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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象、超真实与内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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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博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种依托于高科技传媒手段的“仿真文化”。仿真文化创造出一种普遍的超真实幻象,这使整个后现代社会处于一种内爆状态。“幻象、超真实、内爆”三位一体对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真与假、客体与概念、现实与表征等二元表述宣判了死刑,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也由此受到了挑战。
  [关键词]幻象;超真实;内爆;后现代;仿真文化
  [作者简介]孙燕,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后,浙江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上海 200062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9―0181―03
  
  作为一位后现代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家,博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以高度发达的传媒手段为支撑的新文化――“仿真文化”(a culture 0fthe simulation),这种文化的突出特征是通过电子媒介的复制与模拟,创造出一个由符号控制的幻象世界。
  “幻象”(Simulacra)是博德里亚“仿真文化”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博德里亚看来,“幻象”不是对“实在”的模拟和拷贝,也不是“现实”的再现或反映,它是一种完全脱离了客观世界的“虚幻存在”,是一个没有本源、没有所指、没有基础的“象”。博德里亚“幻象”概念的提出是对西方表征文化的挑战。根据博德里亚的观点,西方文化的全部信念几乎都押在所谓“表征”(representation)这么一个小小的赌注上:即一个符号指向一个深层的意义,符号与意义有着一种稳固的对应关系,而且这一对应关系一直是由某种权威(如“上帝”、“逻各斯”等)来得以保证的。然而,博德里亚进一步追问,一旦“上帝”等这样的权威也被降格为一个小小的语言符号,即构成某种信念的符号时,那么,整个语言系统就失去了根基,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幻象。这样,符号与意义的稳固关系就会被打破,符号永远不再与“真实”发生交换,不再有所指涉。博德里亚把这种没有意义和本源的符号称之为“仿真”,一种与所谓的“表征”相对的“仿真”。传统语言观把符号等同于真实,于是就有了表征。尽管这种等同只是乌托邦式的――因为符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等同于实在――但这一“等同”却被作为认识世界的前提条件,构成了意义之所以可能的最基本的支撑。而“仿真”则是在乌托邦式等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最终又对这一基础连同一切与其相关的所指、意义进行了颠覆和解构。根据博德里亚在《幻象与仿真》中的分析,由表征到仿真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表象首先被看成是对现实的反映;
  (2)现实被遮蔽起来,使之非自然化;
  (3)把现实的缺席再度遮蔽起来;
  (4)与任何现实都不再发生任何关系,它成了自己的幻象。
  博德里亚认为,第一阶段是建立在符号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即所谓的“表征”基础上的,包含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直接联系。它是古典主义的摹仿秩序所遵循的逻辑,也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所遵循的逻辑。表征把意义放在现实生活的中心地位,因而使现实自然化了。然而,在遵循这一逻辑的过程中,久而久之现实渐渐地隐没了,它只是以非自然的、符号的形式存在,或者说它由具体可感的现实变成了抽象的概念或意义,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对应于现代阶段,包含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间接联系。从这一阶段再进一步发展,发展到“现实不在场”这一事实本身也渐渐不再被我们所意识了,我们完全以符号为中介进行思维,最后成了纯粹符号的置换与延宕。这就是后现代阶段,一个符号主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都是按照符码的模式复制生产的,甚至现实也是符码复制的结果,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与任何现实都不再发生任何关系”的虚拟的幻象世界。“幻象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幻象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
  从这里可以看出,现实不止是发生了两次分裂,而是多次分裂。在多次的裂变中,现实消失了,无影无踪没留下一点痕迹。也就是说,符号使现实消失并掩盖了它的消失,这也是艺术和传媒在做的事情。如果说在福柯、德里达那里,“现实”只是一个被人为地“悬置”起来、有意不让它进入我们当下讨论的一个概念;那么,到了博德里亚这里,“现实”则是根本不存在的。博德里亚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的人已经完全生活在一个根本无法触及实在、根本不知实在为何物的、虚拟的符号世界中。由于这个世界是凭借高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是通过电子媒介复制与模拟出来的,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超真实”(hyperreality)效果。“超真实”是博德里亚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另一核心概念,它是后现代仿真文化的主要特征。“超真实”是指由许多无源无本的幻象构成的新的现实秩序;顾名思义,就是指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甚至非真实超过了真实,比真实还要真实。这样,真实不再是自然的自在之物,而成了由电子符码模拟出来的幻境,自然意义上的真实在超真实中沉默了,人们以前对“真实”的那种体验以及真实的基础也都消失了。在博德里亚看来,迪斯尼乐园比现实中的美国更真实。也就是说,“超真实”的美国是真实的,而现实中的美国反而不再真实。用博德里亚的话说就是:“迪斯尼乐园在那里存在,为的是掩盖一种事实,即它是‘真实’的国家,所有‘真实的’美国就是迪斯尼乐园。迪斯尼乐园是作为想象来表现的,为的是让我们相信其余的都是真实的,而实际上围绕着它的洛杉矶和美国不再是真实的,而变成了超真实和仿真的秩序。这已经不再是真实(意识形态)的错误表征问题了,而是一个掩盖了真实不再真实这一事实的问题,因此也就是拯救现实原则的问题。”
  博德里亚指出,仿真的特点是模型先行,模型就是媒介,所以仿真不再与版图、参照物或实体相关。“仿真不再是一种领域、一种指涉性的存在或一种物质的仿真,它是一种无源泉的真实,一种超真实。”
  超真实作为仿真文化的一种结果或一种状态,其形成过程也就是真实与非真实的内爆过程。“内爆”(implosion)概念来自麦克卢汉,主要是相对于信息的“外爆”(explosion)提出来的。内爆本来是指由外界压力引起的向内的破裂或陷入;在麦克卢汉那里,主要指的是在当代在“电力”(“电能、电子”技术)这种高速和广域的媒介作用下,导致的人对事物的整体感知和思维特性以及各种社会功能的聚合效应,与我们通常熟悉的“整合、聚合、融合、交叉”等概念相关。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提出的“媒体场”概念与“内爆”很相似。他认为电视形成的“媒体场”正在和“文化场”、“政治场”等各种“场域”相结合,形成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博德里亚借用这一概念所描绘的是一种导致各种界限崩溃的社会“熵”增加过程。追随麦克卢汉,博德里亚将现代性描述为一个 生活领域日益分化的外爆过程,而将后现代社会看作一个去分化的内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辩证法已经失效,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所主张的每一种二元对立之间有的边界、范围和差别都已消失。这样一种内爆状态,在博德里亚看来就是由高科技传媒手段所主宰的后现代社会状态。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一书中认为,在当代电子传媒时代,内爆广泛存在,电子媒介文化使信息、体育、娱乐、名人、商业、公共领域、私人空间等整合一体,它使美国的总统选举“内爆”成一场“政治秀”或“政治肥皂剧”,也使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成为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博德里亚的内爆理论消除了一切对立与差异,不仅政治与娱乐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及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同时博德里亚还宣称:“整个社会都已内爆。”
  幻象、超真实、内爆三位一体消除了真与假、客体与概念、现实与表征等之间的表述性差异,通过将“现实”和“真实”的表象模拟为本体论的假定之物而消除“现实”或“真实”。因此,仿真的时代就随着所指物的消除而开始了,能指符号这种比意义更为灵活多变的物质复活了一个超真实的世界。这不再是一个摹仿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复制的问题,而是一个用符号替代现实本身的问题。
  符号对现实的置换,构建了一种零度的空间,没有风格,没有指涉,这是社会的零度化的存在状态。“零度”曾是巴尔特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概念,他是针对萨特关于“小说写作必须对现实进行价值干预”的观点提出来的,认为文学写作应该是一种中性的、直陈式的,这是消除写作神话的基础。显然,早期的巴尔特把零度思想作为走出小说意识形态的写作方式。而在《流行体系》中,巴尔特关于“零度”的论述较以前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时他认为,正是中性的东西构成了时装写作、流行体系的重要特征,追求零度写作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博德里亚在这里是从批判的意义上来使用“零度”概念的,他认为零度状态是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它是广告语言的最好表达方式。博德里亚称“电视广告”为“绝对的广告”,“基础为零度的广告”,它“没有任何深度,它是瞬时性的,而且瞬间就被忘记”。然而,它铺天盖地,把一切表达方式(一切文化形式和一切语言)统统为我所用,不容分说地强迫人接受。在博德里亚看来,符号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使语言的零度、物体的零度呈现出来,也使需要的零度、时间的零度呈现出来。这是一种纯粹形式的空间,一种感受不到内容压抑的没有深度意义的空间。
  也就是说,在符号构建的仿真社会中,“意义”失去了其合法地位,任何执著于对“意义”进行阐释的理论都应被归于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中加以摒弃。博德里亚认为,现代性理论分析的对象是“真实”,这种分析逻辑是建立在真/假二分的基础上,与这种二分法相对应的是本质/现象、主体/客体、基础/上层建筑、意识/无意识等的二元区分,现代性理论追求的是去除现象达到本质的状态,尽管“本质”是什么,现代理论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电子媒介时代之后,在所谓的“真实”、“本质”遭到质疑与批判之后,或者说当“原型”意义上的“真实”本身变成了一种幻象之后,这种区分失效了,因此依据这种区分构建起来的现代性理论也受到了挑战。
  后现代的仿真对“真实”宣判了死刑。真实的死亡,是传统二分法的死亡,也是传统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死亡。在后现代社会中,二分法不再构成叙述的标准。所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时代已经过时。在博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将生产看作资本主义的一面镜子,这是“生产之境”;而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以及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拉康的理论、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德勒兹与伽塔利的《反俄狄甫斯》都是建立在一种二分法的基础上,以力比多的释放与自由的获得作为“真实”的标准,这是“欲望之境”。甚至福柯关于性与权力的叙述也没有逃出这一理论的陷阱。在这种理论的背后,则是对死亡的理性控制,正是对死亡权利的控制构成了现代性支配权力的深层基础。基于这种理解,像福柯一样,博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考察了死亡的系谱学,认为一种超出理性控制的死亡,是走出现代社会、走向象征交换的重要主题之一。因此,博德里亚提出,用灾难性的死亡来代替对死亡的理性控制,应该说这是在身体也被符号化的时代的一种“乌托邦”式选择。
  根据博德里亚的观点,形而上学是一种理性自恋,当形而上学家们认为自己发现了深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真理时,他们发现的实际上是自我理性的投射,他们把自己的理解与事物的所谓真理、意义等同起来,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等同。因此说,一切阐释归根到底都是“我”的阐释,这是主体对客体的强暴与殖民,也是工业化进程中现代性理论的特征。而后工业社会,物的符号化丧失了主体的支配地位,主体不再对客体具有优先权,而是成了符号控制的对象,处于“一种被耗尽的状态”(杰姆逊语),只能听凭符号的摆布。博德里亚把主体性失落的后现代称为一个没有意义的荒漠世界,一个幻觉终结的时代,一场精美的谋杀。这是“意义”、“真实”、“主体”都死亡的世界,是一片静寂的荒漠。在这片荒漠中,除了符号,几乎一无所有。在博德里亚看来,只有这种荒漠的境界才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桎梏。
  博德里亚的理论语境较为复杂,其思想前后变化也比较大,但就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他对由符号构成的幻象社会的分析及对这个社会流露出来的宿命般的悲观情绪,足以看出他已敏感到了一些问题。
  
  [责任编辑:陈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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