎的质地方面来看，泥质红褐陶系可分为软陶和硬陶两种类型。目前研究表明，软陶和硬陶的区别除了颜色、硬度上存在逐渐变化的现象之外，在化学组成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硬陶中氧化硅的含量一般高于软陶，而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则低于软陶。尽管马桥文化陶工在烧造这些不同质地的陶器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泥质红褐陶软陶和硬陶之间化学组成的差别还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陶工对陶器胎土已经开始区别对待。
　　再次，从器物造型来看，泥质红陶、特别是泥质软红陶与泥质红褐印纹陶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小的差别。仔细观察，红褐印纹陶器的形态相对泥质红陶而言更加丰富和多样。就罐和盆这两类泥质红陶与红褐印纹陶共有的主要器形来说，泥质红陶器的形态多表现为斜折沿、圆鼓腹或斜弧腹、平凹底；而红褐印纹陶器的口沿部有斜折沿、平折沿、高领等不同形态的变化，腹部表现为圆鼓腹、垂鼓腹、斜直腹、直腹等多种式样。底部则多为平底、平凹底和圜底。总体来看，泥质红陶数量相对较小、器物造型较简单；红褐印纹陶数量相对较大、器物造型也较多变化。追溯二者的文化渊源，相对单纯的泥质红软陶其斜折沿、圆鼓腹的特点，可在崧泽、良渚文化中找到相似因素，应与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传统有关(图一)；而泥质红褐印纹陶丰富多样的纹饰和造型特征在本地找不到文化渊源，更多的应该与外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是马桥文化自身新创的器类。
　　因此，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陶系可以初步区分为泥质红陶和红褐印纹陶两类。其中泥质红陶数量较少、造型相对单纯，大概与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素有关；而带印纹的红褐陶则数量较大、造型丰富，许多形态特征在本地区文化传统中找不到相关因素，应与泥质红陶区别对待。本文即将这类带印纹的红褐陶称为“泥质红褐印纹陶”，它们不仅丰富、凸显了马桥文化的独特风貌，更表现出与周边文化的相关性，在马桥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二　泥质红褐印纹陶与肩头弄类型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与肩头弄类型密切相关。肩头弄类型是上世纪70年代在浙南闽北山区进行调查试掘时发现的一批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物。调查者将试掘出土的若干组器物群分为六个单元，分别代表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经夏商直至西周的前后发展的六个阶段。而其中年代大约在夏商之时的第一、二、三单元出土遗物与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被认为是肩头弄类型大量涌入太湖地区的表现。但事实上，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与肩头弄类型虽然在制法、纹饰、器形方面有一定的联系，但在文化因素的传播方向上并不是肩头弄类型由南往北的单一流向，许多线索表明还有些文化因素是马桥文化自创、且由北往南传播的。
　　首先从胎质上来看，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红褐色系，根据软硬度的不同，其色调从橘红、红褐、灰褐、到紫褐色不等，这其中，大部分印纹陶的色调均为红色，仅少数质地偏硬的陶器外表呈灰褐色。而肩头弄类型二、三单元的印纹陶器亦有软硬两种陶质，“火候低者呈灰黄色或淡黄色，质较软，反之则呈青灰色，质硬，扣之发金属声”。可见肩头弄类型的印纹硬陶色调为青灰色，与马桥文化以红褐色系的印纹硬陶色调不尽一致。后者的红褐色硬陶当具有其自身特色，似不应从肩头弄类型传来。
　　
　　
　　
　　
　　
　　再从纹饰上来看，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的纹样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据发掘者统计，马桥文化在其年代早期第1段的地层中即出现有条格纹、条纹、叶脉纹、折线纹、方格纹、席纹、篮纹、云雷纹、菱格纹等纹样的红褐印纹陶片，其中条格纹和条纹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叶脉纹、席纹、折线纹、方格纹等。在马桥文化发展的4期段中，这几类纹样从早到晚始终存在，特别是云雷纹，还衍生出斜形、蝶形、菱形等变化多端的各种样式，成为马桥文化非常显著的一类纹样。另一方面，肩头弄类型的印纹样式相对来说数量和种类都 少得多，其第一单元少见印纹陶、第二、三单元印纹陶数量才逐步增多；第一单元的印纹种类仅有条纹和交错条纹，第二单元出现方格纹，第三单元有席纹、方格纹和方格填线纹，直至第四单元才出现了数量较多的云雷纹。可见，马桥文化的印纹陶不仅与肩头弄类型几乎同时出现，而且其数量、纹样都比后者丰富得多；就云雷纹来说，马桥文化云雷纹出现早、数量大、纹样变化多样，肩头弄类型云雷纹则出现时间晚、数量少、样式单调。因此肩头弄类型的印纹纹样有可能是受到了马桥文化的影响。
　　除了纹饰之外，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器类与器形更是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关系密切的重要表现。一般认为，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大罐、小盆和鸭形壶在当地找不到承继的文化传统，却与分布在浙南闽北的肩头弄文化遗存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仔细加以比较便会发现，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中仅有罐类器与肩头弄类型的同类器相似，其他器类则不然，且这些器类所代表文化因素的流向还可进一步讨论。
　　马桥文化的红褐印纹陶罐形态多样，依腹部和领部特征可大体分为圆鼓腹、垂鼓腹、直腹和高领罐几种类别。这几类陶罐形态在肩头弄类型第二、三单元中都可找到与之特征相似或相近的同类罐形器。其中垂鼓腹、直腹和高领罐等形态与太湖地区传统因素差别较大、而与肩头弄类型相近，且在肩头弄类型中这几类罐形器都有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很有可能就是由肩头弄类型北上进入太湖地区而传播至马桥文化的(图二)。
　　但是除此之外，更多的红褐印纹陶似乎显示了马桥文化向肩头弄类型传播的线索。马桥文化的圆鼓腹罐在上文提到与马桥文化泥质红陶罐类器的形态基本一致，有可能同样是接受了本地崧泽与良渚文化以来的地方传统、并经马桥文化传承后影响至肩头弄类型。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小盆的形态特征亦有多样化的表现，如多斜折沿、斜弧腹或圆鼓腹、圜底或平凹底；而肩头弄类型仅见到一类斜弧腹的碗可与之相比，显然这类斜弧腹器形也是马桥文化对肩头弄类型施加影响的产物。另外一种器类是马桥文化非常有特色的鸭形壶。目前所发现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型式多、数量大，年代贯穿从早到晚的4个期段。而太湖以南地区，浙南肩头弄类型的发表材料中尚未见到形态类同的鸭形壶，虽然再往南的福建北部黄土仑类型中发现了“I式鬻形壶”与马桥鸭形壶类似”，但两相对比二者的形态仍具较大差别；况且“I式鬻形壶”不仅在黄土仑墓葬中仅发现3件、数量上远不及马桥鸭形壶，而且黄土仑类型处于相当于距今325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年代上是晚于马桥文化的，其在传播方向上应该是受到马桥文化的影响。因此，马桥文化独具特色的鸭形壶当是自身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并作为马桥文化的典型代表因素而向外传播(图三)。
　　由此可见，红褐印纹陶的胎质、纹饰和器形虽表现出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的相似内涵，但这其中仅有一部分陶罐的形态说明马桥文化接受了肩头弄类型北上的影响，其他更多的如印纹纹饰和圆鼓腹陶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器物的形态，均显示为马桥文化因素流向肩头弄类型的传播方向。因此，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中共有的泥质红褐印纹陶是两地区文化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产物，代表肩头弄类型因素传人太湖地区的那部分泥质红褐印纹陶不能成为马桥文化内涵中的主流。
　　
　　三　泥质红褐印纹陶与江南几何印纹陶的关系
　　
　　而如果在一个稍大的文化体系下来观察，我们就会对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直至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类以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李伯谦先生就将南方印纹陶从江苏、安徽南部经江西、福建直至湖南、广东等地的遗存分为7区，每区又进一步划分期别，其中之一就有马桥文化所在的太湖地区。事实上，马桥文化和肩头弄类型同样都是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与江南其他地区印纹陶遗存之间虽有差异，但其共性也很显著。
　　马桥文化种类繁多的几何纹样与其他地区印纹陶纹样几乎完全相同，从而使得马桥文化成为江南印纹陶文化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马桥文化常见的条格纹、叶脉纹、方格纹、折线纹、席纹等等，都是广见于江南各地的共同陶饰纹样。当然在某些富有地域色彩的样式上，马桥文化又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如宁镇地区最常见的梯格纹、赣鄱地区的圆圈纹以及闽台地区的贝齿纹，均不见于太湖地区；而马桥文化中最富特色的、各式各样的云雷纹，在其他地区的数量和样式也相对少得多。因此在几何纹饰方面，马桥文化在有少部分自身特色的情况下又与江南印纹陶文化区保持基本一致。
　　太湖地区印纹陶的质地和色调与其他地区相比亦为“大同之下存小异”。在太湖周围的宁镇北阴阳营、赣鄱修水山背和清江筑卫城、闽台昙石山和东张等遗址的几何印纹陶中，几何纹样也同样施加在泥质红软陶器具上，但其印纹硬陶大多数都是青灰色，少见有红色系的印纹硬陶；与之相比，马桥文化的红褐印纹陶其硬度从软到硬大部分均为红色系，灰褐色硬陶仅占少数。因此马桥文化印纹陶仅在质硬的陶器色调方面与其他地区存在些微差别。
　　而器物组合和形态方面，尽管江南内部不同分区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拥有各自地域特色的器物群，但就印纹陶器来说，各分区的几何印纹均不约而同地施加在罐、盆、瓮等盛储器表面，其中尤以罐类器为多，且这些罐类器大多具有敞口、折沿、鼓腹、圜底的特点，与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的罐、小盆在器类和形态上具有大体相似的特征(图四)。这更加显示了太湖几何印纹陶内涵与江南地区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下来认识，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事实上是联结夏商时期太湖地区与先秦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的纽带。正是由于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存在，马桥文化才成为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后者在印纹陶的内涵方面保持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因此从江南早期的时空视野来看，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其实是这一特定范围、特定时段的共同地域特点。
　　
　　四　小结
　　
　　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陶可以分为泥质红陶与红褐印纹陶两大类。其中以罐、小盆和鸭形壶为主要器类的红褐印纹陶，是马桥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内涵。细溯其渊源和流向，发现其中垂鼓腹、直腹等罐类器是由浙南闽北的肩头弄类型向北传人马桥文化的；而圆鼓腹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器类以及包括云雷纹在内的印纹纹样则发端于马桥文化并向南扩散至肩头弄类型。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反映的是太湖地区与浙南闽北地区在夏商之时的地区间文化交流和影响关系。
　　以更广阔的时空视野来看，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与先秦时江南各几何印纹陶文化区的内涵在纹饰、胎质、器物组合上均存在着“大同小异”的特点。因此对于红褐印纹陶，我们应将其认识为马桥文化作为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系统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表征，是更大范围内江南各地某种程度的文化共性。而这种文化共性，便是居处于江南广大地区先秦百越民族的重要文化特质之一，马桥文化正是先秦时居于太湖地区、百越民族一支的于越先民的考古学遗存。
　　
　　(本文曾得到上海博物馆宋建先生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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