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不为稻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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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考据学不能给以恰当的评价，并加以歧视，这妨害了对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而要复兴古代儒学的宗旨，就必须从整理、研读儒家经典着手。考据学者诠释儒家原典目的是为了掌握儒家的真谛。进而以此为出发点使儒家精神能融入时代。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问题提出解释和解救的方案。这既是考据的自然发展及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学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考据学；乾嘉考据学；儒学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而儒家的思想又集中反映在其几部主要的经典上。考据学，尤其是乾嘉考据学通过经典字词的阐释，还原了经典本意，进而把握古圣人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并且在学术实践中将之化为己心所有，然后将之融入时代，化为时代精神。
　　
　　一、考据学的产生是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清代考据学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言，亦称朴学或汉学。因其在乾隆、嘉庆时臻于极盛，以时代而言，又称为乾嘉学派。长期以来人们论及考据学时，批评过多，苛求太甚。龚自珍在《咏史》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既是朝世，又是辛酸的伤叹。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人们忽略了探究考据学者的心态和起因，不能跳出后人给他们划定的定义和框架，也就难以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考据学，这无疑妨害了对我国一些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由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而要复兴古代儒学的宗旨。就必须从整理、研读儒家经典着手。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范围乃以经学为中心，其学术成就也较多反映在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为了准确的理解儒家原典，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皓首穷经。埋首于故纸堆不是目的，在学术实践中将原始儒学化为时代精神，以指导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才是他们的追求。这既是考据学的自然发展及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家文化的内在要求。在大兴求真务实的今天，非常有必要为考据学正名，这将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考据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整个工作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它的产生是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文字狱或其他的原因。它在中国源远流长，也许自孔子删定六经的时候起，就产生了考据学。后来的秦始皇焚书不知道烧掉了多少珍贵的书籍，项羽进咸阳的一把火，又不知道毁掉了多少古籍。虽然有的书后来又出现了，但多失去了本来面目：或篇章亡佚、或字句讹误、或真伪可疑，其可信程度极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儒学的继续发展，就必须对儒家经典进行考证辨伪。西汉的刘向父子、东汉的马融、郑玄等人就在这方面进行钻研，唐代的颜师古、孔颖达等人直接继承了他们的学风，清代考据学则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学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了高峰。其时著名的考据学家达170余人之多，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或从惠栋之吴派，如余萧客、汪声、顾广沂、江藩、王鸣盛、洪亮吉、钱大祈等；或从戴震之皖派，如段玉裁、龚丽正、江永、金榜、王念孙、王引之、孔广森、汪中、焦循、阮元等。在学术实践中他们有的以治经著称，有的以考史见长，有的是小学名家；他们的态度是客观的，方法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朴实的。学者表面上对经学文字研究，目的则是思考如何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各种问题提出解释和解救的方案。因为每种方案几乎都能从原典中找到其立论和行动的根据。
　　持清代考据学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观点：“政治高压说”(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唐君毅、侯外庐等)，“康乾盛世说”(粱启超、侯外庐、王俊义等)，“时代改革说”(如李询)，“儒学内部运动说”(如章学诚、钱穆、冯友兰、陈祖武等)，“宋学说”(如张舜徽)。但普遍的说法还是“文字狱说”(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范文澜、剪伯赞、郭沫若、郑天挺等)，“文字狱说”几成定论。实际上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也构不成因果关系。
　　把考据学派的兴起归因于清朝文化压制政策的说法，忽略了前代出现过类似政治环境的事实。唐宋两朝也不是自由表达政治观念的天堂，而明朝的厂卫制度及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其手段之残酷。规模之大、远远超过清朝的文禁。文字狱古已有之，历史上诗案、诗祸、文祸、书案、逆书案、笔祸等不绝于耳，为什么清代的文字狱显得更加突出呢?因为清代的文字狱有了它的新内容，清政府把它是作为维护民族统治的专制主义的工具：一方面统治者利用它来消除汉族士大夫民族反抗情绪，“对之打击范围必广、挑剔必严、程度必酷、镇压必重”②；另一方面又安慰士人，开“四库馆”，招致学者修书，让他们耗尽毕生精力于寻行数墨之中，磨灭他们的意志。用高压的手段来摧残社会舆论，用怀柔的姿态来粉饰社会太平，考据学便是这一软硬兼施的政治目的表现。可以说“文字狱”是封建专制加强的副产品、是禁书令、是复古书、是“莫须有”的幽灵、是大清王朝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是学者心上至今仍隐隐作痛的伤疤。它规定人们不能读“离经背道”之书，只能对古籍进行整理；它告诫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要安分守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它提醒那些有思想的年轻人，不要研究现实，不要议论朝政，“故纸堆”才是他们的归宿，才是他们的好地方；它是治学道路上的陷阱，迫使读书人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要有越雷池的“非分”之想。所以，对受害者来说，“文字狱”是一种暴政，这对于当时的“盛世”而言，它实在是一种“败政”，这种“败政”是对当时的“盛世”的自我否定。也许这只能反映制造文字狱的人――封建帝王刻薄的个性和自卑的心态。在搞文字狱过程之中为自己的过于敏感心理状态寻找一点儿安慰罢了。
　　满族由偏处东北一隅而入主中原，造成明清鼎革的巨大变迁。汉族知识分子在反思、追索这一历史事变的原因时，认为这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痛定思痛，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家空谈心性、脱离实际，是明廷灭亡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促成了清代儒学的生长点。学者们通过考据对儒家经典进行的再整理，确保在清廷入主中原的情况下保存了儒家文化历史使命，弘扬儒学的爱民利生精神。他们关注时政与民情，把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致使考据学渐成气候，到乾嘉时期已达到了鼎盛而主盟学坛。可见“决不能把大兴文字狱视作乾嘉考据学形成的惟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是传统儒学内部考证求实风气的继承和发展，反理学思潮是考据学形成的主要原因。余英时在《历史与思想》一书中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着眼，分析了清代考据学与宋明理学的渊源关系，得出清代考据学系“直承宋明理学的内部争辩而起”的结论。考据学与理学在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如果真正要解决谁是谁非，最后只有取证于经书，转向双方都据以立论的原始经典。可见，从理学转入经典考证，是儒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在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程朱理学的宝座随着王朝崩溃而坠落。就学术主流而言，自宋代开始的统治中国600余年的程朱理学在清代并不是继续发展。 而是走人它的否定阶段。“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在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之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好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理学的危机也就是儒学本身的危机。而这种“道问学”代表了清代中期儒学发展的新动向，使儒学获得了生机。宋儒创立理学，原本是为了复兴儒学。但随着理学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它距儒学的原旨就愈远。历代帝王奖掖理学家，甚至出现了康熙、雍正等“理学天子”，实际上表明了儒家原始精神的失落，儒学(理学)成了政治权威的婢女。“事实上，无论当时学者意识与否，他们都是在做一件大事，是在致力于一次含有深远目的之学术统绪调整，也是一次对宋元明以来七百年国家兴亡历史的总结。”
　　
　　二、清人的精神家园
　　
　　一般学者认为清代既是一个只有学者，没有思想家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贫乏、缺失独立的哲学精神的时代。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在其《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以非常沉痛的口气说：“我们这个课程只讲到这里，明亡以后，经过乾嘉年间，一直到民国以来的思潮，处处令人丧气，因为中国哲学早已消失了”。我想这些说法是不全面的，这是没看到考据学的历史地位。考据学是在文字狱的社会环境下批着复古外衣，采取间接的方式来对社会有意义的政治、道德课题的关注。郭沫若曾说：“经学家搞考据，在当时是对政治的消极反抗”。学者并非为考据而考据，考据不是目的，但在清廷对文化的压制下，手段成为目的。表面上，乾嘉考据学者似乎只在注重对几部古书的考据整理，无益于儒学思想的发展，实际上埋首于故纸堆的目的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隐藏着浓浓的现世关怀。因为要复兴儒家学说中的爱人利生、积极有为精神，要复兴古代儒家的优秀传统，就必须从整理、研读儒家经典着手。考据学具有着丰富的历史思潮渊源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既是历史沉积的必然反应，又是新的思想变革的起点。考据学所具有的内在的精神气质包含着破坏旧说的科学精神，“考据学实在是一种渐进式的革命”，所以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之考据学，四者而已。”
　　考据绝非是末流之学，而是民族文化的精华。考据学者运用科学方法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初步总结。虽然清代确有为考据而考据的学者。我想那是丧失了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在玩弄考据学。从当时的社会主流来看，大多数学者们是甘于寂寞，能沉下心来“皓首穷经”。并在长期锻炼中形成的一整套的古籍整理的校堪、训诂、辑佚、辨伪、注疏、考订史实等方法，对古代典籍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使得中国传统学术得以传承和发扬，把儒学从“异趣”的遮蔽下解放出来，“把陷于困局中的儒学拯救出来”从而将清代思想文化引导一个新的境界。考据学这种踏实的做学问精神在今天则是我们所缺少的，值得汲取和借鉴。他们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不正是对那种“为做官而学术”的庸俗风气的抗争吗?可以说今天学术界新一轮的“假大空”现象又来了。学者们在做学问方面则习惯于“凿空”、“虚造”、“支离”、“空论”，为追求名利而忙于出书，动辄几十万字、几百万字、甚至几千万字，一路向上飚升。可见，今天重提考据学，重新提倡求真、务实和从基础做起的严谨学风和科学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考据学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它导致了清代思维方式的变化。它把千百年来的人们的主观思辨变为批判和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和科学精神。这是自汉以来所未曾有过的，这种求真求是的考据学风也是医治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各种弊病的一副良药。遗憾的是今天各种形式的考证、考据已被当作历史的垃圾抛弃了，我们已习惯于单凭“上面一句话”或“权威”来决定问题。忌讳曲笔，事实失实，或有意隐讳伪造，这是要把人变成欺瞒虚伪的人，其祸之烈，难以尽数。历史好比是被人的利害关系搞浑了的一塘水，必须撒下一些清洁剂，才能清彻起来，才能看清其中事实的真相。对研究历史而言，考据学就是这种清洁剂。它告诉我们，无论对待“经典”，或写历史，或对待已有的史书，都要有一种考据眼光、下考证的工夫、不能轻信、不要盲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考据学所蕴涵的注重实证、言必有据、“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态度，为儒学的复兴做出了它自己独特的贡献。今天就让我们吸收这种优良学术传统，把它汇聚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去感受儒学的复兴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涌动吧!
　　
　　责任编辑　张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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