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前后中央红军兵力损失及其原因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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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长期以来，对红军长征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湘江战役中红军的兵力损失情况多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文章考察了红军长征入桂前后的兵力对比，并且把兵力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来区别考察。关于损失巨大的原因，文章认为，除了左倾错误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
　　关键词：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兵力损失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8)04-0084-0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上，湘江战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不仅因为它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也因其是红军长征历史上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人员伤亡十分巨大。然而长期以来，有关湘江战役中红军兵力损失情况多语焉不详，或有失偏颇。有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梳理有关文献资料，对中央红军的兵力损失状况进行考察，并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进行初步论述，以期能弥补前辈们研究的不足。
　　
　　一、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的兵力状况
　　
　　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文献论述。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8.6万多人，与国内大多数相关著作采纳的说法相同。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如国民党方面的电文及报纸就大多宣称有10万人。郭廷以先生在《近代中国史纲》一书中说有9万人。到底哪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呢? 按照李德1939年的笔记和1934年红军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有兵力为7.5～8.1万，其中有5.7～6.1万名战士。战斗部队被编为五个军团：第一军团1.6-1.8万人；第三军团1.5万人；第五军团1.1-1.2万人；新编第八军团1万人；第九军团1.1～1.2万人。另外，尚有中央纵队0.4～0.5万人；后勤纵队0.8～0.9万人。他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再一次表示“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
　　笔者认为李德8万多人的说法很有说服力，较为可信。首先，李德当时是中央军委的顾问，他可以参与中枢，可以看到普通成员无法得知的东西。而且，李德的说法有较为精确的数字，这比其他的概数说法显得更具说服力。其次，刘伯承元帅和李维汉同志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
　　最近，笔者在翻检资料时看到，《湖南党史通讯》早在1986年就有文章介绍说：“据1934年10月8日红军花名册统计是86859人，简称87000人，其中一军团19880人，三军团17805人，五军团12168人，八军团10922人，九军团1 1538人，军委一纵队4695人，中央军委二纵队9853人。此数不包括花钱雇请的挑夫。”如果《湖南党史通讯》所依据的“红军花名册”是真实的话，那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的兵力当为86859人。即使这一数字不可信，按最保守估计也有8万人以上，但无论如何并没有达到9万人，更不用说10万人了。
　　
　　二、入桂中央红军兵力状况
　　
　　绝大多数的回忆录与历史著作都绝口不提湘江战役前夕的红军人数，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很容易忘记的缘故。但有一些具体描述湘江战役的著作也对此绝口不提，实有回避之嫌。
　　据记载，中央红军在突破三道封锁线以后，虽然建制和序列仍然是完整的，但还是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根据湘军方面电文，中央红军“初与我南路军战，一、九两伪军团几于消灭半数”。虽然有夸张成分，但人员损失实有一定规模。何健在通告全国的电文中说，中央红军入桂以前，湘军击毙红军达四千多人，俘虏红军达三四千人；红军所过各县团防俘获“多则千余，少则数百，而空军之轰炸不计焉”；稍后，何健又在另外一份文告中说道：“此次西窜之匪，被我于辱、宜、郴、嘉、蓝、宁各地迭次痛击，先后缴械二、三千，击毙不计，俘获四、五千，溃数近万。匪过各县仍在继续搜剿中。”另外，据后来红军总参谋部的统计，仅红一军团在湘南就与敌人进行了14次较大的战斗。而且李德就此还说道：“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之中。”可见，当时战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这无形中就使入桂红军的基数减小很多。如再考虑到疾病、离散、逃跑等各种因素，中央红军在人桂前的兵力损失当在万人以上。
　　综合考虑，入桂的红军人数当在7.5万人左右，之前大约损失了1万多人。这一数字与2006年9月7～15日，由《福建党史月刊》、《海峡都市报》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组调查数字相当(1934年11月25日，红军由湘、桂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灌阳、全州，有中央领导机关编成的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和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7万余人；作战部队为12个师，36个团)。
　　
　　三、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人数
　　
　　时至今日，虽然很多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著作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大加颂扬，但是对湘江战役的记述却特别少，而且对当时的人员损失情况大多讳言，或者未能深入考究，只有一个笼统的数字而已。
　　近来，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副研究员何成学先生撰文指出：湘江战役中红军伤亡的人数众说纷纭，有近2万人、3万余人、3.9万人、损失过半、约5万人、6万人以上等多种说法。而他自身持“近2万人”的说法，并提出了四条证据用。可惜何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别人的意思，一些作者们本来避重就轻，只是提出长征开始时有多少人，湘江战役后还剩多少人，并没有谈红军伤亡的具体数字，上述很多数字是何先生就此推算出来的。殊不知，“伤亡”与“损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应该盲目等同之。笔者认为，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人数应当分成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部分来考察。直接损失即是指在湘江战役进行过程中红军牺牲人数与被俘人数之和；间接损失是指湘江战役导致的部队混乱、分散落伍以及生病、逃离等间接原因而造成的人数损失。
　　据考察，中央红军的直接损失主要包括：新圩阻击战2000余人；界首阻击战4000余人；觉山铺阻击战2000多人；光华铺阻击战近1000人；总后卫部队4000余人；总计13000余人。其中有10000多人牺牲，2000多人被俘。其他零星战斗也损失很大，如1934年12月9日，桂军周祖晃师在龙胜河口与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六师对决，俘虏了二百余名红军，枪百余支。经不完全统计，其他的战斗中牺牲或被俘的红军人数有8000多人。这些就是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直接损失。
　　间接损失是通过间接的办法得到的。其办法是先考察红军出桂后的红军人数。很多人回忆在湘江战役后仅剩3万多人，而这个数字并不能直接就算做湘江战役巨大伤亡后的人数，它只是准备在油榨坪集结时的统计数字，当时及随后一段时间，由于混战而分散落伍的红军逐渐又跟上 了大部队，而这些人是不能算作已经损失了的。关于这个问题，李德曾经说过：“在一次行军的间隙中，总参谋部对部队暂时的实有兵力进行了统计。……关于实有兵力的人数，据我的回忆，没有提到，但战斗部队肯定至少还有四万五千人”。另外，聂荣臻元帅也说到红军还约剩有4万人。两相比较，李德的说法多了5000人，而这些人大多是进入贵州以后征集的，正如李德所说：“在贵州有少量减员，但通过征集俘虏中和农民中的自愿兵而弥补上了。周恩来在遵义也说是4.5万人，他肯定知道这个情况，因为他在总参谋部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因此，笔者主张在此采用聂帅的说法，即红军当时大约有4万人，即间接损失是1.3万人左右。
　　这一间接损失是可能的。有生病而不得不留下的，也有不少早就一门心思要跑的，正如李德所说：“第八军团(第二十一、二十三师)和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减员也很严重，但主要不是打仗的结果，因为除了掩护战和后卫战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参加大的战斗，而是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所致。”第八、九军团共5个师2万多人，发生这种严重非战斗减员的就有3个师，若每个师以减员50％计，则至少有6000多名红军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了。为了制止部队发生的严重减员情况，《红星报》甚至还专门发文探讨反逃亡问题。
　　
　　四、“七千俘虏”的真伪问题
　　
　　这个问题是由红军兵力损失问题所衍生的，它的缘起是由于虞世熙《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桂北纪实》一文，他在这篇文章的第四部分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是骗人的，并提出白崇禧等人厚颜无耻地雇请一些平民化装成“俘虏”，制成“七千俘虏”的影片。以后大家就开始说七千俘虏是假的了。其实，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分析的。
　　首先，“七千俘虏”在理论上是极有可能存在。湘江战役前后中央红军损失达3.5万人左右，其中有1万多牺牲，那么其余的2万哪里去了?必定有大量的人被俘，完全可能存在“七千俘虏”。按1934年12月10日《李总司令宗仁在政委会报告》称：“三十日，我七军及第十五军并空军会攻石塘，血战两昼夜，毙匪无算，俘虏三千八百余名，获枪数千枝”。仅三十日石塘一役桂系就俘虏了3800多名。
　　其次，可以通过白崇禧给李宗仁的密电得到证实。白崇禧在1934年12月13日呈李宗仁请示处置被俘红军的密电中说：
　　广州 总司令李钧鉴某密。共匪自窜入桂境以来，迭次大战之结果，被我军俘获共匪伪官兵七千以上。本拟解交芸樵处置，但有陆运道远且长，沿途逃散必多。禧意拟将该俘匪由桂林雇民船送梧。再易轮船运粤，经粤汉铁路至韶关，请中央派员接收处置，或押解入赣，使其各自为农。如何?聆覆。职崇禧叩元戌。
　　此后，李宗仁就处置被俘红军问题请示了蒋介石，蒋安排桂系把俘虏交给“追剿军总司令”何健处理。这样一来，李宗仁不得不于1934年12月18日就此事给陈济棠发电：
　　广州 抄送陈总司令勋鉴顷据白副总司令筱电称：“得何总司令芸樵电，遵蒋委员长电。接收俘匪解赣。现定于号日由兴、全、灌分批起解至黄沙河交湘军接收，约两星期可竣事，解粤拟作罢论。崇禧筱行副印”等语，特电察照。弟李宗仁叩巧。
　　既然李宗仁、白崇禧同属一阵营，白崇禧在密电中断无欺骗李宗仁之理。而且，既然要把俘虏交给湘军处理，那么白崇禧等人就很难耍手段了，必须把俘虏尽数交完才行。另外，参考桂系第七军1934年的工作概述，亦可说明之。
　　再次，蒋介石也认同了桂系的“战绩”。如蒋介石在1934年12月7日的电文：
　　邕宁 李总司令虞酉参京印。冬午、戌电均悉。贵部与匪主力激战五日。俘获五千以上，具见官兵奋勇，深堪嘉慰，所拟追缴部署亦甚妥善。希与友军切取联络，努力穷追。所俘匪众，可就近送交芸樵处置。除电知芸樵外，特复。中正。
　　为何要相信蒋介石的“嘉奖”?这是因为老蒋能够对桂系军队的“战绩”确认，就表明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既然认定了，是要付给桂系军队奖赏的。而且，如果白崇禧等人真的大张旗鼓地欺骗蒋介石，蒋氏的特务肯定会如实向其禀告的，这样也就没有了“嘉奖”一说。
　　最后，我们来分析虞世熙说假话的可能和原因。虞氏当时只是全州的县长兼民团司令，根本无法参与机要，并且全州附近为湘军作战之地，俘虏有2000多人，他甚至根本无权过问。而且，他也根本不了解兴安、灌阳、龙胜各县的情况。在兴安，仅界首一战，桂系就杀害红军两千余，湘水几为之红，还俘虏了二千余，获械两千余。据白崇禧12月9日发布的电文，兴安前后俘虏红军超过三千人，其他各处尚未详计。灌阳方面，早在1934年11月30日，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就上报白崇禧说，在新圩附近与红军展开战斗，俘获击毙红军二千余人。龙胜方面，1934年12月9日，桂军周祖晃师在河口与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六师对决，俘虏了二百余名，枪百余支。
　　英国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迈克尔・马尔凯指出，人们的思想是深受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影响的，即使是科学家的主张也常常是意识形态的。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理念上分析，虞氏这篇文章写于1960年，当时“左”倾错误很严重，他作为旧社会的官员，就是知道实情也不敢说真话，除非他不要命了。也即是说，鉴于当时的年代和他的身份，也不应当采纳他的说法。
　　
　　五、中央红军兵力损失严重的原因
　　
　　关于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为何如此严重，以往的研究者多仅仅归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领导。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尚有诸多原因：
　　首先，红军部队人员组成的失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部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十二个师的战斗力也不相等，第一、三、五和九军团的七个主力师(第一、二、三、四、五、六和十三师)战斗力很强，而另外五个师(第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师)则缺乏正规战争的经验。1934年刚刚参军的战士，就是在主力师里也占了相当高的百分比。在李德看来，这的确是严重的缺陷和弱点。后来的战争实践果然证明，这样一种红军人员的组成是极不利于战斗的，尤其是按撤退计划新编成的部队，这些部队主要由动员兵和自愿兵组成，作战经验少，或者根本没有作战经验。第八军团(第二十一、二十三师)和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减员也很严重，但主要不是打仗的结果，因为除了掩护战和后卫战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参加大的战斗，而是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所致。其他非战斗人员部队的减员也很厉害，后勤部队比中央纵队更为严重。这两支队伍的人数下降到三、四千人，甚至更少。军事学校和军事学院的警卫团以及掩护团被改编成营。大量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的加入使得原来的精锐部队无法大展手脚，而且经常受到不必要的牵制，使得自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突围。
　　其次，一些红军士兵对前途失去信心，开始逃离。由于 国民党政府在红军长征途中布置了四道封锁线，使得红军的未来看上去十分迷茫，特别是当时红军生活各方面都很困难，这就使得一些一直不够坚定的分子开始脱离大部队，后来甚至发生大规模的逃亡。针对这种情况，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发表的《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中就提出：“加紧反逃亡的斗争，加强与健全十人团的组织。十人团的工作，主要应该从积极方面以热爱的同志态度，从政治上去教育和说服那些平时表现不好、家庭观念浓厚的份子，从日常生活上去安慰与帮助解决落后份子的一切困难。加强收容队、拦阻队中的政治工作，对于组织逃亡及叛变投敌份子，应当有阶级警觉性。给以适当的处置。抓住逃亡中的严重事件来教育全体红色战士。”可见，当时红军中的逃亡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甚至会影响整个红军的情绪，所以有必要“加紧反逃亡的斗争”。
　　再次，敌军兵力的过于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把中央红军扼杀在中国南方，先后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前三道中央红军都轻松过关了。到了第四道的时候，不仅蒋介石气急败坏，就连国民党方面的何健、白崇禧等人也都觉得没有“面子”，表示要与红军决战。为此，蒋介石任命何健组成了“追剿军总司令部”，该部具有很大实力：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官刘建绪，率十六、六二、六三各师及十九师之五五旅、补充一团至四团，保安第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等团。第二追剿军司令官薛岳，率五六、九十、九二、九三各师及惠支队。第三追剿军司令官周浑元，率五、十三、九一、九九各师。第四追剿军司令官李云杰，率二七军、十五师。第五追剿军司令官李韫珩，率十六军、空军第二队、战用机五架。桂系方面，第四集团军下辖两个军五个师，总兵力为29377人，其中第七军为12335人，第十五军为17042人。另外，还有陈济棠的粤军和贵州方面的黔军。按照成仿吾的说法，敌人兵力多达三十至四十万，空中还有敌机不断扫射和轰炸。与之相比，红军在湘江战役时仅有7万多人，面对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为了保护中央纵队的渡江安全，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是不可能的。
　　第四，新桂系有比较严密的民团组织。1933年桂北发生瑶民起义以后，新桂系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的需要，开始在各地大力组训民团，作为常备军的补充和基础。他们将全省划为桂林、平乐、柳州、梧州、南宁、龙州、百色、天保共八个民团区。每一民团区，设一民团指挥部，负责指挥所属各县民团司令，编练民团。各县设民团司令部，司令由县长兼任。每一民团区设三个常备大队，每大队为三百六十人，合计一千零八十人。全省计有二十四个常备大队八千六百四十人，超过桂军一个正规师。各县组训后备队，每区公所编一联队，每乡编一大队，每村编一后备队。以区长兼联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村长兼队长。当时，广西有人口一千三百万，其中壮丁二百四十五万。桂系强迫他们接受军训，到1934年，约有半数壮丁经过了军事训练。在接到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命令以后，白崇禧立即派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率部防守全州；派平乐区民团指挥官蒋如荃，率民团防守富川、贺县；派梧州区民团指挥官石化龙，集中民团五千于苍梧、昭平。这些民团虽然不是正规军，但是却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俘获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的红军方面大出风头。“至上年西窜的萧克朱毛各部经过地方，皆由桂、柳、平、色各属县的民团协助军队，合力防剿，结果毙匪五千，军队所获俘虏七千，民团俘获者约五千，并缴获轻机关枪百挺，步枪万枝，匪方伤亡者亦在二万以上。这次民团协助剿匪的功绩，可以说是空前的。”㈣以至于黄旭初在向桂军祝捷的电文中都说道：“我省此次作战之经验，确知军民合作，收效至宏。年来民团训练之功，于斯悉著。”
　　
　　责任编辑　谭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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