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邛窑瓷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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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唐代；邛窑；瓷器；社会生活
　　【摘要】邛窑作为四川地区久负盛名的民窑之一，其制瓷工艺在唐代进入繁荣时期。本文通过对唐代邛窑瓷器在品类、造型、纹饰等方面的分析，展示其独有的地方特色和民俗风貌，并更加深入地探究其所反映出的唐代四川地区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
　　
　　我国制瓷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唐代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物产丰饶，文风鼎盛，制瓷手工业也随之发展，技术更为纯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邛窑作为四川地区著名的民窑之一也取得长足进步，其制瓷工艺达到了较高水平，可以说唐代的邛窑瓷器完成了质的飞跃，步入自身发展的繁荣时期。相较于驰名中外的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邛窑瓷器以其独到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代表了唐代民间社会的实用需求及审美取向，是来源于生活、植根于大众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本文在吸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唐代邛窑瓷器的品类、造型、纹饰为切入点，透过其民俗化的地方特色与生活化的淳厚风格，对唐代四川地区的社会生活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
　　
　　一、 丰富多样的瓷器品类
　　
　　邛窑的规模很大，包括十方堂古窑址、尖子山古窑址、瓦窑山古窑址、西河乡才冲土粑桥古窑址和固驿镇古窑址等。其中位于今邛崃市南河岸小平坝山上的十方堂古窑址被学界一致认为是邛崃窑的典型唐代遗址，它最集中，规模也最大，目前大多数的唐代邛窑瓷器都是在十方堂古窑址中发现的。
　　唐代邛窑生产的瓷器，就其工艺可分为圆器成型的简单器、琢器成型的复杂器、雕镶成型的瓷塑和范印成型的小玩具。尽管邛窑瓷器的品类繁多，但却是以满足一般百姓生活需要的生活用品居多。根据这一重要特征，结合唐代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可将邛窑瓷器划分为以下四类：
　　（一）食器，包括碗、盘、盏、碟等；
　　（二）饮器，包括酒壶、酒瓶、杯、茶盏、茶托等；
　　（三）日用器，包括罐、缸、瓶、炉、钵、灯等；
　　（四）杂器，包括文具类的笔格、墨研、笔洗、水盂等，玩具类的各色动物、响铃等，乐器类的多孔乐器和吹哨等，以及砖瓦、瓷塑造像类的孔子像、观音像、释迦天王像等。
　　从以上邛窑瓷器的品类来看，其功用多为满足普通百姓衣、食、住、用、玩、赏等多方面的生活需求而烧制。就食器而言，唐代四川地区的人们在就餐时很注意餐具的多样化，碗、盘、盏、碟应有尽有，式样颇多，且大小粗精皆有之，这显然为不同生活品质的人提供了多种选择，人们在使用的基础上也开始追求质地的精良。从饮器不难看出，唐代整个社会的饮酒之风盛行，饮茶之尚也方兴未艾，才会出现烧制大量酒器和茶器的现象。日用器的形制虽然不大，但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尤其灯的烧制是唐代它窑产品所少有的，这些都反映了邛窑瓷器贴近人们生活的具体实用性。至于杂器，除砖瓦是住用必需品之外，文具与乐器的烧制折射出人们对人文和音乐情趣的追求，特别是陶瓷吹哨这种既有地方色彩又具民俗风情的细物，更显得饶有兴味，而孔子、观音、天王像等不仅体现了唐代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信仰在四川地区广泛的接受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还进一步反映出整个社会儒释道融合，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盛大气象。提及邛窑瓷器里的玩具，则实在是闪现民间制瓷工艺者童心童趣的器物，如虎、狮、牛、羊、犬、鱼、龟、鸡、鸭、鹅、长龙等动物，形象活泼逼真，工匠们对手捏、范印、雕塑等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无不显示着劳动者匠心独运的质朴童心与热爱生活的亲和态度。这种对民间孩童玩具煞费苦心的设计烧制，且创造出如此多造型生动、品种丰富的产品，可以说在唐代众窑中是绝无仅有的。
　　
　　二、 独具特色的造型纹饰
　　
　　唐代蜀窑最著名的瓷器是大邑白瓷和邛窑施以釉下彩的彩瓷。关于大邑白瓷，杜甫《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这样写道：“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1]当时以邢窑所产白瓷为一时之冠，有“类银”、“类雪”之称，而杜甫对一普通瓷碗如此吟诵珍爱，可见大邑白瓷的精美也令人爱不释手，属于上乘佳品。《景德镇陶录》也提到：“蜀窑器，体轻而坚致，色白而声清。”[2]而蜀中另一名窑邛窑则走的是平民化、生活化之路，元代诗人吴莱在《大食瓶》诗中曾写道：“定州让巧薄，邛窑斗轻坚。”[3]能与定窑相提并论，邛窑之优可见一斑。邛窑烧制的瓷器以三彩器最负盛名，其三彩器是在瓷胎上用黄、绿、褐三种色彩绘成各种图纹，再施以灰白色和米黄色的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三彩，釉面平整，彩绘永不脱落，俗称邛三彩。邛三彩是具有四川地方特色和民俗色彩的典型器，其质朴疏朗的造型和奇思妙想的图绘格外清新鲜活，令人于绚丽浓厚的大俗之中体味到别样的风趣。
　　邛窑所烧制的瓷器是面向普通大众的，所以它们的造型纹饰要充分考虑到大众的认同度，简单说就是要投众所好，选用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再加以变幻创新。
　　在造型上有了大的突破，壶、罐一改长方形和桥形系耳，改用复式系耳；壶的嘴由长变短；碗多为鼓腹侈口，底为平足或玉璧底；盘多呈坦底平足；碗和盘有了花瓣、荷叶形口沿。这些变化无疑是受唐代社会审美观的影响，世风以丰满圆润为美，故而器物造型向圆、矮、齐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一种饱满丰腴之态。而陈设品和小玩具则注重意趣，姿态生动活泼，是健康向上、生气勃勃的世态民风的反映。
　　在釉色上繁复多变，青、黄、绿、白、紫、蓝、黑等多种颜色各显其荣，黄者如金，绿者如玉，白者如雪，蓝者如海，青者苍翠欲滴，紫者莹润秀雅，甚至还有棕釉上有花纹的、釉色发生窑变的。据著名陶瓷专家陈丽琼调查，目前邛窑瓷器已发现30余种深浅不同的釉色[4]，实在是变幻多端，绚丽多彩，由此可窥探到唐代社会追求雍容韶丽、斑斓繁华的色彩品位。
　　在纹饰上，邛窑所产的素色瓷有印花、划花等纹饰，但较少，主要是邛三彩的各种涂绘纹饰分外出彩。其一是绘制图案，多用黄、绿、褐、黑等色点出圆点或画成圆珠，串联成圆、方、菱形或云气纹的图案，多数绘于壶、罐等器身的釉面下，简洁明快。其二是随笔涂抹，不用勾勒，常用绿、黄、褐色，随意在壶、罐上绘成花草纹与云气纹，犹如中国画里的没骨画法，其浸染笔触又好似大写意，颇具情致。其三是点画散点，用绿色和深褐色在器物的盖上绘制大圆点，众多大小不一的圆点就组成不规则的散点纹，其中以绿色圆点最美妙，特别是在各种瓷塑和小玩具上，用它来勾画轮廓和点睛，使之栩栩如生。其四是涂抹斑块，一般用黄、绿、褐三色，也有用黄、绿、蓝三色，在器物上同时涂绘如圆形、长形、桃尖形、橄榄形的斑块，三彩器于此真正三色并呈，鲜艳夺目，具有浓郁的艺术气息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风格独到且耐人寻味。
　　如果说邛三彩的绚烂色彩和涂绘代表了唐代追求瑰丽的审美取向，那么题材丰富的瓷塑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各种头像及妇女、婴孩形象，骑马、摔跤、抱小孩、骑骆驼等造型，无不生动传神，其中尤以舞女瓷塑堪称绝妙，其身段刚健婀娜，腰细如束，翩翩起舞之姿妙曼袅娜。而另一水丞更加精巧，整个器皿造型就是一唐代妇女形象，身躯丰满，面如满月，眉目如画，显得丰腴雍容，上身着折领短袖衣，极具胡服之妖娆，一角杯入怀，此杯是用来盛水的，器物整体给人珠圆玉润之感。无疑这些都是人们生活百态的映射，可以说邛窑瓷器是来源于生活的艺术。
　　谈到邛窑瓷器造型的地方特色，就不能不提到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省油灯。它不仅在器形上有发明创新，而且在功能上更加经济实用，是完全为普通百姓着想的实用生活器。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对其曾有记述：“一端作小窍注清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独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5]陶瓷专家陈德富认为，省油灯的主要功用是用水来降低灯使用时的温度，减少油的挥发，达到省油的目的[6]。
　　
　　三、 邛窑瓷器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生活
　　
　　分析邛窑瓷器的品类、造型、纹饰，可以看出唐代邛窑瓷器的烧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它们以独特的地方色彩和贴近生活的民俗气息在唐代的制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邛窑瓷器自身的特点，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四川地区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
　　第一， 瓷器在日常生活里的普遍使用。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四川地区在东汉时烧制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在经历了隋代的承上启下时期，到唐代发生了质的飞跃，制瓷工艺有了显著提高，瓷器的使用也大为普及，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邛窑作为四川地区最负盛名的地方性民窑，是“四川地区古瓷窑遗址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窑包最多，产品最精，产品流散最广，烧造时间延续最长”的民间瓷窑[7]。1984年对邛窑的一次发掘就获得遗物数千件，其数量之多可见一斑。能有如此巨大的烧瓷量，无非是为了满足同样巨大的需求量，而且邛窑瓷器绝少重器，大多为小巧常见的日用品器型，这也是考虑到其在生活中的具体实用性。
　　第二， 盎然的生活情趣和鲜明的审美取向。邛窑瓷器的摔跤俑反映了唐代摔跤运动在民间的广泛开展。唐代的社会风习是蓬勃向上的，民间体育健身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开放的民风使得男女老少都可以抛开束缚，自在地投入到有益的各种活动中去。唐代的音乐和舞蹈也比较发达，仅《新唐书・艺文志》中就记载有唐代31家、38部乐舞专著[8]，可见终唐一代的乐舞之盛。邛窑出土了大量乐器，都是民间常用的各式吹奏乐器。姿态美妙的纤腰舞女俑，再现了唐代独舞和软舞的柔婉风致，真是“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9]，邛窑以此舞女作俑，正是民间歌舞娱乐普及的结果。唐时长安街市上有许多专门从事歌舞表演的艺人，而邛窑舞女俑的发现表明当时蜀地也有专门的歌舞艺人。唐代杂技也很盛行，邛窑诙谐可爱的杂技俑就是最好的证明。
　　另一方面，邛三彩繁富明丽的釉色、开阖纵横的涂抹、充满想象力的绘画，线条流畅，色彩对比强烈，不拘一格，表现了唐人崇尚鲜艳斑斓与富丽堂皇的色彩品味，这是一种极富瑰丽变幻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审美价值观。邛窑瓷器在器型上大胆地吸纳其它艺术成就，柳斗式杯是仿柳条编织纹，高足杯仿金银器，提梁罐口大于底，口沿上的弓形提梁则是仿自木提桶，都很有地方民俗特色。至于独创性地运用“化妆土”来遮蔽瓷胎的瑕疵，更是对艺术完美的无尽追求。总之，唐代邛窑的瓷器向我们展示着一幅唐代蜀地风习与生活的民俗风情画卷，记录了大唐盛世的安富与尊荣，豪华与放纵。
　　第三，多元文化的融合。首先是观音像、孔子像、天王像同时流传于民间，反映出儒、释、道三教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三教互吸所长以补己短，在逐渐融合的同时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达到了一种较为平衡的态势。其次是对异域文化的吸纳，如前述的三彩妇女水丞，其所着的折领短袖衣明显具有胡服风格，《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10]还有不少充满西域风情的骑骆驼俑，这些皆为大唐与西域各国交往频繁的情况在制瓷业中的反映，《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以来胡客留得长安者或四十余年，有田宅者……凡四千人。”[11]在唐代虽说蜀道难，但既有“扬一益二”之称，成都应该是很繁华的，商业的发展使各种交流频繁，胡商、胡客来到蜀地是极有可能的，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避难于蜀，胡客就更有可能随之流寓于蜀。所以，邛窑瓷器含有异域色彩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这种对异域文化广采博纳的自信和气魄体现了大唐盛世的兼容大气，使唐代文化显示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和巨大的感染力。
　　第四，崇尚科学创新的进取精神。邛窑瓷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是省油灯，它以减少油的蒸发为目的，是一种创新型的照明用具。从省油灯的构造来看，唐代的邛窑窑工已对“液体蒸发的速度同温度的高低、液体表面积的大小密切相关”[12]的物理学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并灵活地加以运用。据研究，省油灯平均能省油8%～14%，个别可达到20%以上[13]。普通的窑工都能将这些科学原理应用于瓷器烧制的实践中去，唐代社会的科学认知程度与人民大胆创新的智慧水平可想而知。
　　
　　唐代的邛窑瓷器以其生活化的品类、民俗化的纹饰、多样化的造型、创新性的发明向我们展示了唐代四川地区特有的民情风俗，并且进一步折射出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作为杰出的民间工艺品，它的发展并非自娱自乐的自然前进，而是审美价值、实用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结果。因此，唐代邛窑烧瓷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峰，以至于“宋代之钧、汝诸窑之釉色，均胎袭邛窑而来，……不独于蜀文献上有极大之价值，而于吾国瓷学之沿革上，亦有其重要意义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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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26，中华书局，1979年。
　　［2］清・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3］元・吴莱：《渊颖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本。
　　［4］陈丽琼：《邛窑新探》，载《四川古陶瓷研究》（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0，中华书局，1979年。
　　［6］［12］［13］陈德富：《邛窑省油灯研究》，载《 四川古陶瓷研究》（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7］陈显双：《邛崃县古瓷窑遗址调查记》，载《四川古陶瓷研究（二），同［6］。
　　［8］［10］《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9］宋・王谠：《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
　　［11］《资治通鉴》卷232，中华书局，1976年。
　　［14］罗希成：《唐邛窑奇品》，载《四川古陶瓷研究》（一），同［4］。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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